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修好了》丰新文德

27、谈判 实训室的门

　　实训室的门被推开，沈青走进来，穿一件深灰色的大衣，肩上落了一层雪。她身后跟着一个男人，四十多岁，拎着公文包。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十二个学生全站了起来——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她，是因为她走进来的样子，像走进自己的事务所。
　　“继续干活。”江屹说。
　　学生们坐回去了，但眼睛都往这边瞟。
　　沈青走到工作台前，拿起一台灯，看了看外壳，按下开关，又翻过来看底部的标签。
　　“第十八版。”她说。
　　“嗯。”
　　“标签印得不错。”她把灯放下，“谁设计的？”
　　“程砚。”
　　“手艺呢？”
　　“我。”
　　“良品率？”
　　“昨天九十六。”江屹说，“今天能到九十七。”
　　“目标九十八。”
　　“知道。”
　　沈青点了点头，转身对那个男人说：“王总，您看。”
　　男人走上前，拿起一台灯，翻来覆去地看。他看得很仔细，看了很久，最后按下开关。
　　白光落在他脸上。
　　“就是这个？”他问。
　　“就是这个。”沈青说，“临城八中学生做的，成本三十七块二。”
　　男人抬起头，看向江屹。
　　“你就是那个十六岁的？”
　　“嗯。”
　　“市科协那个采购，是你做的？”
　　“是。”
　　“居委会那六个小区，也是你？”
　　“意向书刚签。”江屹说，“还没交货。”
　　男人把灯放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
　　“我是临城电器厂的。”他说，“姓王。我们厂去年倒闭了，厂房还在，冲压机还在，十二个工人还没散。”
　　他把文件摊在桌上。
　　是一份报价单。
　　应急照明装置外壳·冲压件。单价：一块九。起订量：五百件。模具费：免。账期：货到六十天结款。
　　江屹盯着那个数字。
　　一块九。比沈青谈的两块八还便宜九毛。五百件，就是四百五。
　　“为什么？”他问。
　　“因为我儿子也十六岁。”王总说，“他在外地打工，过年不回来。他说厂子倒了，没脸回来。”
　　他指了指那台灯。
　　“我这个厂，做了三十年五金。冲压、折弯、喷漆，都在。现在机器停着，人散了，我就剩下一堆铁。”他说，“你这东西，外壳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一块。但它占了你成本的百分之七。”
　　江屹没说话。
　　“我不要你的钱。”王总说，“我要你的订单。你做大了，我这厂子就能活。你做的灯要卖给乡镇学校，我做的壳就能跟着去乡镇。这是我三十年第一次觉得，我做的东西有用。”
　　他把报价单推过来。
　　“签不签？”
　　江屹看着那张纸。
　　一块九。六十天账期。免模具费。
　　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条件。
　　也是他背不起的条件——六十天账期意味着他现在不用掏钱，但也意味着他欠了一个厂子的人情，而人情比钱难还。
　　“王总。”他说。
　　“嗯？”
　　“我不能签。”
　　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程砚的手指停在桌沿上。沈青挑了一下眉。
　　“为什么？”王总问。
　　“因为我现在签了，”江屹说，“等于白拿您一批货。我万一做砸了，您这堆铁还是废铁，我还多欠一笔债。”
　　“那你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这样。”江屹从包里抽出那份居委会意向书，摊在桌上，“这是一百二十台的订单，三十五一台，定金一千二百六。我把这批订单的外壳给您做，单价两块八，现款现结。您赚四百五十块。”
　　他把笔拿出来。
　　“等我把这一百二十台交出去，拿到尾款，再拿尾款跟您签五百台的合同。那时候我有订单、有回款、有信誉，您也不用赌我这个人靠不靠得住。”
　　他抬起头。
　　“您给我两个月。两个月后我要是做砸了，您没损失。我要是做成了，您就是我第一个供应商。”
　　屋子里很安静。
　　收音机——哦，这儿没有收音机。只有冲压机在隔壁车间空转的声音，咚，咚，咚，像心跳。
　　王总看着那张意向书，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响，笑得旁边的学生都吓了一跳。
