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7、沈厅 第七章

　　第七章沈厅
　　老邱在电话里只说了五个字：“姓沈，省厅的。”然后他挂了电话，没有多说一句。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天阴了，云压得很低，像一块灰布蒙在天上。我站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到衣柜前。
　　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抽出名单。五个名字，五个铅笔批注。我盯着第五个名字看了很久，旁边那行字：“保护伞，具体身份待查。”
　　我拿出笔，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一行新字：“沈某，省厅，待核实。”
　　然后我把名单折好，放回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抽烟，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老邱接起来，没有说话。
　　“沈某，”我说，“全名是什么？”
　　“沈卫东。”老邱说，“省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听见老邱在电话那头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说：“你哥查到的第五个人，就是他。”
　　“你确定？”
　　“确定。”老邱说，“你哥死前一周，来找过我。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沈卫东和陈永年在一家饭店门口握手的照片。他说他查了三个月，终于查到了。”
　　“他为什么没有上报？”
　　“因为他没有证据。”老邱说，“一张握手照片，说明不了什么。沈卫东可以说那是正常的工作接触。你哥需要的是资金流水、通话记录、转账凭证——这些东西，他还没查到。”
　　“他查到了吗？”
　　“没有。”老邱说，“他死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天越来越阴，像要下雨。我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还剩一颗。
　　我倒出来，放进嘴里。薄荷味冲上来，凉，辣，像冬天的风灌进喉咙。我含着那颗糖，没有嚼，让它慢慢化。
　　糖化完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我去了省厅。
　　省厅的大楼比我想象中高。门口有岗哨，我出示了证件，登记了姓名和事由。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民警，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说：“沈总队长在开会，你等一下。”
　　我等了一个小时。会议室很安静，窗外能看到省厅的院子，有人在走动，有人在抽烟。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的标语：“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八个字，红底白字，很醒目。
　　一个小时后，门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大约五十岁，穿一件深蓝色制服，肩章上缀着警衔。他身材中等，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一种温和的笑容。他走到我对面，坐下，说：“你是周诚的弟弟？”
　　“是。”
　　“你哥是个好警察。”他说，“他的牺牲，我们都很难过。”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也看着我，脸上带着那种温和的笑容。会议室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窗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你找我，有什么事？”他问。
　　“我哥的案子，”我说，“我想了解一下进展。”
　　“这个案子，”他说，“已经结案了。毒贩陈永年已经被捕，证据链完整，很快就要移交检察院。”
　　“我哥的死呢？”
　　他看着我，笑容没有变：“你哥的死，是执行任务时遭遇意外。我们已经按因公牺牲处理，追授了荣誉。”
　　“意外？”我说，“我哥是被人害死的。”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沈卫东脸上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这话，有什么依据？”
　　“我哥死前，查到了一份名单。”我说，“名单上有五个人。第五个人，是你。”
　　沈卫东没有马上说话。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笑容还是那样温和，但眼睛里多了一点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惊讶。
　　“你哥查到的名单，”他说，“你见过？”
　　“见过。”
　　“在哪里？”
　　“在我手里。”
　　沈卫东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哥是个好警察，但他太固执了。有些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哪样？”
　　“你哥查到的名单，”他说，“是假的。”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被人利用了。”沈卫东说，“有人故意让他查到那些东西，目的是为了栽赃我。你哥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自己查到了真相，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棋子。”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哥的死，我很遗憾。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认识陈永年吗？”我问。
　　沈卫东转过身，看着我：“认识。他是我们正在侦办的一起案件的嫌疑人。我认识他，是因为我在查他。”
　　“你送过他一块表吗？”
　　沈卫东没有说话。他看着我，笑容终于消失了。会议室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窗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谁告诉你的？”他问。
　　“陈永年。”
　　沈卫东走回桌边，坐下。他看着我，说：“你哥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不认识陈永年。”
　　“但你认识。”
　　沈卫东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和你哥一样，都是不会转弯的人。”
