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桥 陈茉确诊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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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茉确诊肺癌那天，给她妈打了个电话。
她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什么时候回来？”
陈茉想了想，说：“不知道。”
“那等你知道了再说。”
电话挂了。
陈茉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纸很薄，字很多，她看不懂那些术语，但有一行字她看得清清楚楚——“右肺下叶占位性病变，建议进一步检查”。她不需要看懂后面那些，医生说话时的眼神已经告诉了她答案。
那个医生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说话时眼睛一直看屏幕，不看她。旁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拿着笔记本，一个字都没写。
“你有家属陪你来吗？”医生问。
陈茉说：“没有。”
医生顿了一下，说：“那你自己能接受吗？”
陈茉说：“你说吧。”
医生把屏幕转过来，指着一张黑白影像，说了一大段专业术语。陈茉听不懂，只听懂了最后一句：“情况不太乐观，需要尽快住院。”
陈茉问：“不太乐观是什么意思？”
医生又顿了一下，说：“就是……比较严重。”
陈茉说：“有多严重？”
医生终于转过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不忍，有无奈，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同情。他说：“你先住院，我们再做进一步检查。到时候……”后面的话他没说完。
陈茉说：“医生，你就直接告诉我吧。”
医生沉默了片刻，开口：“右肺下叶有一个比较大的肿瘤，考虑恶性可能性大。具体情况还要看病理结果，但根据目前的影像来看……”
他没说完，陈茉替他说了：“晚期？”
医生没有否认。
陈茉点点头，问：“还有多久？”
医生说：“这个不好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大概。”
医生看着她，叹了口气，说：“如果不治疗，三到六个月。”
陈茉说：“知道了。”
她站起来，医生叫住她，说：“你还年轻，积极治疗的话……”
陈茉打断他：“谢谢医生。”
她走出诊室，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旁边有个老太太凑过来问：“姑娘，你没事吧？”
陈茉说：“没事。”
老太太说：“你脸色不太好。”
陈茉说：“没睡好。”
老太太说：“要保重啊。”
陈茉点点头，站起来，走出去。走廊很长，白炽灯很亮，她的影子在脚下缩成一团。
出了医院大门，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她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到一半，她把烟掐了。医生说肺癌晚期，抽烟是嫌死得不够快。
她笑了一声，把剩下的半包烟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她回了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十平米，五环外，没有窗户。她在这住了三年，每次回来都觉得压抑，但每次离开都会再回来。像条狗，跑得再远也要回窝。
她坐在床上，翻手机。相册里有几万张照片——非洲的狮子、西藏的野狗、南极的帝企鹅、亚马孙的树懒。她拍了十几万张，发出去的不到一百张。发给他的只有一张。
她点开通讯录，翻到“沈默”。上一条消息是去年除夕。他发来四个字：“新年快乐。”她没回。上上条也是除夕，也是“新年快乐”。上上上条也是。他发了十年，她一条都没回过。
陈茉看着屏幕，拇指悬在键盘上，很久。然后她打了一行字：“胡杨很美。”
发完她锁了手机，躺下睡觉。
第二天醒来，屏幕上有一条新消息，来自沈默。只有一个字。
“嗯。”
她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上。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的对话，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十岁那年的春天，陈茉站在石桥上，看着她爸越走越远。
她爸叫陈建国，在乌镇东栅的巷子里开了一家小五金店。那天早上他说去杭州进货，三天就回。他走的时候摸了摸陈茉的头，说：“回来给你带糖。”
陈茉说：“要大白兔。”
他说：“好。”
然后他就从这座石桥上走过去了。陈茉站在桥中间，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她站了很久，久到隔壁裁缝铺的王婶出来倒水，看见她，问：“茉茉，你站这干嘛呢？”
陈茉说：“我爸去买糖了。”
王婶说：“那你回家等啊，站桥上多冷。”
陈茉没动。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撒腿就往桥那头跑。她跑过整条巷子，跑到东栅的牌坊下面，跑到大路上，左右看，没有人。她继续跑，跑到镇口的汽车站，跑到售票窗口，踮着脚往里看，还是没有。
她还想跑，脚下一绊，摔在了青石板路上。锁骨磕在一块翘起的石棱上，血渗出来，染红了她的碎花衬衫领子。她趴在地上，没哭。只是趴着，脸贴着冰凉的青石板。
后来王婶把她背回了家。她妈陈秀兰正在铺子里踩缝纫机，看见她锁骨上的血，手停了。王婶把事情说了。陈秀兰听完，拿纱布给她清理伤口，一句话没说。
陈茉问：“妈，爸什么时候回来？”
陈秀兰说：“快了。”
一个月后，陈茉又问。陈秀兰说：“快了。”
一年后，陈茉不问了。
镇上的人都说陈建国跑了，跟一个杭州女人。有人当着陈茉的面说，有人背着她。陈秀兰从不解释，也不骂。她只是每天守着裁缝铺，踩缝纫机，做衣服，收钱，找钱。日复一日。
锁骨上的伤好了，留了一道疤。陈茉每次紧张就摸那道疤，摸着摸着就静下来了。
陈茉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苏素。
