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辉见闻录》爱情抗体

23、暴风中的应对 我闻之，潸

　　3号的晚上，在老北京酒楼，我宴请周家二老，张家叔婶，还有兰爸爸。从墓园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老爷，他带着一个小随从，正要去看老爹。须发已经全白的老爷，淡淡笑着，“我这一辈子，只有文忠一人能陪我说说话。“

　　我闻之，潸然泪下。

　　第二日我亲自带着礼物到三家拜访，白天无法请假太久，只能晚上聚会，鉴于三家老人都有来往，索性在老北京酒楼，大家好好聚聚。

　　除了兰爸爸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陈海是重庆人，其余都是老北京了。定菜的时候，陈海除了特别点一碟子辣椒外，非常愿意尝试新事物，于是一半京菜，一半上海菜，皆大欢喜。隔壁的包间里定了一桌一模一样的菜，各位带来的随从一起用餐。

　　未等我举杯，我身旁的张婶婶率先招呼其大家，笑吟吟地看着我，拉着我的手不停的嗔怪我的不告而别，直到张叔叔开始盘问我，才转过头去小声和夫人说些什么。

　　简单解释自己的不告而别，是为了寻找师兄的消息，最后因为巧合拜在齐教授门下，现在随行到香港，考入医学院。三位男性长辈则对我现在的学生身份感到满意，医科博士的身份，让他们自动将我划归文化界，作为进步文人的佼佼者，对我的课题“中西医结合“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自发地从传统医学的走向，开始研究起这一现象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席间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两位女性长辈自说自的悄悄话，陈海听的晕头转向，埋头大吃，只有我苦着脸，被迫做一个客观的评判。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张叔叔很和蔼，很从容的一个人，可是争到激烈处的时候，一下子站起来拍桌子，大有不服我就不行的架势。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张婶婶一下子笑出了声，“吓着了吧，哎呀，别理他们，让他们争去。“ 夫人也是一副淡然的模样，仿佛对面是一幅幽静山水画，慢慢地抿着小杯的果汁。

　　我无奈地向转个话题，便说起了小姐和小宝宝。夫人倒是顿住手里的杯子，真心地笑了出来，伸手握住我的手腕，诚挚地向我道谢，“好孩子，多亏你了。“我连连摇手，直说小姐运气好。

　　夫人一谈起白胖可爱的小外孙，掩不住的欢喜动容。

　　张婶婶倒是拉住我的手，一个劲地夸我，什么聪明啦，有魄力，甚至还有贤惠啦，差点没把我酸死，瞥见张婶婶笑的高兴，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惠儿写信都说了，若不是秀明你有魄力，后果真是难说。“

　　我大窘，动不动敢拔枪顶住别人脑袋的姑娘，可不是什么好做派。偏偏张婶婶还兴奋地眉飞色舞，“可不是啊，静武都说，明辉颇有将门之风。“我顶着一张大红脸，努力扯扯脸皮。偏偏眼前的那张笑脸，仿佛真能笑的滴出蜜来。

　　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才知道，兰兰竟然嫁给了江副官，张二哥赶回香港参加婚礼，并接了他们一起回北京。我的英雄事迹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对于我的突然失踪，大家确实很着急，周老爷再三托付张家，张家二个大哥都托关系在到处找我。一年来，却没有任何消息。谁能想得到我在重庆猫着呢？要知道，36年，蒋系才开始往四川伸手，到我离开为止，川内还是地方军团的天下。托中央军的关系去找我的消息，真的挺难的。

　　我只好委婉地拿师兄来解释一番，毕竟和我一起长大的亲人，本以为已经不在了，却忽闻消息，难免考虑不周。两位女性长辈念及我的曲折身世，不禁连连叹息。从我的身上，一再想起自己远在他方的儿女，笑容慢慢暗淡下来。

　　“静文上次来信，准备要把惠敏母女送到香港来，说什么怕我和他父亲寂寞，其实我也多多少少听说，要打仗了。“张婶婶重重叹口气，”静武那里更是好几月没有家信了，不知道情况怎样呢。“

　　夫人也是愁眉不展，“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倒是写了好几封信让他们先把孩子送过来，可惠儿舍不得宝儿，几次都不松口。“

