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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水的江，泡沫的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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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笔糊涂账，没人算得清，但总让人觉得自己亏了。
不完美不是青春出了差错，而是它只负责让你长大，从不负责让你好受。
我们这一生都在补考，补青春的课，补遗憾的分。可惜有些答卷交上去的那一刻，就注定没有重修的机会。
但或许这就是它最好的地方，如果青春完美了，我们拿什么怀念？如果当年没有裂缝，后来的光又从哪里照进来？
高中的我是一位非著名行为艺术家。所谓“非著名”，意思是除了不幸撞见现场的倒霉蛋之外，没几个人知道。
所谓“行为艺术”，是指我喜欢在教室没人的时候站在板凳甚至桌子上背东西。站得高看得远，我总觉得这样的心境更开阔，背起书来事半功倍。
那些被我踩过的板凳和桌板，就是我的舞台；那些堆积如山的试卷和练习册，就是我的观众。
第一次舞台事故，是年纪主任推门进来，我正站在讲台上背《赤壁赋》，一手掐着腰，一手划着虚空中不存在的船桨，摆出一个要乘风破浪的姿势。他认为我有病，让我写了八百字检讨。
一不小心扯远了。真正要讲的故事，是从高一下学期一个晚上开始的。
那天晚自习放学，教室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我又爬上了桌子，面朝窗户，背向门口。手里拿着政治必修二，嘴里念念有词。窗外是莘县一中的夜景，几盏路灯，一条空旷的公路，远处宿舍楼的灯亮得像星星落了一地。
“你在干什么？”
我回过头。江沫就站在门口，书包带子垮垮地挂在一边肩膀上，脸上是一种“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的表情。
我们四目相对，空气凝固了大概三秒。然后我保持站在桌子上的姿势，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像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
“背书。”我说。
“在桌子上？”
“站得高，心境开阔。你要不要试试？”
她没说话，目光从我身上移到桌面，又移到我脚边那个被我踩出一个浅浅鞋印的凳子。然后她走了进来，把书包往旁边的课桌上一放，说：“让开。”
我从桌子上跳下来。她利索地踩上凳子，再一步蹬上了桌子，站得稳稳当当。她站在我站过的位置，朝窗外看了看，然后低头看我：“确实开阔。再来一个。”
我把政治书扔给她。她接住，打开，低头看了几秒，然后开始背。声音不大，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形成一种奇妙的回响。窗外有风，刮得窗框轻轻响。
我站在下面仰头看她，心想这个女生真有意思。正常人要么觉得我有病，要么觉得我傻逼。她却上来了。
“你叫什么？”她忽然从书里抬起头问我。
“季烁。季节的季，星光闪烁的烁。”
“江沫。”她翘了翘下巴，像对着窗外的夜空宣布，“江水的江，泡沫的沫。”
我当时没说话，心想这姑娘报名字的方式真独特。江水的江，泡沫的沫。两个都是水，一个辽阔，一个易碎。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她真的像她的名字一样：看着辽阔，其实心里也藏着那种轻轻一碰就会碎的泡沫。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那天晚上，我们一人站了一会儿桌子，背书，然后各自回宿舍。路上经过那棵大梧桐树，她忽然说了一句：“你以后背书别站窗户边那个桌子，不结实，容易摔。”
我“哦”了一声。她又说：“不过我值日的时候你想站也行，摔了我会尽量接住你。”
这就是江沫。她不会说“这样太危险了，以后别这样了”，她只会说“摔了我会尽量接住你”。好像她默认了这件事会继续发生，而她只负责在你落地之前伸出手。
这个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大概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就在这天晚上，我和江沫正式建交。
她的座位在我斜前方两排。她不算高，坐第三排，我坐倒数第二排靠窗。从我的角度正好能看见她的侧脸。
她总是把校服穿得整整齐齐，袖口的扣子系到最后一颗，桌洞里码着两包纸巾，一包干的，一包湿的，像在站军姿。但她会在课本封面上画猪头。外语书上一头，数学书上两头，语文书上三头，列队整齐，神态各异。
有次课间我凑过去搭话：“江沫女士，我观察你很久了。你的猪画得很有天赋，能不能给我画一只？”
她转头看我，眼神玩味。
“你为什么觉得猪能画在课本上？”她问。
“因为这是对混蛋高中生活的抗议。”
她终于笑了。没藏住，笑得很大声，露出两颗不太齐的牙。她说：“行，你的抗议我支持。不过要请我吃饭。”
成交。
从那以后，我们迅速变成了同盟。说是朋友，其实更像两个在敌方营地里互相认出的卧底。她讨厌学校制度，我也讨厌。但她和我那种无头苍蝇一样的叛逆不一样，她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讲起来头头是道，核心论点是“莘县一中的存在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她讨厌一天到晚的考试排名，讨厌早读时那种千人一面的背诵声，讨厌年级主任老路在升旗仪式上那个“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著名演讲。
“你听老路说话，像不像搞传销的？”她问。
我哈哈大笑。
那时候我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同伙了。我们会在晚自习上传纸条，内容从“这道题你会吗”到“你觉得老路的假发是不是一年换一顶”。我们的友谊像一锅小火慢炖的汤，不声不响就熬成了。
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一个雨夜，我站在走廊上看雨。她也出来了，站在我旁边，谁也没说话。雨打在梧桐树上，沙沙的，像整个校园在集体叹息。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讨厌这个地方，但还是每天六点爬起来上早读吗？”
我说：“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不。”她转头看我，眼镜片上蒙着一层雾，“因为他们不敢承认自己讨厌。讨厌是需要勇气的。承认讨厌了之后呢？还是要上课，还是要考试，还是要活着。那多痛苦啊。所以大部分人选择麻木，这样日子好过一点。”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江沫，你这是在提醒我，我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我太清醒了，是吗？”
她笑了一下：“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不是一个人。”
就这一句我在肚子里转很久，像嚼一颗糖，越嚼越有味道。那是我第一次有那种感觉，你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完全打开自己，不用装，不用演，不用怕对方觉得你矫情。
我对她的感情不是喜欢。喜欢太轻了，更像是信任和托付。
“要是我死了就把遗书交给你。”有次我突然严肃地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很平淡地回答：“行，到时候我认真收着。”
高一的日子过得飞快。我们那时候都以为时间还长，以为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会一直写着“距离高考还有XXX天”，以为晚自习后那段从教学楼到宿舍区的路会一直那样走下去。
教学楼后有棵大梧桐树，春天嫩芽，夏天浓荫，秋天落叶，冬天枯枝。江沫说它像一场四季的雨。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你站在树下看，每个季节落下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但都像雨。”
“那冬天呢？冬天什么也不落。”
“冬天落雪啊。”她白我一眼，像看傻子一样看我。
我想想也对。聊城的冬天是下雪的。大雪在夜里悄悄地冻住徒骇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