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前溪岸

1、前世

　　道济如果还健在，今年，也八十一岁了。我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去年暑期到北京，还想着，要不要去白云观看看他呢？后来，没去成，心里也不觉得遗憾。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晚上做梦，尽梦见这些老人。我常常梦到，我和道济、还有鲽金在肖家桥的炮台旁玩，金清港的水哗哗流，我穿着斜襟的褂子，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忽然就惊醒了。
　　这个梦，我做了很多年，一年比一年真切。儿时的玩伴，在梦里全聚齐了。平时见不见面，也就不打紧了。
　　道济是我五伏里的堂哥。从祖父这一代算起，他是长房的三孙，我是二房的长孙。他属猴，出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比我大八岁。按理说，我俩小时候是玩不到一块儿去的。可这些年来，我总梦见他。一族同辈的兄弟中，就我和他漂泊得远。同是天涯畸零人，我总以为，我那些稀奇古怪的感想，他会明白。
　　道济有两个哥哥，分别叫道生、道辉。一个妹妹，叫鲽金，“鹣鲽情深”的“鲽”，“金玉良缘”的“金”。他们的母亲是名门闺秀，这名字取得特别，大概，是她年轻时的一番寄托吧。可叹现实中，大伯与大伯母是十足的怨偶。他们过了半辈子，恨了半辈子，相互咒骂了半辈子。道生和道辉小时候，家境尚富裕，还当过几年少爷。鲽金是小囡，自然也受过一些宠爱。只有道济，生在青黄不接的年头，真是爹不疼娘不爱。
　　他还在娘胎中，大伯就抽上大烟了。妻子陪嫁过来的千顷良田，全让他烧光了。大伯母气急攻心，哪里还顾得了大家典范。从道济记事起，父母对骂、厮打是家常便饭的事儿。这孩子从小缺乏安全感，胆子小，总是怯生生地躲在人后。他到底是怎么长大的，恐怕谁也记不得了。

　　我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心理学。一篇文章说，童年烙印对一个人的性格取向影响至深。对命运，对不可抗的外力，他是积极应对，还是悲观退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童年体验。我深以为然。
　　大哥道生对童年还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候，家还是家，青砖红墙琉璃瓦，父亲和赞慕阿叔在书房里高谈阔论，他攥着母亲的裙摆，轻轻地，轻轻地，走过长廊。天井中央摆了两口大水缸，一口栽了红莲，一口栽了白莲。雷雨天，豆大的雨珠砸下来，他踮起脚，看见红尾巴的金鱼，在莲叶间东奔西窜。
　　这一派融融的景象，道生缅怀了很多年。□□那会儿，我串联回家，他还说起这些前尘往事。他的潜意识中，一直不肯认命。他不相信，家就这样破了，人就这样亡了，那个青衫磊落的父亲变成了大烟鬼，那个轻吟细语的母亲成天叉着腰，在台门头指天骂地。这其中的急转直下，道生无法解释，更无法接受。之后数十年，他一直在抗争，在逃离，在怨怼，他无法活在现世中。
　　道济比道生小了六岁。他的境遇，和大哥迥然不同。对道济来说，父亲就是一道昼伏夜出的影子，脸色苍白，眉头紧锁，终日一言不发。他要么靠在烟塌上吞云吐雾，要么握着一卷发黄的《毛诗》，弓着背，在屋里踱步。道济甚至不记得父亲的声音，大概，父亲从来没有和这个生不逢时的幺儿说过话。他对童年的鲜活印象全来自母亲。母亲的眼泪，母亲的大嗓门，母亲蓬乱的发髻，母亲蒲扇大的巴掌，随时随地，火辣辣地，招呼在他脸上。这是道济的幸还是不幸呢？他摔倒了，自己站起来；肚子饿了，自己挺过来；生病了，自己熬过来。道济的一生，仿佛是无悲无喜无期望，安贫乐道，节哀顺变，没有什么不可面对的，更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

　　大伯父过世，是民国二十八年。那年晚春，雨下个不停，天地间是粘稠的潮意。那个曾经才艺双绝的徐先生瘦成了一张纸，油渍斑斑的绸褂子套在身上，脚步踉跄，眼神漂浮，双颊深深下陷。那模样，像一支白烛，元华燃尽，明火将息，只剩下一滩软塌塌的蜡油强撑住灯芯。
　　四月初的一个清晨，他大概是烟瘾上来了，在家中翻箱倒柜未遂，又寻思着变卖良田。那会儿，天还没有全亮，他一个人，晃晃悠悠，绕过四合院，荡出村口。他的心中，说不定还有几分窃喜。这是第一次，大伯母没有从睡梦中一跃而起，伙同孩子们，大喊大闹拦住他。毗邻而居的叔伯们也没有闻风而动，站在台门头指着脊梁骨骂他。这个败家子全然没有想到，大伙儿反常地静默，不是他们睡得太沉了，而是两天前债主扛着枪杆子上门，他家所有的田地住宅首饰，祖传的，陪嫁的，馈赠的，一五一十，全典出去了，一亩不剩，一间不剩，一件不剩。这位新晋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他从厢房后的小门溜出来，迎着微茫的曦光，奔向田头。
　　那一天，后来的变故，我们难以揣测了。有人说，他在田里遇到一队长工，那些平日对他卑躬屈膝的壮汉忽然换了一番嘴脸，指着他的鼻梁，肆无忌惮地取笑。有人说，他看到徐氏经营了百年的田畦立上了别家新砌的牌坊，幡然醒悟，又急又痛又悔，不自觉就走到了河边。也有人说，他只是烟瘾发作了，神思恍惚，难以自制，还没走到田沿呢，就一头栽下了金清港。

　　这些传言，是或非，悲悯或喟叹，对道济和他的母亲来说，有什么分别呢？听说，大伯母去河滨认尸，脸上殊无悲恸。一张旧床单盖住了那发泡水肿的丈夫，她拉着四个惊恐的孩子，不言不语，不哭不闹，只远远看着。一夜夫妻百日恩，属于她的那点恩情，早已在无休止的打骂、煎熬与愤恨中消磨殆尽。或许，她心中的良人，早已在数年前的烟塌上死去。此刻，她更忧虑的，是失去了田园，又无片瓦遮头，孤儿寡母何以为生？
　　情境如此凄凉，据说，连贩鸦片的债主也动了恻隐之心。在族中长老的周旋下，最终，给母子五人留下了两间厢房。
　　那一年，长子道生13岁，被送到国立崇文中学当校工。崇文的校长是世叔徐赞慕，曾与大伯交好，见道生斯文俊秀，有乃父之风，对他颇为照拂，只吩咐做些烧煮盥洗的活计。在老家，大伯母拉扯着10岁的道辉、7岁的道济和5岁的鲽金，靠浆洗缝补和乡邻接济为生。
　　这消停的日子过了没两年。民国三十年，伯母患上乳腺癌，无钱救治。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她没有留下一句话，面朝西天，悬梁自尽。大伯母并不念佛，她的娘家在东海之滨，朝西的意思大概是愧无颜面见父老。那一年起，四个孩子成了彻底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