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将倾》梅尚程荀

34、第九回 抗旨不尊

　　第九回抗旨不尊
　　李鸿章正在返回直隶的路上，中途在上海逗留。上谕到达上海，要他立刻去两广督战。李鸿章仔细研究上谕，揣测慈禧太后的真实用心。李鸿章素来知道老佛爷最喜欢的是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老佛爷垂帘听政之时，国际上曾有过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法国率先表示支持。所以老佛爷对法国可以说又爱又恨。
　　这次老佛爷之所以这么果断地让自己去两广督师，打法国人，恐怕是另有一番意思。
　　李鸿章岁不比慈禧太后肚里的蛔虫李莲英，但揣测慈禧太后的心意，可以说也猜中□□。慈禧太后凭着这么多年斗争的经验，早已掌握了一套权力斗争的秘籍。凡事要权衡力量对比，只有稍稍有利于自己时，才会发起攻势，否则不管他人如何怂恿，都一定会采取守势。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年独断乾坤，掌控大局于股掌之间，凭借的正是她对时局和自身力量的精准分析。
　　在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官僚兴起且掌握地方实权，使地方实力派的典型代表，内轻外重之势已成。第二，湘、淮军政治集团主导由在野派逐渐向当权派转化之势已成。第三，湘、淮军政治集团主导洋务运动的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局面形成。第四，来源地主阶级基层成员的湘淮军政治集团在野派意识残存，尚未消失。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他们尚不愿放弃素来标榜的理学君臣之道政治伦理价值观念，一时似不至于裂土自为，取清而代。顺其势而行，皇权主义或尚有可为，逆其势而动，清室江山可能不保。不过皇权式微之势亦属不可逆转，皇权专制主义之局已属不再可能。
　　处此形势之下的慈禧太后制定并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其一，默认朝廷权力内轻外重已成事实，遂不与在外掌权重臣正面争锋相对。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当朝旨未到时就诛杀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得海及其党从二十余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之拊掌称快，慈禧隐忍，不与追究，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其二，坚持把倚靠重点放在湘淮军政治集团方面绝不动摇，以此作为自己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的行动纲领。1861年辛酉政变后上台，垂帘听政，她当政之初宣布的东南军事“朕惟曾国藩是赖”这一方针，以后一直扩大到一切军国大计并延续至李鸿章时代。连续任曾、李督直，虎视京畿多年，不作更改。满人权贵因嫉奏劾，奏折收而不发，以待时机，一律不作处理。
　　其三，凡属涉外重大洋务，乃至和战事宜，概委由洋务派出面处理，以至后来洋人签约，非李鸿章不办。
　　其四，乘湘淮军政治集团尚无异动之势，及时遏制其非分之想。
　　另一方面，慈禧对于制造在野派声势，用以制约湘淮军政治集团的洋务当权派之势却不遗余力。这正是慈禧的运动权术的关键，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意。在此笔者转引一段授业恩师所著之文以说明之。
　　同光年间，朝中存在一个著名的以在野派价值观念聚集起来的政治集团，号称“清流议政”，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刻意培养的一批以敢于上章言事，监督洋务派行为的清要官员，并逐渐使之占据中央决策（军机处）、意识形态（翰林院）、人事（礼部）、监察（科道御史）、财政（户部）等。
　　清流人士则攻击洋务当权派虚耗国力，专横跋扈；强调俭约恤民；反对铺张浪费，强调仁义待人，反对草菅人命之类的价值观念。清流人士俱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学士，说起道理来自然头头是道，句句中肯，可是轮到他们办实事时，却多是束手无策，这是历来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的通病。但正是由于他们专事挑剔当权派毛病这一特点，构成中国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必不可少的制约机制，否则当权派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以一意孤行。
　　李鸿章对慈禧太后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摸得十分透彻。李鸿章自己现在已经年逾六旬，身经四朝，如今头戴双眼大花翎，红宝石的顶子，身穿黄马褂，是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李鸿章非常明白自己是靠什么才今日，靠的就是镇压长矛（太平天国）和捻军。说白了，靠的就是自己手里的军队。刘永福本是长矛的余党。李鸿章认为自己的淮军都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何况小小的长矛。不过是法国人大军未到，暂时取胜而已。等法国大军到了，必败无疑。而两广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还是要议和。而吃了大败仗再议和，对于清政府只有更加被动。对于自己，即便把淮军家底儿都搭上，勉强多耗上法国人一段时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自己往后还凭什么再戴着双眼花翎呢？
　　李鸿章翻来覆去地想，认为自己去两广督战于公于私都是不明智的。但是李鸿章想不明白的是，自己都已经把成破厉害给恭亲王奕訢分析得十分透彻，为什么朝廷还会下这道上谕？难道恭王爷主战吗？李鸿章转念一想，肯定是那帮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主战派、“清流议政”的人咋咋呼呼，非逼着太后下旨。这道旨意不过是应付那些人而已。
　　李鸿章感觉自己把这个问题已经分析透彻了。他决定表态了。可是如何表态？难道自己能直接回奏慈禧太后，说自己不去，抗旨不尊吗？这显然不行。李鸿章想到了一个人，清流人士张佩纶。此人虽然是清流，看上去与李鸿章是对立面，但其实两家是世交，父父子子都是好朋友。论辈分，张佩纶该管李鸿章叫叔父（后来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小女儿菊藕为妻，成了李鸿章的女婿）。
　　李鸿章想到我何不给张佩纶写一封书信，就以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告诉一下他们主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今日本正在打朝鲜，万一朝鲜出事，威逼京师，怎么办？所以我必须回直隶，而不能去两广。写好之后，李鸿章说道：“这帮纸上谈兵之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像调遣我？真真可发一笑”。
　　李鸿章相好，马上让家人准备笔墨纸砚。他将书信写好，发往北京。
　　张佩纶接到书信，虽然与自己意见相左，但知道这位李叔父德高望重，所言之事必定要紧。张佩纶赶紧把李鸿章的书信给军机大臣，同为清流的李鸿藻和翁同龢看。李鸿藻读罢，看着翁同龢，“翁大人，真让你说对了”。翁同龢道：“我就说李少荃要是那么容易让我们支使动，还是李少荃吗？”。李鸿藻说道：“翁大人，那太后？”。
　　翁同龢点点头，“太后圣明，自由安排。我们先把书信给宝大人看看吧”。
　　军机大臣宝鋆乃是恭亲王的亲信之人。宝鋆看罢李鸿章的书信，将意思转达给恭亲王奕訢，并商议此事该如何回奏慈禧太后和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