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时期的爱情》土豆喜欢西红柿

16、第16章 回家的老乡 眨眼到

　　眨眼到了二月份。

　　厂里的人一天天变少。年关将近，很多人准备回家过年了。

　　先是二楼、四楼的工位空出了一些，再是食堂排队的队伍短了一截，到后来，连传送带的轰鸣声都像是被人调低了音量，空旷了不少。那些戴蓝帽子的老员工，一个个开始排着队去请假、买票、收拾行李，脸上的疲惫里，透出一点藏不住的盼头。

　　中国人对回家这件事，是有执念的。

　　陈杰站在车间的窗边，看着有人拎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行李箱往厂门口走，心里忽然想起黄师傅之前说过的话。在外面辛苦一年，拿到那点工资，人总得回一趟家，看看老人，看看孩子，吃几顿家里的饭，把这一身的劳累在鞭炮和烟火里卸下来，给自己放一个短短的假，等过完年，再回来继续干。

　　家这个东西，平日里不觉得，可一到过年，它就像一块磁铁，把散落在全国各地工厂里的人，一个个吸回各自的县城、村庄和老屋。

　　只是这一切，和陈杰他们关系不大。

　　他们是来上班的，是来存钱的。开学前合同就到期，寒假于他们而言，不是团圆，是一个多月的工时。别人往家赶，他们留在厂里，把别人空出来的岗位，一点点顶上去。

　　厂里过年并不全停。正式的假期只有三四天，放完就返工。为了留人，厂里也拿出了点诚意 —— 留在厂里过年的，有慰问奖金和礼品，零零碎碎算下来，一直到二月底，大概能有两千块钱。两千块，对陈杰来说不是小数目。

　　开年上班那几天，正式工的工资是双倍的，这是让蓝帽子们最眼热的事。可这双倍，和戴红帽子的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他们签的是临时用工，时薪是写死的，一个小时就是那么多钱，不会因为过年就翻一倍。只不过，不去上班就没有钱，去了，一天站下来，二百块钱稳稳到手。

　　听起来不算多，可那几天，厂里的活儿确实松快。

　　寒假工们很快发现了过年的好处：临近过年那几天，加上开年后的几天，干得最凶、最拼命的那批人都回家了，产线上空了大半，剩下的人主要是保证供应、维护设备，再处理一点零散的订单。线长自己也没了往日的劲头，产量两个字，暂时被挂了起来。陈杰和罗宇每天去车间，扫码、打包、码料，干一点，歇一点，没人在背后扯着嗓子催。

　　"这才叫过年嘛。" 罗宇把箱子一推，难得有了点笑模样。

　　也正是在这样松快的日子里，陈杰才慢慢看清了小时工和计件正式工之间，那点微妙的矛盾。

　　小时工像他，一个小时不管干多干少，都是固定的钱，所以没人愿意把自己累着，能摸鱼就摸鱼，能慢一点就慢一点。可计件的正式工不一样，他们按做出去的合格品算钱，干得越多，到手越多，最盼的就是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年底。陈杰听耿申算过，赶上年底订单最凶的时候，正式工里有手快、肯加班的，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是平时想都不敢想的数。

　　可那是有订单的时候。

　　等到淡季，没有活干，计件的就反过来羡慕小时工了。他们那点可怜的底薪，得靠各种补贴东拼西凑，才勉强把自己养活着，一个月到手，反倒不如按时拿钱的小时工稳当。

　　"所以啊，" 耿申当时慢悠悠地说，"你们是旱涝保收，我们是看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你们眼红我们；年景差的时候，我们眼红你们。都是给人打工的，谁也别笑话谁。"

　　陈杰把这话记在了心里。

　　放假那几天，工资还没发下来，几个人兜里都有点紧。罗宇带着他们，去找中介那边预支了一两千块钱，留着过年花。钱一到手，罗宇就坐不住了，嚷嚷着要带陈杰出去透透气。

　　和他们一块儿去的，还有两个中职出来的娃娃，一个叫小赵，一个叫小孙，都才十六七岁，脸还没长开，透着股没见过世面的怯生劲儿，却已经和他们一样，被中介拉进了工厂。罗宇朋友托他多照看，他也就真把这两个半大孩子带在身边。