　　我站起来，没有再说一句话。我走出会议室，门在身后轻轻关上。走廊很安静，铺着灰色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门打开，我走进去，门关上。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镜面里自己的脸，看了很久。然后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抽出名单。五个名字，五个铅笔批注。
　　我盯着第五个名字看了很久：沈卫东。旁边那行字：“保护伞，具体身份待查。”下面是我新写的那行字：“沈某，省厅，待核实。”
　　我合上名单，放回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然后我锁好柜门，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阿素，”我说，“你认识沈卫东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不认识。但陈永年提过这个名字。”
　　“他怎么说？”
　　“他说，‘沈厅是个好人，可惜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听见阿素在电话那头呼吸的声音，轻，慢，像在等什么。
　　“你哥，”她说，“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什么时候问的？”
　　“死前三天。”她说，“他来找我，问我认不认识沈卫东。我说不认识。他说，‘阿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帮我记住这个名字。’”
　　她停了一下：“他说，‘沈卫东，省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城东老厂区。
　　废弃车间还是那样，铁门半掩，门轴锈了，推起来吱呀一声，像叹气。我走进去，里面很暗，光线从屋顶破洞漏下来，落在地上，切出一道道窄窄的白。那台机器还在，锈迹斑斑，像一头死去的铁兽。
　　我走到机器旁边，蹲下来，看底座。那行字还在：“霜降。”字迹很浅，像是用指甲划的。我伸手摸了一下，指尖碰到铁皮，凉的。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厂房很大，空荡荡的，角落里堆着一些废铁皮和旧木箱。我走到墙角，掀开那卷旧塑料布——纸箱还在，里面装着几包透明塑料袋，袋子里是白色粉末。
　　我没有碰那些袋子。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蹲下来，看地面。水泥地上有拖拽的痕迹，像是重物被拖过，留下几道深色的划痕。划痕延伸到机器旁边，消失了。
　　我站起来，走到机器后面。机器背面有一块铁板，松了。我伸手一拉，铁板掉下来，露出一个暗格。暗格里放着一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
　　我抽出信封里的东西——是一份手写的记录，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来了。记录上写着日期、地点、车牌号、交易金额。每一笔都记得很详细，像一本流水账。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以上记录，共涉及沈卫东名下关联账户资金往来七笔，总额约三百万元。”
　　我蹲在机器后面，拿着那份记录，看了很久。窗外风灌进来，吹得那卷旧塑料布沙沙响。我听见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远远传来，像一声叹息。
　　我把记录折好，放回信封，放回暗格，把铁板装回去。然后我站起来，走出厂房，把铁门重新掩好。门轴又响了一声，像叹气。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拿出牛皮纸袋。我撕开胶带，把验血报告拿出来，又放回去。把照片拿出来，又放回去。然后我合上纸袋，把纸袋放回衣柜底层，锁好柜门。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盏小台灯还在。我按下开关。灯管闪了一下，亮了。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金属的边缘泛着一层暖色。
　　我看着那盏灯，没有关。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灯管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虫子在夜里飞。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老邱。
　　“我找到了。”我说，“沈卫东的资金流水记录。”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邱说：“在哪里找到的？”
　　“城东老厂区，第三车间，机器后面的暗格里。”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你哥留下的？”
　　“应该是。”
　　“你确定记录是真的？”
　　“确定。”我说，“记录上有日期、地点、车牌号、交易金额。每一笔都记得很详细，不像假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老邱说：“你打算怎么办？”
　　“把记录交上去。”
　　“交给谁？”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听见老邱在电话那头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说：“你哥也找到过一份记录。他交上去了。然后他死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天阴着，像要下雨。我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抽出名单。五个名字，五个铅笔批注。
　　我盯着第五个名字看了很久：沈卫东。
　　然后我拿出打火机，点燃了名单的一角。火苗从纸边蔓延开来，烧到沈卫东的名字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烧。我把烧了一半的名单放进烟灰缸里，看着它烧完。灰烬卷曲着，像一只死去的蝴蝶。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风灌进来，把烟灰缸里的灰烬吹散了一些。我看着那些灰，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老邱，”我说，“把记录给你。你帮我交上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你确定？”
　　“确定。”我说，“我不能让我哥白死。”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好。”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我关上窗户，走到床边，躺下来。
　　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窗外，第一滴雨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