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岛》》枯木止于秋

3、第二章 远梦 高三那

　　高三那年的冬天，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父亲还活着，坐在老屋堂前的竹椅上，膝盖上摊着一张地图。他戴着老花镜，手指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线划过去，停在一个红色的圈上。"这儿，"他仰头看我，眼睛里有光，"陆屿，你将来考去这儿。大城市，好大学，有出息。"我凑过去看那个红圈，但地图上的字雾蒙蒙的，怎么都看不清楚。我使劲眨眼想辨认，一睁眼，天花板是白的，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手背上还扎着吊针。病房的窗户开了一条缝，冬天的风从外面灌进来，冷得我缩了缩脖子。

　　那个红圈我一直没看清楚，但我知道它大概在什么方向。往南，往一个有海的地方。

　　我爸走的那年我九岁

　　我妈改嫁那年我十三

　　她嫁给姓王的时候，我在同学家打了一下午游戏，打的是拳皇，手指摁得发酸，屏幕上的八神庵一记葵花三连把人捶翻在地，我盯着那个"K.O."看了半天，看见自己的脸映在显示屏上，没什么表情。回去的时候院子里摆了酒席，碗筷还没收，桌上剩了一盘红烧肉，油凝住了。我拿筷子扒了两口冷饭，就着那盘肉吃完了。桂花树在院子里，十月了，满树碎金，风一吹落了一地，铺在青砖缝里，像谁撒了一把铜钱。我一个人坐在树下，摸出铁皮盒子里面父亲的信，看了两封就塞回去了。看不下去，字是花的，在纸面上跳。或许是我太想父亲了，等到暮色沉沉，周围宴席的喧闹尽数散去。我独自跑出村子，去往郊外那片矮坡。坟前长满细碎枯黄的野草，一块简朴石碑立在泥土当中。积攒许久的情绪骤然绷断，方才一路上强行憋住的泪水终于决堤。我双膝跪倒在微凉泥土上，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

　　四下没有旁人，我埋着头，压抑许久的委屈缓缓吐露出来。家里冷清，母亲动辄呵斥，偌大的家中找不到一处能够安心落脚的角落。许多难以言说的苦楚，无人可以倾听。晚风掠过荒草，沙沙作响，仿佛是父亲安静地聆听。

　　眼泪一滴一滴砸落在干燥的泥土上，晕开小小的深色圆斑。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摩挲冰凉的碑石。心底无数的话积压了数年，此刻一股脑尽数诉说。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听见，能像从前那样，将我扛在肩头。可是回应我的，只有萧瑟掠过旷野的晚风。

　　第二年初我妈生了个妹妹。比我妈小五岁，上过大学，在市里的保险公司上班，条件还行，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妈就搬过去了。我留在镇上念高中，住校。周末有时候回去，她忙着带妹妹，没空跟我说话。妹妹哭起来嗓门大，她抱着妹妹哄，声音温柔得像换了个人。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拎着书包走了。院子里的桂花树没人管了，开了落，落了开，过了两年长得比房檐还高，枝桠伸到窗户前面，秋天的时候一开窗就是满屋子的香。

　　中考我没考好，差十几分没够上县里的高中，索性回了镇上的高中。也谈不上什么落差，镇上那帮人我从小认识，人都不坏，只是跟他们没什么话讲。课间他们在走廊上打闹推搡，我靠窗坐着，看对面楼顶上一排鸽子起起落落。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底子不差，努把力能上去。我点头，回头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成绩忽高忽低地飘着，语文能考一百一，英语就剩六十多。我也不急，急什么？反正也没人管。

　　真正让我动了念头的，是有一天半夜翻铁皮盒子里的信。我爸有一封信里写："陆屿你要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文化，你别像爸爸一样。"那个"爸爸"两个字写得特别大，占了半行。第二天我去食堂，门口贴了一张海报——"美术艺考，低分上本科"。我在那张海报前面站了一整个课间。后来我跟自己说，无论如何得考上。不是为了别的，是我爸说的那个"大学"两个字，沉甸甸地压在心里太久了。

　　学画画的事跟我妈说了，她正在给妹妹冲奶粉，热水瓶塞子拔出来，白气腾上来糊了她半张脸。"多少钱？""材料费先交三百。""你哪来的钱？""借。"她没接话，把奶瓶塞进妹妹嘴里，头也没回："要学就学吧，别花家里的钱。"

　　我管江明借了那三百。他回来的时候从兜里掏出来塞给我，用拳头在我胸口捣了一下。他长高了，肩膀宽了，捣我那一下稳稳当当的。"算投资了，你以后成画家了还我三千。"他说。我说行。他咧嘴笑，又掏出一袋旺旺雪饼和仙贝哗啦啦倒在我桌上。他全家搬去市里之后日子宽裕了不少，但他每次回来还是坐两个多小时公交再换中巴，早上出门中午才到。他从来不抱怨，坐在我宿舍床沿上跷着腿啃辣条，腮帮子鼓鼓的。那天他走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陆屿，你考上大学就好了，考远一点，换个地方从头开始。"