　　我们这边一静下来，对面争了半天的男人们也歇了歇嘴，看见我旁边两个愁眉苦脸的太太，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个时候苦着脸，除了儿行千里母担忧，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一场欢宴还是没有抗住战争的乌云，家里的子女均在军中服役，这个无法改变的状态让每一个在场的父和母，陷入深深的忧虑中。想起张家二哥还在北京驻兵，心里对那个数度有恩于我的年轻军官，忍不住担忧起来。我此刻能做什么呢？脑子里闪现上辈子曾看过的南京屠城的电影，恐惧渐渐地爬满了我的后背，冷的我腰都快撑不起了。姑爷，小姐，小少爷，还有张大哥一家，都守在南京-一个愣是谁，都不会想到要被日本人攻破的都城。我就是担心，诸位对着我们的首都防卫还有莫大的信心，错过最好的逃亡机会。

　　次日早上赶到邮电局分别给兰兰，小姐拍了电报，语气焦急点，借着几个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反复恳请他们务必赶回香港。我没有把握他们会赶回来，只是希望他们能多考虑一下回来的必要性。

　　我赶回科室的时候，齐教授已经准备查房了，赶紧换上白大褂，掏出钢笔和小本。一周2次主任大查房，科室里的医生早把自己分管的病例和检查报告熟记在胸，等着齐教授的问询和建议。我的2个病人都是我的课题对象，正分阶段地接受我们预定的方案进行治疗。稳住心神，对着教授的提问，我准确地报着各项检查结果，手上飞快的记着相关建议和问题，准备着随后而来的小讨论会。

　　查完房，齐教授将我叫到了办公室，反手关上门后，一扫刚才的淡然，满脸兴奋的笑容，却憋着不出声，生怕别人听见似的。我真有点被吓住了，只见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折着的信封，压着嗓子道，“冻干机，冻干机，买到了。“ 来不及欣赏偶尔孩子气的小老头，我一把抓到手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

　　这是张提货单，九龙码头的1号货舱，我们马上就能提出这台宝贵的设备。当初我们借着一位药学院教授的名义，费了老大劲托人，在美国定了这么一台小型实验室级别的冻干机。要说这个设备在当时并不算太难找，主要是小型这个限定词一加，难度直线上升，不仅价格多出1/3，定制的周期也是普通型号的2倍。如果我们试验的浓度菌液晶冻干处理后，经检验效价不变的话，那么青霉素的使用，就不是纸上谈兵了。一想到中国人先生产使用这一成果，感觉真是太爽了。

　　再次泡在实验室里，不再理会外边的事情，历史不可阻挡，还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好过坐立不安地等待那一声枪响。

　　我在忙的脚不沾地的时候，7月8日那天，几拨人约好了一样，齐齐闯进我的实验室。齐教授，周兰张三家，还有陈海，不出所料的都一样气急败坏的惊恐和愤怒。几个老爷子七嘴八舌地问我是不是赶紧把媳妇和女儿接回来，要不要给儿子和女婿快去封电报。

　　意料中的，我的过于平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除了教授略有所悟没吭声，周兰张三位老爷子对我是一顿不满和斥责，严厉批评我，千万不能做个不懂事的书呆子。我木着脸聆听训诫，感情刚刚把我当成三家人在香港的主心骨，转脸就能把我骂个脚朝天，我好赖不赖地成了三个人的精神垃圾筒。只有陈海小同志，虽然开始对我的反应平静有点质疑，但是看见我顶着熊猫眼，一声不吭地挨骂，立即正义感发作，，涨红着脸，小声替我辩驳了几句---我闪在一边，心有安慰地看着一吨吨怒火朝他飞去，感叹难友的不易。

　　说实话，我所知道的77事变，是从历史书上读来的，电视电影中看得，如果问我，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我真的不了解。，就算是回到了这个年代，我还是有点有茫然的感觉，好比昨天在电视剧里一部片子的情节，今天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能用感到好笑和莫名其妙来形容这种感觉，那是一种茫然，甚至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了解别人的愤怒，但是我只能借着忙碌来掩盖自己的情绪。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时刻关注国运的文人，在国家遭人欺辱的时候，都表现了不可思议地惊怒，更何况，正是那些历来被我们所不齿的倭寇，弹丸小国，把爪子伸进了我们的家园，真是让人怒上加怒。用鲁先生的话说，这帮人已经“出离了愤怒”了！