　　几个人一合计，去了大梅沙，说是要看海。

　　陈杰从小在山里长大，长这么大，还没正经见过大海。一路上他心里是有几分期待的，可真到了海边，迎面而来的不是想象中温热的海风，而是一股带着咸腥味的、凉飕飕的风。

　　那天是真的冷。

　　他们来深圳之前，总以为这里一年到头都能穿短袖，结果腊月里的海风一刮，人也得缩起脖子。海滩上没什么人，灰蓝色的海水一层层涌上来，又退下去。小赵和小孙脱了鞋，在沙滩上跑了两步，又被冻得龇牙咧嘴地跑回来。陈杰是个旱鸭子，压根不会游泳，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沿着海岸线慢慢走，看海浪在沙滩上推出一道道白线，又一次次抹平。

　　"来都来了，不下水？" 罗宇在后面喊。

　　"我怕淹死。" 陈杰老老实实地答。

　　罗宇哈哈一笑，也不勉强。四个人就这么在海边和附近转了几圈，吹了一肚子冷风。陈杰望着那片海，心里生出一点遗憾：要是夏天来就好了，那时候海水是暖的，沙滩上有穿泳衣的人，夜里或许还有篝火，那才叫看海。大冬天跑来看海，看到的不过是海的一个冷清侧面。

　　从景区出来，天色已经暗下来，几个人的肚子都空了，想找个地方吃饭。

　　这才发现，年关里的深圳，吃顿饭竟然这么难。临街的店铺十有八九拉下了卷闸门，门上贴着 "回家过年、初八开张" 之类的红纸。能开着的那几家，不是要排很久的队，就是菜价涨得离谱。他们转了一大圈，硬是没找到一家合适的。想打车回厂里，打开手机一看，附近接单的师傅也没几个，等了半天才有一辆车愿意来。车开出去好几公里，回到工厂附近，他们才在一片打工者聚居的街区里，找到一家还亮着灯、价格也公道的小馆子，草草吃了一顿热乎的。

　　那天晚上回到厂里，罗宇去小卖部买了一包华子、一两瓶二锅头，又拎了一大袋花生、瓜子、火腿肠之类的零食。宿舍里没什么别的娱乐，几个人就围坐在一起，就着二锅头抽烟、嗑瓜子、打牌，输了的弹脑瓜崩，笑声在空荡荡的宿舍楼里回荡。

　　第二天，他们碰到了另一批一起进厂的寒假工，那几个人跑到了深圳市区，市区到底热闹，年味儿足，只是他们跑的地方不太对，专往那些宰客的地方凑，回来逢人就吐槽："你们敢信？一瓶矿泉水，五十块！"

　　陈杰听着，心里却另有一点说不出口的遗憾。他后来才知道，弘成的刘吉，过年也在深圳，组织了一帮人去大梅沙，早早租了一栋两三层的别墅，十几个房间，大伙儿凑在一起买菜、做饭、唱 K、熬夜，热热闹闹跨个年。

　　刘吉是喊过他的。

　　陈杰当时算了一笔账：过去一趟路费两三百，在那边吃喝玩住，保底再花两三百，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没有一两千块钱下不来。一两千块，是他在流水线上站十几天才能挣到的钱。他有点舍不得，再加上也不太想去那种人多嘈杂、要应酬的场合，就找了个借口，没跟着去。

　　那几天留在厂里的年轻人里，也并不都是孤单的。陈杰注意到，有几对差不多时间进厂的男女寒假工，借着过年这几天的空档，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年关里没什么活，宿舍又空，人一闲下来，寂寞就容易发芽。他有时夜里打水回来，会看见某间宿舍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电视的光和两个人压低的笑声；也听说有人在跨年夜一起出去散步，之后就很少再单独出现。

　　工厂是个奇怪的地方，它把天南地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关在同一片围墙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种劳作，孤独是会传染的，靠近也是。有几个人，在这片轰鸣的、冰冷的流水线之间，短暂地互相取暖过。至于年后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那是年后的事了。

　　真正让陈杰在这个年里感到一点暖意的，是两个电话。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父母先把视频打了过来。

　　镜头一转，家里的饭桌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腊肉、香肠、辣子鸡、糖醋鱼，还有陈杰从小最爱吃的那道酸汤鱼，热气腾腾，红红火火。母亲在镜头那头一个劲儿地往他碗里夹菜，像是隔着屏幕也能喂到他嘴里；父亲倒了杯酒，红着脸说："娃儿，你看，家里都好，你在外面好好干。"

