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19、茶楼 第十九

　　第十九章茶楼
　　转账记录上的境外账户，和之前查到的是同一个。韩松说，这个账户的户名是林建国，但账户的开户时间，比林建国出国早两年。
　　早两年。也就是说，林建国出国之前，就已经开了这个账户。
　　我把材料递给韩松。他看完，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林建国出国前，就已经在准备这条线了。”
　　“对。”我说，“他开账户，租仓库，买车。他准备好了，才出国的。”
　　“他为什么出国？”
　　“为了控制这条线。”我说，“他在境外，遥控国内的账户。就算国内出了事，他也安全。”
　　韩松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他站了很久，然后说：“林建国不是主谋。”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开账户，租仓库，买车。他做这些事，都是听别人的。”韩松说，“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他听谁的？”
　　“不知道。”韩松说，“但能指挥林建国的人，一定知道这条线的全貌。”
　　我走出韩松的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转账记录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老邱，城南茶馆，是谁开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你查茶馆干什么？”
　　“那辆黑色无牌轿车，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听雨轩’三个字。”我说，“那辆车，是林建国的车。林建国去过茶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老邱说：“茶馆是林建国开的。”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林建国出国前，开了一家茶馆。”老邱说，“他开茶馆，不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见人。”
　　“见谁？”
　　“沈卫东。”老邱说，“沈卫东每个月会去茶馆一次。他们在茶馆见面，谈事情。”
　　“谈什么？”
　　“不知道。”老邱说，“但沈卫东每次去茶馆，都会带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听雨轩’三个字。他走的时候，纸袋是空的。”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城南茶馆。
　　茶馆的门还是关着。门上贴着的“转让”告示，边角卷得更厉害了。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告示哗啦响。我掏出手机，拨了告示上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我站在茶馆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蹲下来，看见门缝底下塞着一封信。信是白色的，没有署名。我展开信，里面只有一行字：“茶馆的钥匙，在房东那里。房东住在城西，老槐树巷，第三家。”
　　我攥着信，没有松开。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进风里。
　　城西老槐树巷，第三家。门是木门，漆掉了，露出底下的木纹。我敲了三下，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找谁？”
　　“我是警察。”我说，“我想看城南茶馆的钥匙。”
　　老太太没有说话。她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串钥匙。她把钥匙递给我，说：“茶馆的钥匙在这里。你拿去用吧。”
　　我接过钥匙，道了谢。老太太没有说话，她关上门，门缝里漏出一线光。
　　我拿着钥匙，去了城南茶馆。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门开了。
　　茶馆里面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着木桌木椅。柜台后面空着，没有人在。我走进去，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听雨轩”三个字。字是行书，写得很好看。
　　我走到柜台前，看见柜台上放着一本登记簿。我翻开登记簿，一页一页看。登记簿上记录着每天来的客人，日期，时间，人数。我翻到四年前的记录，看见一行字：某月某日，晚上八点，两人。备注栏写着“沈”。
　　我继续翻。四年前的记录里，每个月都有一行字：某月某日，晚上八点，两人。备注栏写着“沈”。
　　我合上登记簿，放回柜台。我站在茶馆里，看着那幅字，看了很久。然后我掏出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茶馆的登记簿上，每个月都有一行记录。备注栏写着‘沈’。”
　　“沈卫东。”
　　“对。”我说，“沈卫东每个月去茶馆一次，和林建国见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林建国出国后，沈卫东还去茶馆吗？”
　　我翻到三年前的记录。三年前的记录里，备注栏写着“沈”的记录，消失了。
　　“不去了。”我说，“林建国出国后，沈卫东就不去茶馆了。”
　　“为什么？”
　　“因为林建国出国了。”我说，“他们不在茶馆见面了。”
　　“那他们在哪里见面？”
　　我合上登记簿，放回柜台。我站在茶馆里，看着那幅字，看了很久。然后我说：“不知道。”
　　我走出茶馆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照得地面发白。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登记簿的记录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我去了省纪委。
　　赵主任在办公室，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看见我进来，放下文件，说：“坐。”
　　我坐下。我把登记簿的记录放在他桌上，说：“沈卫东每个月去茶馆一次，和林建国见面。林建国出国后，他们不在茶馆见面了。”
　　赵主任拿起记录，看了一会儿。他放下记录，看着我：“沈卫东已经供出了一些线索。但他没有提过茶馆的事。”
　　“他当然不会提。”我说，“茶馆是他和林建国见面的地方。他提了，就是承认自己和林建国有关系。”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沈卫东的案子，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他供出的线索，足够定罪。但林建国这条线，还没有查完。”
　　“我知道。”我说，“林建国还在境外，控制着这条线。”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查清楚，”我说，“林建国背后的人是谁。”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哥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来找我的时候，”赵主任说，“他说，‘赵主任，我想查清楚，林建国背后的人是谁。’”
　　“他怎么说的？”
　　“他说，‘林建国只是一个执行者。他背后的人，才是主谋。’”
　　我走出省纪委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照得地面发白。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今天查到的东西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拿起手机，拨了老邱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老邱，你认识林建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认识。”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王建国的弟弟。”老邱说，“王建国找我帮忙的时候，他弟弟也在场。”
　　“林建国知道账本的事吗？”
　　“知道。”老邱说，“王建国把账本的事告诉了他弟弟。但他弟弟没有帮他。”
　　“为什么？”
　　“因为他弟弟不同意他把账本交出去。”老邱说，“林建国说，‘哥，你如果把账本交出去，我们都得死。’”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看了很久。
　　“王建国没有听。”老邱说，“他把账本交给了女儿。他让女儿改姓，出国。他做完这些事以后，就死了。”
　　“林建国呢？”
　　“林建国出国了。”老邱说，“他出国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抽出那张背影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阳光里。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监狱打来的。
　　“周凛吗？”电话那头说，“陈永年要求见你。”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说：“他为什么见我？”
　　“他说，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说，是关于林建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