　　“沈总，”他转头对沈青说，“你这孩子，比我儿子强。”
　　“他不是我的孩子。”沈青说，“他是我的投资人。”
　　“什么？”
　　“我投了他一万。”沈青一本正经地说，“占百分之二十收益权。他现在是我的资产，我得看着他别贬值。”
　　王总又笑了，拿起笔，在报价单背面写了一行字。
　　“两块八，现款现结，一百二十套的外壳。”他说，“明天下午来拉货。但我加一条。”
　　“您说。”
　　“外壳上给我留个位置。”王总说，“我要印一行字：临城电器厂制。”
　　“为什么？”
　　“因为我三十年了，”他说，“第一次想让别人知道这东西是我做的。”
　　江屹接过那张纸。
　　纸很薄，捏在手里轻飘飘的。
　　但他觉得重得拿不住。
　　“好。”他说。

　　沈青送王总出去，回来时把江屹叫到了走廊上。
　　走廊很冷，窗户没关严，风一直往里灌。
　　“你今天很傻。”她说。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那么说？”
　　“因为那是实话。”江屹说，“我现在签不了。”
　　沈青看着他，很久没说话。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五千。”她说，“市科协那笔，我提前垫给你了。走的我事务所的账，算你的预付款。”
　　江屹没接。
　　“沈阿姨，”他说，“您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这不合规矩。”江屹说，“合同是一月中旬到账，您提前垫，等于替我违约。而且这钱不是您的，是您客户的。”
　　沈青愣了一下。
　　随即她笑了，笑得眼角细纹都出来了。
　　“江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最麻烦的地方在哪儿？”
　　“哪儿？”
　　“你太讲规矩了。”她说，“讲规矩是好事，但规矩是人定的。我今天垫这五千，不是为了帮你，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世上有些规矩是可以改的，只要你有本事承担后果。”
　　她把信封塞进他手里。
　　“拿着。”她说，“模具三千八，人工两千三，材料尾款一千二。还剩七百，够你过年买两斤肉。”
　　江屹捏着信封。
　　“我会还。”
　　“我知道你会还。”沈青说，“所以我才敢垫。”
　　她转身要走，又停下来。
　　“对了。”她说，“明天下午两点，基金答辩。在市科技馆。”
　　“明天？”
　　“通知上周就发了。”沈青说，“你没看？”
　　江屹沉默了两秒。
　　“没看。”
　　“因为你忙着焊灯。”
　　“嗯。”
　　“那就今天晚上改完脚本，明天上午录视频。”沈青说，“程砚已经安排好了。”
　　江屹转头看实训室的门。
　　程砚正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笔记本，冲他点了点头。
　　“他什么时候安排的？”
　　“从第一天就开始安排了。”沈青说，“你以为那些材料是谁准备的？”
　　她走了。
　　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窗户哗哗响。
　　江屹站在原地，捏着那五千块钱，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一种更深的、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累——就像你跑了很远的路，抬头一看，前面还有更远的路，而且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他推开门，走回实训室。
　　程砚迎上来。
　　“解决了？”
　　“解决了。”江屹把信封塞进包里，“明天下午两点，科技馆答辩。”
　　“我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查过。”程砚推了推眼镜，“评审日程网上公开。”
　　江屹看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程砚。”
　　“嗯？”
　　“你妈投那一万的时候，”江屹说，“是不是就算准了会有这一天？”
　　程砚沉默了两秒。
　　“她算准了很多事。”他说，“但她没算准你会拒绝王总的合同。”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你会签。”程砚说，“签了，你就有产能，有产能就有订单，有订单就能活下来。这是最合理的路。”
