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暂且称它为李子》Tatakro

2、新同桌 班上有

　　班上有一个“病人”。

　　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对“生病”其实没什么概念，一个人的死去好像也只是一片枯叶落地，要真的等到这片落叶腐蚀殆尽，才会迟钝地感到遗憾。
　　而那时候祝斯越还在枝头摇摇欲坠，语文课本上刚学到“秋叶之静美”。

　　我和祝斯越认识有很久，或者说，我认识他有很久。
　　一个病弱的美少年无疑会成为无数青春少女的幻想对象。不过与所谓少女的“白月光”不同，2014年“腐女文化”刚开始泛滥，班上的女孩奋不顾身地扑向这种正趋于“大众”的“小众”。我看过很多有关他的“本子”：他和班长的、他和体育委员的、他和隔壁班那个学生会会长的……

　　女孩之间流传着一种合法的禁忌，接受这份禁忌就能成为秘密盟友，构筑一层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我当时恰巧需要这种关系。
　　那时我高一，刚从稼河县转到这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融入其中，意味着要在一张构筑了十年的细密大网里破开一个口子，我经验不足，就只好选择最笨的方法。所以，尽管我对这种小众感情接受并非良好，也还是笑着附和“男男才是真爱”。
　　我就根据这些本子“了解”了祝斯越。知道他不吃草莓（这种红色的东西会让他想起化疗的痛苦），喜欢喝牛奶（因为喜欢绵软的口感），身上总是一股肥皂香，兜里总揣两颗巧克力。
　　我一开始全都信以为真，直到有次看到副班指导英代不该写祝斯越喜欢打羽毛球，因为这样他的小腿就不漂亮了，而且一个病弱的美少年不该喜欢运动。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他的所谓“习惯”，不过是为了她们的文章服务。
　　所以后来我干脆全都不信了 。我对祝斯越的了解又从一个虚无的“80%”回到“0%”。

　　升入高二，我和祝斯越成为同桌，这种单方面的认识宣告结束。

　　九月的会山市阴晴不定，会在人出门后猝不及防下一场秋雨。而我还没有做好身为一个山城人的自觉，早上七点半，穿着湿得贴身的衬裙进教室，还没来得及拿纸巾擦干头发，就被老师指派了新同桌：“以后你和祝斯越坐一起。”我没有说话，只是妥善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
　　祝斯越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我换座位的那个同学说自己近视，顶着一米八的个子坐到了第二排。

　　我搬了桌子到黑板报旁边，所幸班主任不允许教室内有垃圾桶，不然还得和臭味作伴。我松了口气，抽着纸巾擦自己的刘海和领口，然而前襟却一直擦不干，三百多买的校服衬衫质量一般，湿哒哒地透出小背心的颜色和形状。我觉得尴尬，就在小背心和衬衣之间垫了两张纸，企图让它尽快干掉。湿黏的感觉还是如影随形，我提心吊胆了四节课，一直留意着后门，生怕祝斯越突然闯进来，看见我衬衣里透着原木色的抽纸。我不知道是小背心尴尬还是原木纸更尴尬。

　　好在，直到那天下午我的新同桌才出现。他的这份缺席很经常——来到崇文学校一年，我见到祝斯越的时间比班主任还要少得多。没人告诉过我们他为什么请假，不过在那些本子里，左不过是“检查”、“化疗”，或者“祝斯越的病情加重了，也许再没办法见他”。
　　但我还是为这份“经常”在心底悄悄做了感谢，谢谢这份“经常”刚好出现在我最窘迫的时候。
　　在窘迫的间隙里，我排练了上百次的自我介绍。

　　然而下午他来的时候，我仍旧没有预想中那样做得好。他比我想象得还要寡言，见到我坐在那里，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只是点了点头，多的话一句不说，坐下就开始写物理题。
　　上午的坐立难安延续到了下午，我观察了好几个当口想向他开口，又都觉得不太合适。直到临近放学，他才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向我扭过头：“你好，我叫祝斯越。”
　　我咬着笔尖愣了好久，“啊？噢，好……嗯，你好，我叫……”
　　“不用，我认识你。温晓妍。”

　　我和人说话时总是不敢看人眼睛，显得没什么礼貌，那一下却突然回头看向了他。时间被拉得很长，我才发现他的眼睛确实很漂亮，没有“本子”里写得那么圆润，抑或盈满笑意，但在那双下垂着的眼睛里，我仍感受到了些许善意。
　　“……是吗。”

　　我没有解释说我其实早也认识他——我下意识地觉得那种“本子”里的认识并不会让他开心——就像我也没有问他怎么会记得我，一个只存在于他本就时间甚少的校园生活十一分之一中的人，但我心里的湖，还是多多少少泛起了涟漪。
　　我不过问的事还有很多，比方说一个罹患绝症的学生，一个我以为不用操心学习、是否能活到高考那一天都说不定的学生，为什么要在接下来的整个晚自习里，一心一意地写他的物理题，做这种没有结果的事情。

