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区》沧海蝶

1、卡里莫夫 法庭宣判时

　　法庭宣判时，韩知安坐在旁听席上。

　　三十二岁的卡里莫夫因□□及严重施暴致人死亡，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亲手逮捕卡里莫夫的人正是她。

　　按理说，这一判决应该让她感到高兴，至少也该让她作为刑警的职业成就感得到些许满足。

　　毕竟，这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案子。

　　卡里莫夫是一名独立经营的水管维修工。四月的一天，一个名叫金宰珉的男人打电话给他，请他上门看看家里的洗碗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四月的一个星期三。

　　临近中午时，卡里莫夫来到首尔城北洞的约定地址。

　　金宰珉当时已经骑自行车去汉阳大学经营学院上班。他在那里任教。开门迎接维修工的是他怀有身孕的妻子郑秀妍。

　　郑秀妍将卡里莫夫领进住宅的厨房。没过多久，他便找出了洗碗机的故障，表示修起来毫无问题，只需要回自己的工作车上取几个小零件。

　　郑秀妍煮了咖啡，还给他倒了一杯。就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刻，用卡里莫夫自己的话说，他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趁着这个怀孕的女人站在水槽前，他从背后扑上去制服了她，牢牢按住她，撕破她的衣服。

　　施暴过程中，他死死掐住她的脖子，不让她尖叫，以免惊动楼里的邻居。

　　暴行结束之后，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试图清除留下的痕迹。

　　此时，郑秀妍已经失去意识，倒在厨房地板上。

　　卡里莫夫离开了现场。

　　目击者证实，维修工大约上午十一点到达。可是直到下午两点前不久，遍体鳞伤的郑秀妍才勉强用手机拨通丈夫的电话。

　　那算不上一次通话，听筒里只有哭泣和痛苦的呻吟。金宰珉乘出租车赶回家，并于下午两点三十五分拨打119请求救护车，同时向112报警。

　　当晚九点刚过，郑秀妍因内出血和休克，在首尔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去世。此前她曾短暂恢复过几次意识，来得及告诉丈夫，是那个水管维修工袭击了她。

　　事实上，金宰珉早已猜到了。

　　这桩几乎不需要费力调查的命案，交到了首都圈联合刑侦组的韩知安手中。嫌疑人卡里莫夫当天凌晨三点左右便在几名熟人家中落网。

　　那些熟人后来作证说，他当时“很不对劲”，神情混乱，说话颠三倒四，而且显得十分害怕。

　　从现场和郑秀妍身上提取到的DNA痕迹，已经足以支持对这名年轻维修工的定罪。不过，在落网后的那个早晨接受韩知安长达两个小时的讯问时，他还是亲口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桩命案调查，几乎不可能比这更简单了。

　　庭审期间，卡里莫夫始终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做出那种事。他只是耸耸肩，一遍又一遍地说，单单是与那名孕妇独处，就仿佛让他体内的某根弦突然绷断了。

　　因此，事实没有任何疑问：卡里莫夫与受害者素无仇怨，也不曾受到任何挑衅，却□□并残忍殴打了一名完全无辜的孕妇，最终致使她死亡。

　　他的辩护律师几乎无计可施，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减轻罪责的情节。

　　卡里莫夫没有犯罪前科，病历中也没有药物滥用、童年创伤、战争创伤、受虐经历或精神疾病的记载。辩护律师甚至没有申请对他进行精神鉴定。

　　于是，这个年轻人被判了十二年。

　　宣判之后，法庭给了卡里莫夫最后陈述的机会。韩知安坐在旁听席的最后几排。卡里莫夫身材高大，略微发胖，手脚都很大，动作有些笨拙。短短的黑发服帖地贴在硕大的脑袋上。他穿着一身深蓝色、面料泛着光泽的运动服，胡子没刮。那张橄榄色的脸上，眼眶周围几乎黑成了一圈。

　　他笔直地站在那里，直视坐在前面几排的金宰珉，金宰珉身边坐着他的父母和两个兄弟。

　　卡里莫夫开口说：“我不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我知道自己不配得到原谅。我唯一能说的是，如果可以和你们亲爱的秀妍交换位置，我一定会这么做。她应该活下去，该死的人是我。”

　　金宰珉一家低着头，没有一个人迎上他的目光。

　　中央过道的另一边坐着卡里莫夫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不少亲友。韩知安看见卡里莫夫的父亲——一个身材矮壮、面相和善的男人，长着一对让人想起德国歌手克劳斯·霍夫曼的眉毛——一边望着儿子，一边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他的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肩上。卡里莫夫夫人则始终垂着头。