　　陈杰盯着那桌菜，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口水一个劲地往肚子里咽。他在厂里吃了半个月的员工餐和炒粉，这会儿看什么都馋，连平时嫌腻的肥肉都觉得是人间美味。

　　"你们吃，你们吃……" 他嘴上说着，眼睛却黏在那盘酸汤鱼上挪不开。

　　母亲看他那副样子，眼圈有点红，没多说话，挂了视频没多久，就给他转了五百块钱过来，备注是 "压岁钱，过年自己买点好吃的"。陈杰看着那笔转账，心里又暖又酸，一个大小伙子，差点没在宿舍里红了眼眶。

　　第二个电话，是杨诗云打来的。

　　那是初一的晚上，陈杰一个人靠在宿舍外的走廊栏杆上，手机响了，屏幕上跳着杨诗云的名字。接起来，那边背景音很安静，只有冰柜嗡嗡的低响和偶尔扫码的 "嘀" 声 —— 她在老家的一家便利店值夜班，过年店里走不开，要轮着上班。

　　"你那边，能听见烟花吗？" 她的声音带着点江苏人特有的软调子，隔着一千多公里，听起来比平时更轻。

　　"能听见几声，这边不让放，就远处一点。" 陈杰笑了笑，"你呢，大过年的还在店里守着。"

　　"守着呗，过年三倍工资呢。" 杨诗云也笑，"店里就我一个人，正好跟你唠唠。你在那边…… 过得怎么样？说真的，别逞强。"

　　"挺好的，就是站得腿酸，饭有点贵。"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小会儿，杨诗云的声音忽然放轻了些："陈杰，你要是手头紧，就跟我说，我在店里攒了点钱，可以先借你一点。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硬撑着。"

　　陈杰心里某根弦，像是被轻轻拨了一下。

　　他们之间的事，绕了那么久，最后停在了 "朋友之上、恋人之下" 的那个位置上，平时不咸不淡地联系着。可在这个离家千里的夜里，她这句 "可以借你一点"，没有任何暧昧的试探，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体谅。

　　"真不用，" 他喉咙有点发紧，却还是笑着，"我这边留厂过年有补贴，够花。你自己留着，别累着。"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学习。她说自己期末考得还行，问他英语听力挂科的事，叮嘱他开学早点回去，好好准备补考，别拖。陈杰告诉她，他和罗宇已经商量好了，不打算干那么久，正月十五前后就返程，提前回学校，把听力的东西捡一捡，也缓一缓。

　　"那就好，" 杨诗云说，"别到时候补考再挂，那才真叫人笑话。"

　　"放心，挂过一次的人，记性比谁都牢。"

　　挂电话的时候，陈杰在走廊上站了很久。远处零星的烟花升起来，又落下去，他忽然没那么想家了。

　　除夕夜的第二天，陈杰和罗宇没什么事，就去看厂里办的过年活动。

　　厂区里挂了些红灯笼，空地上摆了套圈、猜谜、投篮之类的简单游戏，留下来的工人排着队去凑热闹，领了些水果、瓜子、牛奶和红包封，东西不多，却也让冷清的厂区有了点过年的模样。陈杰排队领了一份礼品，拎在手里，又想起母亲转来的那五百块钱和杨诗云那通电话，心里踏实了不少。

　　第三天，那点短暂的年味儿就散了。设备重新开动，传送带再次运转，陈杰戴上红帽子，系好静电手环，坐回了自己的工位。

　　扫码，装袋，封口。

　　车间里依旧是熟悉的嗡鸣，只是人比过年前更少了。陈杰一边干活，一边想：原来所谓过年，对有些人来说，是千里迢迢赶回去的团圆；对另一些人来说，不过是流水线短暂停摆的三四天，是预支来的一两千块钱，是海边那阵吹了一肚子的冷风，是宿舍里那瓶没喝完的二锅头，也是隔着屏幕咽下去的口水，和一千多公里外一句 "可以借你一点"。

　　他想起大梅沙那片灰蓝色的海，想起罗宇说的 "以后再也不会过这种年"，又想起母亲那桌他没吃上的酸汤鱼。

　　或许，他会记住这个年的。不是因为热闹，恰恰是因为冷清 —— 那是他第一次，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工厂里，靠着自己的双手，挣着自己的钱，也被远方的人轻轻惦记着，平静地、沉默地，过完了一个年。

　　窗外的天，已经隐隐有了点要开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