　　然而我不过问他人，不代表别人不过问我。
　　和祝斯越坐在一起无可无不可，我失去了接触班里女生核心——副班——的机会，但得到了接触另一个风云人物的际遇。等到祝斯越一离开座位，打水或者上厕所什么的，就会有一群女生围过来，问我他和班长说了什么，或者刚才学生会会长过来是不是找他了一类的话。等到祝斯越回来再窃窃地一笑，一脸意味深长地走开。她们嘴上表现得不想被他知道，实际上行为里都是要让他知道。
　　比起祝斯越，也许还是我更讨厌这种“口非心是”，因为这会让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好像我真的说了什么，实际上我只是含糊地说了“没听清”和“不知道”，但祝斯越表现得像不知道女生们为何而来，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而我又知道他其实什么都“知道”。
　　我做了最烂的一种间谍，两方都确定我倒戈向了敌营。
　　所以我干脆选择一方。我知道这张密不透风的网祝斯越也没有钻进去，但我总不能因为别人没有钻进去，就把自己也留在网外，干脆借着他破开的洞往里探，心里甚至没说一声对不起。

　　“班长找他说了什么？”
　　“关心了一下他的身体。”祝斯越，你身体还好吗？下个月初级部运动会，一千米要求全体参加，会班级排名。我没给你报名，免得拖后腿。
　　“学生会会长呢？是来找他的吧？对吧对吧！太好嗑了！”
　　“嗯。”祝斯越，那个市三好的名额给不到你头上，确实这个对升学还是有帮助的，我们打算留给更有机会的同学。不是咒你哈！别放心上。
　　……
　　我本以为这些话我传起来会毫无负担，因为我并没有说假话，只是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以此换取更深一步融入班集体的机会，我想这并没有什么错。
　　有时我却会想起祝斯越记得我叫什么，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顿一下，心里的湖泛起一点涟漪，但还是继续说下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其中祝斯越来学校的日子加起来一只手数得过来——直到又是一个周三。

　　那个周三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学校要连开三天的运动会，然后直接放周末。我一开始也很高兴，毕竟没有人是不欢迎放假的。
　　但是班长发完了号码簿，班上只有两个人没领到：一个是我，050951——2005级09班校规规定班级容量为50人的第51个人，另一个是祝斯越，050926，某年某月某日校运会没来学校，班长代为保管号码簿但是弄丢了的人。
　　我和祝斯越坐在角落里，看着其他人互相侧着身子，说说笑笑帮对方拿别针把号码簿别在后背。我去问副班，她正和其他女生打作一团，见我来了立马坐直身子，然后面露难色：“这个是入校就做了的，每个班都是五十个，你拿张纸贴一下吧？不好意思哈我也没办法。”
　　我回去裁了张草稿纸，自己给自己写了一张，祝斯越坐在旁边看。
　　我想起他下垂的眼睛，又看到他空空如也的后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我又裁了一张“050926”。
　　他接过去后还是没什么话，只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帮对方把号码簿别在了身后。

　　因为这一份薄薄的与众不同，我和祝斯越之间好像也形成了一种薄薄的牵连。运动会三天，祝斯越罕见地全勤了，虽然他只是抱着书在旁边读，或者又在写他的物理题。
　　我的参与感并没有比他强到哪里去，但班上女生喊加油时我也会凑数，下去迎接某个长跑冠军时，我也随波逐流。
　　然而短短三天，我了解得比从前每一天都更深刻——
　　这张网看起来没那么牢不可破，但它就是在暗处紧紧牵住了网内每一个人。我无法斩断，也没资格斩断。
　　而网外的另一个人，我有时候能看到他挨在沙场旁边的树下，有时候人挤人的终点旁边，或者仅仅是坐在班级分区，我抬头刚好和他对视。
　　我想他把我当作了和他同类人，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同伴。

　　也许在他眼里，我们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和。至少不再是楼道里碰见了装作视而不见的关系。有时他问我年级大会什么时候开，有时我问他谁谁和谁谁是不是有什么梁子，经常是我们两个人都答不上来，然后问的人转向了另一个话题。这两个最边缘的人物小心翼翼地从对方那里套取信息，又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对方的自尊心，两张破网交叠在一起能够捞住的东西一定更多，我们都假装也属于这个温暖的集体。

　　一个集体的温暖与否是相对的，班风“差”的班级对于转学生来说反倒相对友好，因为你只需要插进其中一个小圈子就行了，而进入一个班风“好”的班级，你却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点头。我很不幸，是后者。
　　副班长名叫胡媛媛，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名字是班级的核心，我相信她绝不存在坏心，然而她有时的疑问也的确把我排除在班级之外。
　　大部分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往往也被称作“贵族”学校，山城不比港口城市，然而发财的机会也不少。
　　这所学校里的贵族们带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气质与观念，她们从不在乎衣服鞋子的价钱，只在乎是否赶得上潮流，所以我每每听到“千”“万”这样的计量单位时，只敢在心里小声惊叹，而不敢真的表露出来，我既不想现出穷酸，也不想看起来鸡立鹤群。

　　我挣扎在集体之外，一心想要成为集体的又一根支脉，始终不愿与另一个人作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