苏素家住在石桥另一头，她爸在镇上开杂货铺。两个人从幼儿园就认识，小学同班，初中同班，高中还是同班。乌镇就那么大的地方，同龄的孩子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她俩自然而然地成了彼此唯一的选择。
苏素从小就野。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跟男生打架，没有她不敢干的事。陈茉表面上比她文静，实际上心里比她更野，只是不会表现出来。两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镇上的人都说，这两个丫头，早晚得翻出乌镇的天。
高中那三年，她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早上一起骑车上学，晚上一起骑车回家。课间苏素在画速写，陈茉在旁边看。苏素画人像，画风景，画一切她想画的东西。陈茉什么都拍，拍水，拍桥，拍巷子里的人，拍苏素画画的样子。苏素说：“你拍我干嘛，我又不好看。”陈茉说：“我觉得好看。”苏素笑着骂她神经病，继续画她的画。
放学后她们经常坐在石桥上聊天，有时候聊到天黑都不回家。陈茉说她想离开乌镇，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苏素说她也是，她想去杭州，考美院。陈茉说杭州不远。苏素说那你去哪。陈茉说不知道，反正越远越好。
高考填志愿那天，她们坐在石桥上，各自拿着志愿表。
苏素说：“我填了中国美院。”
陈茉说：“杭州。”
苏素说：“你呢。”
陈茉看着水流的方向，想了很久，说：“武汉。”
苏素愣了一下，“武汉？那么远。”
陈茉说：“嗯。”
苏素问：“为什么去那么远？”
陈茉没回答，只是看着水。苏素也没再问。她们从小一起长大，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陈茉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到处都是父亲影子的地方，离开那个沉默得像一潭死水的母亲。苏素懂，她一直懂。
苏素说：“那你以后要回来看我。”
陈茉说：“当然。”
苏素说：“每个月至少打一个电话。”
陈茉说：“好。”
苏素说：“你要是敢忘了我，我就去武汉把你抓回来。”
陈茉笑了，说：“不会忘的。”
她们在石桥上坐了一整个下午，像小时候一样，聊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事情。傍晚的时候，苏素说：“走吧，回家吃饭。”陈茉站起来，看了石桥最后一眼，然后跟着苏素下了桥。
那是她们在乌镇的最后一天。
陈茉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整个专业在全国招生，江浙一带一共只招了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里，有十二个是浙江的，八个是江苏的。
报到那天，陈茉拎着行李箱进了宿舍楼。宿舍是四人间，她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来了两个人。一个胖胖的女生坐在床上玩手机，看见她进来，抬头笑了一下，说：“你好，我叫周莉，安徽的。”
陈茉说：“我叫陈茉，浙江的。”
另一个女生个子小小的，扎着马尾，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听见她们说话，转过头来，笑眯眯地说：“我叫林小鹿，你们叫我小鹿就好了。”
小鹿是浙江宁波人，说话软软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她比陈茉小一岁，因为上学早，是全班年纪最小的。她天真得不像话，什么都信，什么都好奇。第一天晚上她就拉着陈茉聊天，问她是浙江哪里的，乌镇是不是特别好看，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小桥流水。
陈茉说：“嗯，挺好看的。”
小鹿说：“你会划船吗？”
陈茉说：“会一点。”
小鹿眼睛亮了，说：“那以后你带我去玩好不好？”
陈茉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笑了，说：“好。”
小鹿高兴得在床上打了个滚，说：“太好了！我一直想去乌镇！”
另一个室友叫方小雨，来得最晚，是江苏苏州人。她不爱说话，收拾好东西就戴上耳机看书，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但也不亲近。后来陈茉才知道她家里条件不好，靠助学金上的学，平时要打工，很少在宿舍待着。
四个女生，四个不同的地方，凑在一起过了四年。
苏素在杭州读美院，离得不远，但也不近。她们每个月打一次电话，有时候聊半个小时，有时候聊两个小时。苏素在电话里骂老师，骂作业，骂食堂的饭难吃。陈茉听着，偶尔笑，偶尔也说几句自己的事。但她从来不说沈默，苏素也不问。
大一那年冬天，苏素来武汉看她。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之后在宿舍楼下喊她的名字。陈茉从窗户探出头，看见苏素站在楼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男款夹克，叼着根烟，冲她挥手。
陈茉跑下楼，苏素一把抱住她，说：“想死我了。”
陈茉说：“我也想你。”
苏素在武汉待了三天，陈茉带她去吃了热干面，去了黄鹤楼，去了长江大桥。两个人像在乌镇时那样，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抽烟，聊天，看江水东流。
苏素问：“你在这边怎么样？”
陈茉说：“还行。”
苏素看她一眼，说：“你瘦了。”
陈茉说：“有吗。”
苏素说：“有。你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陈茉笑了，说：“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苏素说：“那你妈怎么样？”
陈茉沉默了一下，说：“就那样。”
苏素也不追问，靠在椅背上吐了口烟，说：“我妈也一样，天天守着那个铺子，哪都不去。”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看着江面上的灯光。后来苏素说：“陈茉。”
陈茉说：“嗯。”
苏素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有我。”
陈茉转过头看她，苏素的侧脸在路灯下显得很安静。陈茉说：“我知道。”
那是她来武汉之后，第一次觉得心里暖了一点。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