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老周的办法 八月十 ...
-
八月十五号，星期四。
上午十点，老周给沈晚打了个电话。
“沈经理，你下午有空吗。”
“有。”
“三点，到店里来一趟。”他说，“有事。”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
下午三点，她到米铺的时候，陈粟也在。
他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放着一杯水，没喝。
“他叫你来的？”沈晚问。
“叫了。”陈粟说，“他说有事。”
老周从后间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椅子。
他把椅子放在柜台前面，正对着他们两个。
然后他自己在藤椅上坐下。
“你们两个人，这几天说话吗。”
沈晚没有说话。
“说。”陈粟说，“说店里的。”
“说店里的。”老周点点头，“那我知道。”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不劝你们。”他说，“我劝不了。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劝成过一件事。”
“那您叫我们来干什么。”
“我讲个事。”老周说，“讲完我就走。”
“一九七九年，我十六岁，在渔船上干活。干了五年。”
“一九八四年，我不干了。我跟我爹说，我要出去。”
“我爹说，出去干什么。我说，挣钱。”
“他说，岛上也能挣钱。我说，岛上一年挣三百，宁波一年挣八百。”
老周把手抬起来，往窗外指了指。
“我走的那天，是三月。船是早上七点的，我娘在码头上给我塞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六个鸡蛋。”
“我到了宁波，进了船厂。学徒，一个月二十八块。”
“干了三年，转正，一个月五十六。”
“那时候五十六是钱。我一个月寄三十回家，自己留二十六，够吃够住。”
“一九八九年，我二十四岁。那年我认识一个人。”
沈晚抬起头。
“姓王，叫王秀兰，在纱厂。”老周说，“我们那一片，宁波人管纱厂叫‘三八厂’，因为女工多。”
“我们处了两年。她家里人不太愿意，说我是外乡人，海岛来的。”
“她愿意。”
“一九九一年，我们商量结婚。她说，结婚以后跟我回岛上看看。”
“我说好。”
老周停了一下。
“一九九二年冬天，我爹病了。”
“我请了半个月假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躺了七天就走了。”
“我娘一个人，六十多了，腿不好。”
“我在岛上待了一个月。回宁波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要回来。”
“她说什么。”
“她没说话。”老周说，“她给我织了一件毛衣，织了一半，放在桌上。”
“我说，你等我两年。我把家里安顿好，就回来接你。”
“她说好。”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娘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在岛上找了活，给人修船，一年挣四百多。”
“我给王秀兰写信，一个月一封。她回，一个月一封。”
“一九九四年，她来信说，她家里给她说了个人，是本地的一个会计。”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我那时候手里有八百块。八百块不够在宁波租房子，也不够在岛上盖房。”
“我回信说，再等我一年。”
“她没回。”
“一九九五年，我把钱攒到一千二。我坐船去宁波找她。”
“她已经结婚了。男的是那个会计。”
“我在她厂门口站了一下午。”
“她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站住了。”
“她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她说，你晚了一年。”
老周说到这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我在宁波待了三天。第三天我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没再出去过。”
屋里很安静。
外面有人在敲铁皮，一下一下。
“周叔。”沈晚说，“您的腿……”
“一九九六年，修船的时候，一块钢板砸的。”老周说，“砸坏了，接不上，走路有点拐。”
“从那以后我就不修船了。”他说，“我爹跟陈粟他爷爷是老相识，我就到这儿来了。记账，送货，剥花生。”
“一干二十七年。”
陈粟一直没有说话。
老周看了他一眼。
“我讲这个事，不是劝你们谁。”
“我是想说一件事。”
他把杯子放下。
“我这一辈子，就干过两件大事。一件是出去，一件是回来。”
“出去的时候，我以为我在选。回来的时候，我也以为我在选。”
“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在选。”
“我是在等。”
“等什么。”
“等我自己的那一年。”老周说，“我说‘再等我一年’，说了四年。”
“四年里我没做过一个决定。我在等一个不存在的时机。”
沈晚的手握了一下。
“周叔。”
“你别急着说话。”老周说，“我还没说完。”
“我不是说我后悔。”他说，“我回来是对的。我娘最后那三年，是我送的。”
“我是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以为我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其实我是在拖。”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们两个，现在都在拖。”
沈晚看着陈粟。
陈粟看着柜台。
“我不劝你们和好。”老周说，“你们这个事，我也看不懂。”
“我就是想跟你们说一句——**拖是最贵的。**”
“我拖了四年，丢了一个人。”
“我拖了二十年，腿也拐了，也没娶上。”
“这岛上的人都说我这个人没脾气，什么都行。”他笑了一下，“其实我不是没脾气。我是一直觉得，明天再说吧。”
