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在一起》椒小妖

1、缘起

　　大学读到一半，我惊恐地发现自己开始对每天课堂——宿舍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到极度厌烦，也对那些曾经让我读到废寝忘食的书本上的内容丧失了热情。那时的我每天都异常忙碌，修着五门课的同时还兼职大学校园中的宿舍管理员、学生部领导力训练活动助理以及语言培训中心学生助理三项职务。为了保证自己的分数可以勉强达到自己心中的标准，通宵不睡是常有的事。那一阵子我整个人就好像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稍不小心就会断开。不单身边的朋友、室友、上司、教授，就连自己的老妈都对我说：“妖妖，你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再这么下去你迟早把自己逼得过劳死！”为了不会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失去信心，也为了不让自己余下的宝贵的大学时间在对学习的憎恶中度过，我决定休学两个学期。头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和一位要好的白人男性友人把中国从北到南游了个遍，途中笑话百出，尽得中西文化差异之精髓。接着我又申请参加了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卡提马维克青少年义务工作营，和另外八个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人组成朝夕相处的团队，为期五个半月的时间内在加拿大两处地方为当地居民和非盈利组织提供无偿服务。

　　最初申请参加这个工作营是我老爸建议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念高中，他某一天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对于这个项目的宣传广告，马上向我推荐，并提议让我高中毕业后把上大学的时间推迟一年，先通过参加这个工作营积累些工作经验，同时也顺便到加拿大各处走走，增长视野。我高中毕业后发觉自己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就算参加了卡提马维克或其他类似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项目，也不可能把收益最大化。因此我决定高中毕业后马上进入多伦多大学，继续进修。

　　当我决定要休学两个学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专为加拿大十七岁到二十一岁的青少年设立的卡提马维克工作营。我觉得尽管实质上我是想休养生息，名义上还是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免得当自己的爹妈的朋友问起“你女儿现在在做什么哪？”的时候，他们不至于不好意思地说：“什么都没做，在家歇着呢。”工作营开始后我和一个同是来自卑诗省的被我起名为“行者”的女生逐渐熟识，于是坦言相告自己当初参加这项计划的目的。她听到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说：“我们其他人费尽心思来参加这个该死的工作营，每天都觉得好像忙到喘不过气，不过是为了可以多获得一些工作经验。你可倒好，居然把这个当成是休息？！”我耸耸肩，道：“如果不信，你可以看看我念书的时候每天的行程表。”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参加卡提马维克就表示我将度过六个月和其他九、十个人每天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生活。当朋友向我询问起关于工作营的细节的时候，我总是云淡风轻地提起这个事实，但收到的往往是他们不可思议的表情。有的甚至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妖妖，你这么折腾自己一圈儿下来，回来后是不是需要心理辅导啊？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真人秀么！”当然，也有更不给面子的，对我说：“天啊，妖妖，那帮人和你住在一起五、六个月，回家后肯定需要心理辅导啊！你尽量少摧残那些温室花朵吧。”我去！这帮损友！

　　尽管在旁人面前我不曾表现出胆怯，但我的心里却着实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虽然以前有过集体生活的经验，但那时候都是一人住一个房间，只有公用的盥洗室。白天忙活一天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一关也还是可以消停地休息，因此归根结底还会有点叫做“隐私”的东西留给自己。我很清楚这一次的志愿者计划不可能给我们提供那么好的住宿条件，不让我们搬着纸壳箱到大街上去住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我嘴上不肯示弱，但心里却担心得很，只怕自己此次成行便成仁。但通知都发下来了，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知道我要上路了。离别会也开了，送行酒也喝了，若在这时候打退堂鼓我以后可就真没法儿做人了。于是我牙关一咬，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悲壮心情，打点起行囊，再一次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