　　齐教授终于起来给我解了围，对着几个暴怒的同年，一派萧索地道，“还是看看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吧! ”眼角扫扫我，长嘘了口气，“总不能都上前线吧。“

　　稍稍收拾了一下，封好试验用品，陪着大家往周家赶去，诚然，作为和他们颇有渊源的晚辈，我是唯一一个壮劳力了，几番教导打下来，比他们的管家还得信任，或许我是真的被当作子侄般对待的。

　　本以为还要安慰两位伯母婶婶，谁知道，周家已经被两位太太布置成一个茶话会现场了，很多她们的同辈友人，文化界的故交，为了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齐聚一堂。看着我骨碌碌转的眼珠子，张婶婶朝那一群好像在自家后院的一帮人努努嘴，“接到好几个打到家的电话，但是不放心三个出门的老爷子，只好把大家拢到这里，好在地方大，也方便。“ 我不好这个时候笑出来，只能扯扯嘴皮，顺从地跟她进了厨房。

　　比对着外面的慷慨激昂，弥漫着水汽的小小的厨房，顿时让我宁静下来。熟练地摆好一长溜的白色瓷杯，拿起一包刚拆的绿茶，挨个沏起来。随着壶里的沸水滚过，翠绿的茶叶慢慢舒展开来，扑鼻一阵清香。那厢，小菊已经切好两盘薄荷凉糕，正等着茶水一起送上去。

　　果然一会，外边的声音小了很多，似乎换成了个人发言。和张婶婶推脱了一番，我系上围裙，和留在厨房里的小香一起，准备下一轮茶水点心。鉴于周府的管家被打发到外边做联络了，在夫人的示意下，我只得先把内务管起来。

　　一边切着刚买来的白糖糕，一边寻思着20个人的晚餐如何准备。现做，肯定来不及了，只好到外边订餐。于是招呼着小香，找个机会去问问夫人，客人有什么饮食的禁忌和喜好，这里我翻看附近几家酒楼送来的餐单，随时准备着让陈海去订餐。

　　------------------------------------------------------------------------------
　　看着陈海送来的素食单子，我苦笑了一会，国家惊变的日子里，他们用素食来纪念这一天，真不知道谁想出的主意。也是，大多数人都无心寝食，一直郁藏的战争恐惧终于爆发出来。

　　收拾完客厅的狼藉，我终于能走出来喝杯茶了。说实话，这批刚刚走掉的人里面，真不乏有识之士。且不论那些文化先锋如何笔尖生花，激荡文字，平时沉默着多为养家糊口的电影编剧倒是出了个狠招。上海的好几家电影公司早在36年就搬到了香港，此时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力。一位编剧座上客就建议，用胶片来宣传抗日。虽然囿于剧本和投资暂时不能马上出击，却发散了不少人的思维。

　　私以为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宣传抗日，总是传单和演讲，很多都是针对有文化的国人，耳朵听的，远不如眼睛看得更加直观，因为最需要动员的是那些绝大多数还是文盲的中国人。虽然有进步学生经常排演话剧，但是文绉绉的台词，有限的场次，远远不够需要。唯一的顾虑是，此事极易形成一股政治波浪，开始最好由政府出面，以便掌握舆论方向。在座的其中几位民主人士倒是有政界门路，愿意一试。

　　另一些如张家和周家这样，有祖业，手头宽裕的，还有几个本身就经营工厂的富商，现场已经开始募捐了，用来买药品和军用物资，这首要受惠对象自然是张家两位哥哥，尤其是张二哥，其驻守北平的军队隶属于29军，装备是出名的差。根据记载，29军的实际编制远远大于政府规定，靠分配是绝对不够的，更别说还是非蒋系的部队，能到手的，可想而知了。要不，怎么生生被逼练出一套大刀呢。像张二哥，据说就经常利用兄长属于嫡系88师的便利，间接“得到很多馈助“。谈起小儿子的无赖行径，张叔叔更多的是忧心忡忡的苦笑。

　　不过听到他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朱大爷和肖掌柜的嘱托了，说不定通过这些关系，在香港找人合作投资一个药厂正是好时机，甚至，未来的青霉素就能在此地抢先诞生。

　　或者我应该先去求的几位老爷子的帮助，他们的人脉和关系仅从一个小聚会就窥见一斑。先把药厂建起来比较实际。

　　竭力压抑住兴奋，我低头捧着茶杯假装沉思，却竖起耳朵寻求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