老周站起来。
他把椅子搬到墙边，放好。
“我说完了。”
“周叔。”陈粟说。
“嗯。”
“您这些年……没再找过。”
“找过。”老周说，“四十多岁的时候，镇上给我说过两个。一个嫌我腿拐，一个我嫌她话多。”
“后来就不找了。”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一个人过，也没什么。”
他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陈粟。”
“嗯。”
“你爹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陈粟抬起头。
“他说，‘我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能忍’。”老周说，“他说，‘能忍不是坏事，但是忍久了，人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陈粟没有说话。
“我那时候不懂。”老周说，“我现在懂了。”
他推开门。
外面的太阳很亮。
“我回去了。”他说，“你们慢慢说。”
门关上。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沈晚坐在椅子上。
陈粟坐在柜台后面。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外面有一辆车过去，声音很远。
“他刚才说的那个事。”陈粟先开口，“我第一次听。”
“我也是。”
“他从来没说过。”
“没有。”
陈粟把柜台上的杯子拿起来，喝了一口。
水已经凉了。
“沈晚。”
“嗯。”
“你在上海那三天，想什么了。”
她看着他。
“想很多。”
“想到什么结论。”
“没有结论。”她说，“我列了两张纸。留的理由七条，走的理由四条。”
“走的多还是留的多。”
“留的多。”她说，“但是走的那四条，每一条都比留的七条重。”
陈粟把杯子放下。
“哪四条。”
沈晚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
翻开。
“第一，我的岗位在降级状态，半年后要重新定岗。如果我不回去，这个位置就没了。”
“第二，我三十岁，没有房，存款不到二十万。岛上这个项目我做完，简历上写‘驻场运营’，回上海以后要做回原来的事，很难。”
“第三，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三号铺子这回事。我在这个项目上做的所有判断，没有一条能写进报告。”
“第四……”她停了一下。
“第四条。”
“第四条我划掉了。”
“为什么划。”
“因为那一条不是理由。”她说，“那是借口。”
陈粟看着她。
“第四条写的是什么。”
沈晚把本子合上。
“不说了。”
那天晚上，她没有走。
米铺到了关门的时间，陈粟把门板一块一块装上去。
装到最后一块的时候，他在门口站着。
“沈晚。”
“嗯。”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你说。”
“合作社的章程，我看了一遍。”他说，“里面有一条，我一直没懂。”
“哪一条。”
“第七条。”他说，“‘本社成员的收购价格，按当年海岛批发价上浮百分之十执行’。”
“这一条怎么了。”
“这一条是写给我们的。”陈粟说，“意思是，不管外面卖多少，收我们的按批发价加一成。”
“对。”
“那如果外面跌了。”
“跌了也按这一条走。”沈晚说，“加一成。”
“那要是跌得比成本还低。”
“那合作社就亏。”她说，“亏的钱是镇上的专项补的。”
陈粟站在门口，没有动。
“那这个章程，等于把风险接过去了。”
“对。”
“谁想出来的。”
沈晚看着他。
“我提的。”
陈粟把最后一块门板装上去。
插上销。
“沈晚。”
“嗯。”
“你今天说的那四条，第三条我知道。”
“哪条。”
“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三号铺子这回事。”他说，“你在报告里什么都没写。”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过你的方案。”他说，“那天你放在柜台上，我翻了两页。”
沈晚没有说话。
“你翻我账本，我翻你方案。”他说，“扯平了。”
他把手上的灰拍掉。
“我欠你一句话。”
“什么话。”
“那天我说‘你那样活着也不见得高兴’。”陈粟说，“我说的是真的。但是我不该那么说。”
“为什么不该。”
“因为你高兴不高兴，轮不到我说。”
门关了。
灯关了。
两个人站在门口。
街上的灯亮着，一盏，两盏，一直到码头。
“明天早上七点，我送米过来。”他说。
“送哪儿。”
“你那儿。”他说，“十斤。”
沈晚看着他。
“我今天住哪儿。”
陈粟愣了一下。
“你箱子上去了没有。”
“上去了。”她说，“下午我拎上去的。”
“那你就住那儿。”
“嗯。”
他往街那头走。
走了几步，回过头。
“沈晚。”
“嗯。”
“你刚才说的第四条。”
“不说了。”
“我知道是什么。”他说。
沈晚站在门口。
“你知道什么。”
陈粟把手插在口袋里。
“你要走的时候，最怕的不是丢掉工作。”他说，“是怕走了以后，这里没有人记得你来过。”
风把街上的纸片吹起来，翻了个身。
“我记得。”他说。
她上坡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
石阶还是二十七级。她数着走，走到第十七级停了一下，再往上。
门锁开了。
屋里比外面凉。
她放下箱子，拉了一下灯绳。
灯亮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屋顶。
那十几块新瓦她两天前就看见了。第一天晚上她还伸手摸过——瓦是干的，底下的望板也是干的。
那天下了一夜雨，屋里一处都没漏。
只是那些盆她一直没收。
她走过去，把盆一只一只摞起来，放到墙角。
三个盆，一个铁桶，两只碗。
摞好以后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两天了，她还是习惯睡前看一眼盆里有没有水。
她走到门口。
坡下面的镇子亮着灯。
米铺的方向有一盏，很暗，是柜台里面的那盏。
九点半，他还没有回家。
作者有话说
第39章 老周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