《破嘴》心一非

1、第一章 削职为民

　　“怎么张庄的河工伙食补助费是每人一天一块钱，我们却是七毛钱呢？”
　　“真是出了鬼了，难道我们是他妈后娘养的？同是一个乡，农民河工补助凭什么不一样子啊？！”
　　“哪个晓道啊？反正大队发多少，我们就拿多少，这能有什么法子呀？”
　　大队部，会计室。
　　起早摸黑，修河挖渠，累死累活干了一春的民工们，正在领取他们的生活补助。干部原先说好的，每天按乡里的标准发给伙食补助。可是现在大伙干了两个月，每人才拿到四十二块钱，而同是修河挖渠，别的村发的是六十块，他们对此心生不满。老实的，叹一口气，精明的，开始追究。
　　“不行，我去问道村长！”孙小毛子，三十多岁，一个说话嗡声嗡气的年轻人，仗着亲弟兄五个，在村上从不受人窝囊气。
　　村长吕一清正在家里吃午饭，他手里端着一碗乱石堆似的红薯粥，蹲在堂屋门口旁边。看到大步流星走来的，一脸不悦的孙小毛子，还没等开口说话。就听孙小毛炸鞭似地责问道：
　　“吕村长，你平时最能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也从来不说鬼话，所以今天这事我就要问问你:河工补助，为什么人家村发的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我们才拿七毛啊？”
　　“这个，我，我，你问书记去。”吕村长一脸为难的说，两只特别大的眼睛没有了平时的亮光。
　　“他们嘴里没一句真话，我就来问道你。哎，村长，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可从来都是晓道什么就说什么，晓道多少说多少的啊。是不是这里头又有什么鬼啊？”孙小毛一步不让。
　　“这个书记不给乱说。就是，哎，书记叫我这么说的：就说村西头还有一截公路要修，留点钱下来用作修路的。哎，其实就是扣一部分钱下来留给大队平时用的。”吕村长语气低低地说。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孙小毛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乡长办公室门口，聚集了二三十口子，全是清一色的青壮年，领头就是孙小毛子。
　　“尹乡长，让村里把差我们每个人的十八块钱补发给我们，不然我们就到县里去告！”
　　“对，不然就上告！”
　　众怒难犯。
　　乡长发话，补发每个人的十八块钱；村支书梁一秋调离该村，到别的村任村长。
　　被降了职梁一秋见人就说：都怪吕一清这张“破嘴”！
　　吕村长则依旧重复着他的那句老话，并且是逢人便说：“我告诉你，他那样做不行，迟早会出事的。”
　　说起吕一清的这张破嘴，他的老婆的娘家人简直可以是深恶而痛绝之。和吕一清同住一个乡的他的一个小舅子是当地的大队会计，乡里开会他们总是能见面，每次看到吕一清当着参加会议的那么多人，因为村里工作上的事情就和支书争得面红耳赤，身为大队干部的他的这个小舅子感到很没面子。年轻时的吕一清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起码说是处对象时还是个彬彬有礼，不多言冒语的好青年。那时候他还在部队服兵役，一身军装，一双大眼，高高个头，一表人材，也不像现在这么瘦削。如果那时他就是这张破嘴，谁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呀！
　　能好会道，本能并不什么坏事。圣经上有言：一句话说得得体，就像一只金苹果落在篮子里。可是吕一清却偏偏把烂苹果往没底的破篮子扔，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因为他的话基本上都说得不合时宜，也就是不该说的话、不能说的话，他都会说，更关键的是他不分听众，或者说有的话是不能对有些人说的，可他偏偏就对这个人说。搞得他的人际关系，准确地说是“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在当地村组干部眼中，他简直就是眼中盯、肉中刺，他家也就成了标标准准的“尖头户”。
　　吕一清有兄弟姐妹四人，其他人都是老实本份，他的弟弟甚至说话还有点口吃。按照他父母的说法，就是他们的这个儿子可能就是当兵时候在部队留下的后遗症。有着高中文化的吕一清，凭着活络甚至是聪明的大脑，加上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和热情乐观的个性，进部队不久就从事通讯工作，很受部队领导的喜爱，很有提干留部队工作的可能。可在一次处理通讯线路故障时，不小心被电着了。从那以后，他好象变了个人似的，话特别多，一件事情能反反复复、详详细细说上好几遍，遇事还特别能较真，不久就退伍回家了。
　　部队上领导还特意让地方给他一点照顾，于是安置办通过协调就给他安排个村长的职务。他说话反复的特点倒是很适合农村工作，老百姓没文化，多说几遍容易理解；但遇事较真，没有“心眼”，又恰恰是做干部的大忌。刚干半年，村支书就到乡里告他的状，说吕一清不和他站在一边，倒是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吕一清也因此得了个外号：老可。他们说他一张嘴都能说过鬼，根本用不着两张嘴（吕字是两个口）。
　　书记调走了，老可也因为工作上不能识大体、顾大局而被降为生产队小队长。
　　虽然降了官，但这个吕一清，也就是老可仍不思悔改，或者说他压根就改不了，这已然成了他的天性。又是半年后，终因不能适应干部队伍的需要，被削职为民。妻子腿有残疾，两个儿子都读书，刨着家里的二亩田地，养活全家成了困难。因为没有一门挣钱的手艺，下岗后的老可只能跟村里瓦工去做小工。
　　中国自古就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在那些市利的工头子眼里，他这个下岗干部，就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们处处给他白眼，指手划脚，差使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到年底工钱被拖欠最多的总是他。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想要老可这样的“精明人”。老可虽不如《三国演义》里的杨修能识破曹操的鸡肘口令，但对工头们的建筑材料以次充好，降低水泥黄砂的配比标准，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用工人工资去抵还银行贷款等等诸如此类的诡计，总时能过早地一一识破，并且是当场指出。搞得工头们苦不堪言，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找出各种理由拒绝他到工地上班，正值壮年，没有一门专长的老可急需一份挣钱的差事。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的浪潮，老可买了辆人力脚踩三轮车，凭苦力挣钱。他农忙时在田头，农闲时在街头，苦是苦点，但却落得个自由。
　　他家离县城有十多里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中午啃着随身带着的干粮，就着随身带的凉水（每次喝水时，他都向同伴晃晃手里的军用水壶，炫耀着说这是我当兵时部队发的，尽管那个水壶早已绿色腿尽，斑驳陆离），晚上十点收工回家，真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但老可却乐此不疲，在自由的大街上，在那帮无拘无束的拉车的难兄难弟面前，他可以尽情地展示他的口才，清闲时还哼哼自己编的小曲，和那些拉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朋友在街头上、马路边说着唱着，引来众人注目：
　　脚踩小三轮呀，
　　南门到北门。
　　大街到小巷呀，
　　一块钱一人。