　　在短暂的侦查过程中，韩知安曾与阿克马尔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谈过话。他们都是和善的人，来自中亚的塔吉克斯坦，过着简单而清贫的生活。这个家庭中没有人有过犯罪记录。他们谁也解释不了阿克马尔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

　　韩知安和他们谈话时，每个人都哭了。

　　郑秀妍和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之死，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屏障，横亘在法庭里的两个家庭之间。

　　所有人都输了，剩下的只有毁灭。

　　即使卡里莫夫被带离法庭，金宰珉一家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宽慰。短短几分钟内，旁听者和两家亲属便陆续离开了法院。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对峙，什么都没有发生。

　　韩知安写完报告，将案件归档。她告诉自己，从今往后，她再也不必去想卡里莫夫家或金宰珉家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

　　她错了。

　　卡里莫夫是在七月一个炎热的日子被判刑的。

　　不到一个月后，金宰珉来到联合调查本部办公楼，走到接待窗口，告诉值班警员，他要投案自首，因为他杀了人。

　　首都圈联合刑侦组的一名同事先对他进行了简短讯问，随后派出一组巡逻警员赶往九里市一栋住宅楼里的公寓。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员在那里发现了卡里莫夫十九岁妹妹扎拉的尸体。

　　扎拉独自住在那套公寓里，生前在汉阳大学九里医院担任护理实习生。

　　她的胸口中了三刀，死于刀伤。

　　巡逻警员请求技术勘查支援。由于韩知安熟悉这两个家庭，案件经首都圈联合刑侦组主管朴成浩之手，再次交给了她。

　　金宰珉被羁押期间，韩知安去了九里市的第二处案发现场。随后，她赶往住在首尔昌信洞一带的卡里莫夫夫妇家中，亲口告诉他们女儿遇害的消息，为两位老人安排危机心理辅导，又把手头能抽调出来的少数几名年轻警员分配到各项调查工作中。

　　直到傍晚，她才开始讯问金宰珉。那时，他已经请来了律师。

　　那是夏末闷热的一天，空气潮湿得仿佛黏在皮肤上。韩知安头痛得厉害，格外想念姜泰俊。他此刻正在济州市，协助当地警方调查济州近海一艘拖网渔船上发生的船员遇害案。

　　和卡里莫夫一样，金宰珉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三十四岁，长相英俊，沙色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衣着得体。只是整个人消瘦得厉害，颧骨绷得紧紧的，眼窝深陷，满脸疲惫。

　　是的，他去过扎拉的住处。

　　是的，他在公寓门厅里用刀刺死了她。

　　为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也简单得可怕。金宰珉说：“我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报仇，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从秀妍的死里走出来。”

　　此后几天的讯问，没能为这一切增添多少新的解释。

　　事情似乎就是这么直白、原始，而且血腥得毫不留情。

　　你家的一条命，抵我家的一条命。

　　金宰珉的审判，几乎就是卡里莫夫一案的重演。他的刑期稍轻一些——十年。法庭认为，失去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使他陷入了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因此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条生命已经被夺走。

　　还有两个人的人生被彻底毁了——更不用说他们所有亲属承受的伤害。

　　第二次走出法院时，按工作上的标准，韩知安本该对案件的结果感到满意。然而，她却彻底撑不住了。她浑身发冷，疲惫不堪，恶心得想吐。

　　姜泰俊不在身边，几乎令她陷入绝望。只有姜泰俊真正懂得她此刻的感受。回家后打电话到济州市找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而且对他也不公平。

　　他自己正被一桩糟糕透顶的案子缠住，除了言语上的安慰，什么也做不了。她知道，那样只会让他们两个人都更加痛苦。

　　她回到家，洗了个澡，喝光一整瓶红葡萄酒，醉得酩酊大醉。

　　窗帘已经全部拉下，却挡不住夏日明亮的阳光。光线透过窗帘，把客厅染成一片昏沉的褐色，让她对这个世界、也对自己生出无比阴郁的念头。

　　后来，她吐了，又吞下两粒姜泰俊宝贝得很的安眠药。一天的轮廓渐渐模糊，仿佛被厚厚的棉絮裹住。

　　晚上九点半，她坠入药物带来的沉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闹钟响了。她起床，冲了个冷水澡，开车去上班。她很清楚，等待自己的只会是又一个糟糕透顶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