　　“那你呢？”江屹问，“你觉得我该签吗？”
　　程砚低头想了想。
　　“不该。”他说。
　　“为什么？”
　　“因为你签了，”程砚说，“你就成了那个厂的下游。你一辈子都得看它的脸色。你现在不签，两个月后你去签，你就是甲方。”
　　江屹盯着他。
　　“程砚。”
　　“嗯？”
　　“你这脑子，”江屹说，“不去干点坏事真是可惜了。”
　　“我不干坏事。”程砚一本正经地说，“我只算账。”

　　那天晚上，江屹回到家，母亲还没睡。
　　她坐在床上，腰上缠着护具，手里捏着一张纸。
　　“屹啊。”她说。
　　“嗯？”
　　“今天许老师又来电话了。”
　　江屹换鞋的手停住了。
　　“她说什么？”
　　“她说一中那边在催。”母亲的声音有点抖，“说二月二十日报到，住宿补贴申请下来了，一个月三百。还说……实验班的课从二月一日就开始补，让你早点去。”
　　江屹坐在床边。
　　“妈。”
　　“嗯？”
　　“我不去了。”
　　母亲的手僵住了。
　　“江屹。”
　　“我去。”江屹说，“但我要带个人。”
　　“谁？”
　　“程砚。”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
　　“那个画图纸的。”
　　“嗯。”
　　“人家凭什么跟你去？”
　　“因为他本来就该在那儿。”江屹说，“他有省一等奖，有保送资格，是他自己放弃的。我要去跟一中说，这个人该回去。”
　　“人家妈同意吗？”
　　“不知道。”江屹说，“明天我问。”
　　母亲把那张纸放在床头柜上，慢慢躺下去。
　　“屹啊。”
　　“嗯？”
　　“你记不记得你十岁那年，”她说，“咱家那台电视机坏了。你拆了一整天，装不回去，急得哭。妈跟你说什么？”
　　江屹没说话。
　　“妈说，装不回去就别装了。”母亲看着天花板，“你说，不行，我得把它弄好，不然咱家就没电视看了。”
　　她转过头。
　　“你从小就这样。看见坏了的东西，就想修。”
　　“嗯。”
　　“但妈今天想问你一句。”母亲说，“你自己呢？”
　　江屹愣住了。
　　“什么？”
　　“你自己坏了没有？”母亲说，“你这三个月，一天睡四个小时，手上全是伤，瘦了八斤。你把所有人的事都修好了——妈的腰、那十二个孩子的寒假、棉纺厂那栋楼的消防整改、那个电器厂的冲压机。你修了这么多东西。”
　　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那只手上有十七处伤口。
　　“那你自己呢？”母亲说，“谁修你？”
　　屋子里很安静。
　　窗外的雪停了，路灯的光照进来，落在墙上那块鸟形的水渍上。
　　江屹低下头。
　　“妈，”他说，“我不坏。”
　　“你撒谎。”母亲说，“你七岁那年撒过谎，十岁撒过，十六岁还在撒。你每次说‘我不累’‘我没事’‘我能扛’，都是在撒谎。”
　　她的声音低下去。
　　“屹啊，妈不怕你吃苦。”她说，“妈怕你有一天撑不住了，不敢说。”
　　江屹没说话。
　　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很久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自己都没想到的话：
　　“妈，我害怕。”
　　母亲的手紧了紧。
　　“怕什么？”
　　“怕我做不完。”江屹说，“一百二十台，正月十五要交货。基金明天答辩。二中二十日报到。我怕我哪一头都顾不好，最后全砸了。”
　　“还有呢？”
　　“还有……”江屹的声音低下去，“我怕我配不上。”
　　“配不上什么？”
　　“配不上这些东西。”江屹说，“那一万块，那五千块，王总的壳，赵磊他们每天四个小时，刘主任的意向书，许老师的电话，您的手术。所有人都在信我。我怕我最后给他们的是一堆废品。”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屹啊。”她说，“你记不记得妈摆摊第一年，卖的是什么？”
　　“……袜子。”
　　“对，袜子。”母亲笑了，“进了一百双，卖了三天，一双没卖出去。为啥？妈进的码全是四十一四十二的，临城人脚小。那一百双袜子，压了半年，最后当抹布送了。”
　　江屹抬起头。
　　“妈当时怎么办的？”
　　“妈哭了。”母亲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去进了新的货，这回先问清楚码数。”
　　她拍了拍他的手。
　　“屹啊，人不是配得上才做事。”她说，“是做了事，才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