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了的远方》印小勒

7、第五章 那个男孩

　　父母都是唱片厂的普通工人，工资本来就低，除了日常开销，剩下的钱全部用来给姥姥买药，家里一直没攒下什么钱。赶上我马上升初中，又需要用钱，一时真的凑不够那么多学费，他们开始着急上火了。
　　母亲已经去求过一次舅舅，肯定不好意思再开口求他帮忙。父亲太爱面子，也不肯跟家里人开口借钱。他们没有路子，就只能低价从单位买做磁带的材料，自己做好了拿到街上去卖。
　　平时，他们下班回来就随便做点面条吃两口，然后就开始忙活起来。周末也一样，他们不敢睡懒觉，争分夺秒的赶工。
　　有天，我醒来就听见他们一边忙活一边聊天，妈妈说，“我看啊，这条街上的人也都卖的差不多了，再来的都光看不买了，咱们得换一条街卖了。”
　　“说的容易，万一去了没人愿意买怎么办？没准你一直在这条街摆着，老客户会带朋友过来买呢。”
　　我揉着眼睛走过去，他们停止了争吵。
　　妈妈问我，“吵醒你了吧？”
　　“没，我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你们的。”
　　“没有，我们干着挺顺手的，你别过来添麻烦了。”妈妈把我往外推。
　　我固执的坐在地上，拿起一张封皮按照压出来的线折过去，问她，“这样可以吗？”
　　她不说话，拿起手中的封皮塞进磁带盒里，我就跟着做。熟练以后，我就想加快速度出更多的活儿，着急了就会把手划出一道道的伤口，有撕裂的疼痛感。
　　最后是包装，这里面学问大了，一张薄薄的塑料纸，把磁带盒包裹好，在温度刚刚好的电熨斗上一贴，适时的拿开。既不会漏，也没有褶皱。
　　直到我已经二十多岁，能够挣钱养活自己，衣食无忧的时候，我都不肯忘记这段时光。每当我站在音像店的橱窗前，摸着每张专辑或平滑或褶皱的外包装时，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
　　磁带已经淘汰了，但回忆历久弥新。手上的伤口早就好了，但是心里伤疤始终都在。
　　很久很久以后，我开始怀念那时的生活，即便苦的看不到尽头，但至少还有他们在身边。
　　当年，街上摆摊管得不是很严，不用担心随时会有城管举着DV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然后你必须乖乖把东西收拾好放在他们车上。
　　我们就在家里找出了一块都已经发黄的白布，弄了个马扎往旁边一坐，随便把要卖的东西往上一摆，有人问就言语一声。一天下来，通常都是问的多买的少。
　　即便在路上摆摊卖东西，竞争也很强烈。别人看你喊的价钱便宜，他就会降到比你更低的价格。大家卖的东西都差不多，顾客当然愿意跟叫价较低的人讨价还价。有时东西本就不值几个钱，双方为了较劲，不惜压到了进货价，买谁的东西就全凭眼缘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在那个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举着我亲手编的玻璃丝手链，对他说，“买我的吧，我额外送你一条手链。”
　　我还那么小，况且还是在那个年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DIY。我只知道生存，知道挣了钱妈妈才不会伤心难过，爸爸也不会唉声叹气。
　　编手链不是我发现的商机，只是它能打发很多时间。有时，我对着陌生的人笑累了，就一个人躲到河边去编手链。我又遇见了那个男孩，他是跟着爷爷奶奶过来出摊，平时也在这周围转悠。
　　“我今天又帮奶奶串了五十多串羊肉串。”他一边踢着石头一天对我说。
　　他很喜欢站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我愿意做一个聆听着。虽然一直都是一个说一个听，从来没有过对话，但我们都心里都明白。
　　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生活经历也意外的相似，但他的性格比我坚韧，生活态度比我积极。他就是噼里啪啦说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也能感染我。
　　没过多久，他也走了。
　　起因是他爸爸来了，在旁边的烟摊买了一包假烟，抽了两根觉得不对劲，一气之下把烟摊给掀了。摊主跪在地上捡散落的烟，他不仅把烟都都踩烂了，还踩住摊主粗糙的大手，来回在地上捻。漂亮的女人把那个小男孩搂在身边，低声说，“一子，别乱跑。”
　　天下的母亲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看到打斗画面已经上升到了限制级，母亲也用双手捂住我的眼不让我看，“别看了，吓着你。”
　　我推开她的手，还是直愣愣的看过去，也是想看那小男孩的表情，“只有清楚的知道伤害在什么地方，才能做最好的抵抗，逃避是没有用的。”
　　我们就生活在兵荒马乱中，周围到处是厮杀，只能从别人的尸体上踩过，在绝望中自求多福。只要灾祸一天没降临到自己身上，就继续担惊受怕的活着。但我们都知道，该来的，早来晚来都会来。
　　该走的也早晚都会走，留也留不住。
　　他走了，那个自言自语都能给我安慰的小男孩走了。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再见，就擦肩而过了。
　　我坚信，有缘就会再相见。
　　那个漫长的暑假，我一天不敢落下的陪着妈妈出摊，只是祈盼再相遇时能问问他的名字，或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我始终没有再见他，只见过一个跟他穿着相同款式鞋子的男孩，从我眼前匆匆不走，未曾停留。
　　我指着他的鞋，对妈妈说，“妈妈，你快看，他的鞋好漂亮。”
　　妈妈知道，我看不到他的衣服，看不到他腕上的手表，只能看到他的鞋。我们一样，用一种很低的姿态在别人的鞋跟下讨生活。
　　后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几乎一天卖不出去几盒。这么多的磁带也不能砸在手里，就只能搬着一箱子磁带挨个胡同转着去叫卖。为了能多挣几口菜钱，他们也对亲朋好友下过手，事先跟家里人讲好，在假装碰巧路过进去聊两句。
　　每次，妈妈进去待一会儿就会说，“不跟你多聊了，我得走了，我们家那位还在外边等着呢。”
　　“干嘛让他在外边站着啊，多热啊，赶紧让他进来。”这是引出后话很必要的一句话。
　　这时，妈妈就会面露难色的说，“我们刚卖磁带回来，他拿着好多磁带呢，进来不合适，弄的好像特意让你们买似的。”
　　我都觉得她说的话特假，但家里人还得厚着脸皮应和，“没关系，让他进来吧，我们也开开眼界，万一有好听的呢，你就低价卖给我们。”
　　现在我还是觉得妈妈的行为特别假，可是跟饭桌上溜须拍马的那种假不一样。
　　其实他们特别磨不开面，每次都在门口徘徊很久，做好了十足的心理准备才进去。他们也不想这样做，只是生活把他们比到了这个份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女挨冻受饿而无动于衷。他们是无奈，不是无耻。
　　妈妈特别疼我，生意好了就会去麦当劳给我买六块钱一杯的奶昔，对我说，“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灾难是一定逃不了的，那也不该让如此年幼的你来承担。我还不能给你很好的生活，但我在努力，给你比今天好的生活。”
　　我抱抱她，说出了一句根本不想那个年纪的小女孩会说出口的话，“坏到最坏，就只能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奶昔已经涨到十多块钱一杯了，但我会记住，那永远的六块钱。
　　我对那个暑假唯一的印象除了那个小男孩，就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生活。我一直用坚硬的外表堆积起堡垒，抵御所有的艰辛。我发现外表刚强的人，内心反而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