　　脚踩小三轮呀
　　我是自由人。
　　南来又北往呀，
　　认识许多人。
　　……
　　在城里，蹬三轮车算是个最最下等的行业，甚至比不上拾破烂的。马路上，气喘嘘嘘、气壮山河的公交车就是老子；理直气壮、横冲直撞的出租车是儿子；招摇过市、不可一世的有钱人的小轿车就是骄傲的公主；还有呼啸而过绝尘而去的摩托车就像小老婆养的儿子，偶尔得宠却永远上不了台面，而悄无声息、无处不在的电瓶自行车，如同富人钱包里的零花钱，看着碍事，但用着方便；只有这破三轮，就像鲁迅笔下就的黄包车一样，因为其主人身份的卑贱，就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横眉冷对，得而欺之。
　　人们需要时，唤一声“三轮车，快！”不用时，总嫌它占了自己的道，随口就一句：“死三轮车，够死了！滚一边去！”好像从来没有人感觉到，它也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员，它也在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它在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养活了一大批像老可这样的贫苦阶层，让他们在农村和城镇的夹缝间，用自己的汗水寻得一片自由的天地。
　　老可在城里时间长了，接触到天南地北的，上层下层的各种各样的人，懂得的东西也多了，有了更多的较真资本。如果说做村组干部时他的嘴是“村务公开栏”；现在就成为“农村政策宣传栏”。诸如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农业税“三两五钱”每个人头该出多少钱、干部收农民的钱要有文件依据、上缴的费用要得到相应的国家正式发票等等。每得到一个信息，他回家就像喇叭一样的见人就广播，而且像录音磁带一样不厌其烦反复播放，看到广大群众那如饥似渴的眼神和感激赞许的目光，老可觉得自己很伟大，走路都像要飘起来一样。当然不用说他的做法触动了干部的神经，也让他们对他更加恨之入骨。他们只恨法院的封条能封门封窗就是不能封嘴，不然他们一定会找个荐把他这个喇叭给堵上。
　　头上没有了乌纱帽的遮挡，以前碍于情面郁积在各位大小干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如冬天里的冰雹冷冷地重重地朝老可砸来，也给他的家人带来诸多麻烦，更让邻村的亲戚朋友感到脸上无光。
　　村里每次不管筹什么钱，老可家都是首当其冲，而且按规定先缴款应得的奖励或者减免，老可一分也得不到，因为那往往是内部规定，文件上不会写明的。老可的第二个孩子属于超生，应当罚款两万元，可以办理结清手续。按规定可以分期还款的，可是乡村干部齐上阵，非得让他一下子缴清。超生了，是自己理亏，就是到法院，这钱也得交。想到每次干部上门催款时的凶神恶煞样，老可狠狠心做了一万元货款，把款子结清了，“四清证”总算办下来了，以为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