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21、报告 第二十

　　第二十一章报告
　　我从监狱回来，没有回宿舍。我直接去了省厅。
　　哥哥的验血报告，在物证室。我调出来，坐在灯下，一页一页看。报告是打印的，格式规整，各项指标列在表格里，后面跟着数值和参考范围。我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
　　我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我放下报告，揉了揉眼睛。灯光照在纸面上，白得刺眼。我盯着报告看了很久，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报告右上角，有一个编号。编号是手写的，墨水有点晕开，但能看清：Y-0417。
　　Y-0417。Y是验血的缩写，0417是日期。四月十七日。
　　哥哥是五月十二日死的。验血报告是四月十七日做的。也就是说，哥哥死前一个月，做了验血。
　　我拿起报告，翻到第二页。第二页是化验单，各项指标列在表格里。我一行一行看，看到最后一行时，我停住了。
　　最后一行写的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阳性。哥哥感染了乙肝病毒。
　　我放下报告，坐在灯下，看了很久。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韩组长，我哥的验血报告，是四月十七日做的。”
　　“怎么了？”
　　“报告上写的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我说，“但我哥从来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你怎么知道？”
　　“我哥每年体检，结果都是正常的。”我说，“他不可能在四月十七日突然感染乙肝病毒。”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韩松说：“你哥的验血报告，可能是伪造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想知道，报告是什么时候被伪造的。”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坐在灯下，看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报告，凑近灯光。我仔细看报告上的签名——签名是手写的，字迹潦草，但能看清：周诚。
　　哥哥的签名。我认得。但有一处不对——哥哥签名的时候，习惯在“诚”字最后一笔往上挑。这份报告上的签名，“诚”字最后一笔是平的。
　　和授权书上的签名一样。平的。
　　我攥着报告，没有松开。纸边被我捏皱了，像一张被揉过的纸。我放下报告，坐在灯下，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老邱，我哥的验血报告，是你伪造的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老邱说：“你怎么知道的？”
　　“签名。”我说，“我哥签名的时候，习惯在‘诚’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报告上的签名，最后一笔是平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邱说：“你哥的验血报告，不是我伪造的。”
　　“那是谁？”
　　“是沈卫东。”老邱说，“沈卫东伪造了你哥的验血报告。他伪造报告，是为了掩盖证据。”
　　“什么证据？”
　　“你哥查到了沈卫东和林建国的关系。”老邱说，“他把证据藏在验血报告里。但沈卫东发现了，他伪造了报告，把证据换掉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看了很久。
　　“你哥把证据藏在验血报告里，”老邱说，“他藏得很隐蔽。沈卫东伪造了报告，但没有找到证据。”
　　“证据在哪里？”
　　“在报告里。”老邱说，“你哥把证据藏在报告里，用特殊的方式覆盖。只有知道方法的人，才能找到。”
　　“什么方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邱说：“你哥没有告诉我。”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坐在灯下，看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报告，凑近灯光。我仔细看报告上的字。打印的字，规整，清晰。手写的签名，潦草，但能看清。我一行一行看，一个字一个字看。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报告上，有一处字迹，和其他的字迹不一样。
　　那处字迹，在报告的右下角。是一个日期：五月十日。
　　五月十日。哥哥死前两天。
　　我凑近看。那处字迹，是用铅笔写的，很轻，几乎看不清。我对着灯光，仔细辨认——上面写的是：老邱。
　　我攥着报告，没有松开。我坐在灯下，看着那处字迹，看了很久。
　　哥哥死前两天，在验血报告上，用铅笔写了“老邱”两个字。
　　我放下报告，坐在灯下，看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抽出那张背影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夜色里。
　　第二天，我去了老邱家。
　　老邱家在城东，一栋老居民楼，五楼。我敲了三下门，没有人应。我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我掏出手机，拨了老邱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蹲下来，看见门缝底下塞着一封信。信是白色的，没有署名。我展开信，里面只有一行字：“你哥的笔记本，有一页被撕掉了。那一页，在我这里。”
　　我攥着信，没有松开。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进风里。
　　我去了哥哥的宿舍。
　　宿舍的门锁着。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光落在桌上。我走到桌前，看见桌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署名。
　　我拿起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纸。纸是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有撕扯的痕迹。纸上写着字，是哥哥的笔迹。
　　我展开纸，看上面的字。
　　“老邱。我查到了。林建国背后的人，是老邱。老邱用王建国的名义，控制着洗钱线。沈卫东是他的保护伞。陈永年知道真相，但他不敢说。我查到这里，我知道我可能活不长了。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周凛，你替我把真相说出来。”
　　我攥着纸，没有松开。纸边被我捏皱了，像一张被揉过的纸。我站在桌前，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下来，把纸放在桌上。我坐在桌前，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哥哥死前两天，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段话。然后他把这一页撕下来，藏在了宿舍里。
　　他知道他会死。他知道他查下去会死。但他还是查了。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然后我转身，走出宿舍。
　　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桌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阳光里。
　　我去了省纪委。
　　赵主任在办公室，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看见我进来，放下文件，说：“坐。”
　　我坐下。我把那张纸放在他桌上，说：“这是我哥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他死前两天写的。”
　　赵主任拿起纸，看了一会儿。他放下纸，看着我：“你哥查到了老邱。”
　　“对。”我说，“老邱是林建国背后的人。他控制着洗钱线。沈卫东是他的保护伞。”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哥的验血报告，也是老邱伪造的？”
　　“不是。”我说，“是沈卫东伪造的。但老邱知道这件事。”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见老邱。”我说，“我想当面问他。”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他站了很久，然后说：“老邱已经失踪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今天早上，我们去找老邱。”赵主任说，“他不在家。他的手机打不通。他的邻居说，他昨天夜里就走了。”
　　我攥着拳头，没有松开。我坐在椅子上，看着赵主任的背影，看了很久。
　　“他走了。”赵主任说，“他可能已经知道，你查到他了。”
　　我走出省纪委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照得地面发白。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那张纸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窗外起了雾。
　　雾很浓，白茫茫一片，看不清院子里的树。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我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雾的凉意。我伸手摸了一下窗台上的霜。指尖碰到，凉的，湿的，然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