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在一起》椒小妖

2、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一）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七月六号，时间距离我从中国返家不过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做，就待在温哥华的家中休息，尽可能地恢复一个半月的中国游中消耗掉的体力和精神。从温哥华到我的最终工作营扎营地共要转换三趟飞机，第一趟飞机起飞时间是早上7点。哪怕是在夏天，早上5点钟的天空依然是漆黑一片，只有几颗星星孤单单地挂在那里。老妈和弟弟尚在沉睡，而老爸则已起身穿戴好，准备开车送我去机场。

　　大学三年我每年回家最少两趟，最快乐也最期待的就是走出温哥华机场大厅时看到自家的酒红色小车停在路沿等待我，而最糟心的则是老爸开车为我送机的一路。这一路上车内的气氛往往是沉默且沉闷的。我和老爸都是属于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老爸对我独自一人离家在外的种种不放心，但他什么都不会说，而我也乐得假装洒脱。尽管他从我14岁开始就念叨要在我高中毕业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不混出个人样不让回家，但事到临头他狠不下那个心。去多伦多念书是我自己要求的，老妈当时百般不愿，老爸却板着脸说：“让她走让她走，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去外地的大学念书，搭乘火车没有坐票，整整站了一天一夜。她不管怎么样还能坐飞机呢。”我嬉皮笑脸地回道：“可不是么，我这哪能和老爸比呢！老爸当年吃的苦受的罪直赶超红军两万五了。我这算什么。”每一次当我们抵达机场，我真正要走的时候，老爸总会说：“在那边自己一切小心，有事儿往家里打电话。”每到这时我总是“嗯、嗯”地应着，但真正有事儿的时候却从没打过家里的电话。就好像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台词说的那样：“撑得住和撑不住是选择题，但我没有选择撑不住地权利。”

　　这一次送机，老爸按照往常那样叮嘱我，我也按照往常那样以“嗯、嗯”应对。老爸说完后又叹了口气，思考了半晌，又道：“和一大帮人住一块儿，别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有什么事儿多忍着点儿。”我嘴上应着：“放心吧，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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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一天的飞行和三趟航班的转换，身心俱疲的我终于抵达了那个鸟不生蛋的目的地，位于安大略省北部的苏望镇。坐在从雷湾出发的小型飞机上，我数次阖上双眼试图休息。但听得发动机的隆隆声一路响着，震耳欲聋，休息于是成了奢望。我终于放弃尝试，直坐起身，看向窗外，不想却鸟瞰到了苏望镇的全貌。刚一打照面儿我的心里就凉了半截。和我搭乘同一架飞机的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行者和来自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郊区的鱼鱼。鱼鱼的母语是法语，英语说得不是很流利，这一路上我和行者同鱼鱼之间的对话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我让她们也看向窗外，那时飞机已经开始降落了，而我们视野可及范围内只有三座房子。行者作恍然大悟状：“我明白了，这三座房子一座是机场的候机厅，一座是我们的住处，另外一座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和鱼鱼面面相觑，我还傻愣愣地问：“没有购物中心吗？”

　　尽管对于这工作营的所在地的第一眼印象不甚佳，我还是决定既来之则安之。下了飞机，我们用20秒的时间横穿机场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本想着会马上见到其他陌生的队员，谁知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过来问候我们，而且大厅里算我们在内不过五、六个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飞错地方了！”就在行者和鱼鱼准备开口嘲笑我愣的时候，一个年过半百的胖胖的女人从大门走入，直接走到我们面前，问：“你们是来参加卡提马维克的？”鱼鱼和行者都非常兴奋，连声答是。只有我在旁边看着那个女人，并暗自琢磨她的身份。她一一问过我们的名字，然后说：“我叫安，是你们的‘保护天使’。当然，你们现在也不明白‘保护天使’是什么，你们的领队马上就会带着其他的队员赶到，她之后会解释给你们。”她的语气听上去不容我们辩驳，也不容我们提问，于是我们三人点了点头。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人家的地面儿上，还是收敛着点儿比较好。更何况人家开口就说自己是保护天使，那可是我们得罪不起的。我们就算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