　　美术画室在学校里，一栋老教学楼的二楼，走廊尽头，窗朝北，光线倒是稳当。我第一次推门进去，满屋子的铅笔灰味儿，画架上支着一张张素描，石膏像摆在墙角，大卫、维纳斯、伏尔泰，落了一层灰。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那些石膏像的脸，白花花的，眼睛空洞洞地望着半空。我跟老师说我要学画画。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子，打量了我两眼，说行，先交三百块钱材料费。我掏了钱，领了一块画板、一盒铅笔、一卷纸、一块橡皮。那天下午我画了人生第一张素描，六棱柱，透视都是歪的，暗面涂得黑乎乎一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从来没摸过笔，画成这样正常。重要的是我开始了。

　　画室有三个老师。速写老师姓龚，是个圆脸的中年男人，嘴巴能说会道，每回上课先讲二十分钟他当年的辉煌战绩，说带过多少学生考上了美院，说今年的政策对我们多有利，说有他带着你们冲刺绝对没问题。讲着讲着就跑了题，从美院聊到房价，从房价聊到他老婆和他吵架，底下我们边画边乐，他忽然一个急刹车："哎，手别停啊，我说话归我说话，手得动着。"我们都笑。他有个外号叫大饼，因为他老是给我们画大饼——"过了联考你们就轻松了""上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以后搞艺术挣大钱"——饼是一个比一个大，但我们都知道吃不着，听着图个乐。

　　色彩老师姓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因为相处时间短，他只带了我们一个学期的水粉就走了，换了个年轻姑娘顶上。

　　素描老师姓潘。潘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他是那种话不多但有分量的人，二十来岁，瘦高个，头发有点长，穿着一身潮牌，说话慢悠悠的，带着笑。他给我们示范画石膏头像的时候，一笔一笔走得很清楚，嘴里讲着透视和结构，讲着讲着就拐到别处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以前画画的都讲究朝北的窗户吗？"没人接话。"因为朝北的光稳定，不变色。风水上也有讲究，北面属水，水主智，画画得静气，静气就要靠水来养。"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底下铅笔在纸上磨蹭的声音都小了几分。他画完一张范画放在边上晾着，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画板，什么也没说，走了两步又回头，在我肩膀上拍了拍。他的手很轻，带着凉意，但我那个下午画得特别顺。

　　画室三十来个人，各怀心事。我在中间跟谁都淡淡的，不是清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走太近。

　　也是在那间画室里，我第一次有了那种说不清的感觉。

　　她坐我斜对面，隔了两排画架，姓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只记得她扎着低马尾，后颈有一小截白白的皮肤露在领口外面，画画的时候微微低着头，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走，偶尔停下来用橡皮擦一下，吹掉橡皮屑的时候腮帮子微微鼓起来。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但我知道她画水粉的时候习惯先铺大片底色再用小笔勾细节，知道她画累了会转一下腕子然后轻轻甩两下手，知道她的画板右下角贴了一张很小的贴纸，粉色的小猫。这些细节我不知道是怎么记住的，坐在画架前面的时候，余光里总有一块地方被她占着，避开不看反而不自然。

　　有一回画完素描课，大家都在收东西，我起身去倒铅笔灰，经过她旁边的时候碰掉了她搁在画架边上的橡皮。我弯腰捡起来还给她，她接过去说了一声谢谢，声音很轻，像怕吵到别人。我说不客气。然后走了。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反复回放那个画面——她接过橡皮的时候指尖抬了一下，没碰到我，但那个动作一直挂在眼前，怎么也散不掉。之后在走廊里遇见过她两三次，面对面走过来，我低头假装看手机，她也没说话。擦肩而过的时候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干净得让人心慌。

　　这就是全部了。没什么故事，没什么进展，甚至不算认识。但我每次画素描的时候余光扫到她垂下来的马尾辫，手里的铅笔就稳了一些。我把这件事归到"青春期"那一类——每个人都会有的东西，过去了就好了。我后来确实忘了她长什么样，只记得那块橡皮，浅蓝色的，她接过去的时候指尖白得透光。

　　高一升高二的那年暑假，我们学艺术的要留在学校集训，画室组织写生，去皖南。大巴车一共要开五六个小时，出了市里往南开，路两边的山多起来，白墙黑瓦的房子散在山坳里。我靠窗坐着，风灌进来，凉而干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课本以外的世界，山一层一层往远处推，最远那层淡成了水色。我对自己说，爸，你看，这就是南方。

　　我们散在古村里写生。我找了条巷子，尽头一扇半掩的木门，里面一棵柿子树，叶子落了大半，枝头挂着红彤彤的柿子。我对那扇门画了一下午。傍晚评画的时候潘老师在我那张前面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后来我去翻打分表，看见"结构松散"四个字。那天晚上我在祠堂改的临时画室坐到十点半，白炽灯泡昏沉沉的，削了六支炭笔，从轮廓重新走，擦了重来，纸面都毛了。祠堂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虫鸣从窗外一阵一阵涌进来，叫得特别响。

　　门推开了，是小时老师。潘老师的徒弟，他带的第一届学生。他看见我愣了一下："你还没走？"我说下午没画好，画好了再去睡。他蹲下来看了两分钟我的画，没说话，伸手拿过炭笔在暗部补了两笔，柿子蒂的结构就稳了。他靠墙坐下来，右胳膊伸直了转了转腕子。"我以前是体育生，练短跑的。高二训练摔了一跤，右胳膊骨折，里边现在还打着钢筋。不能练了，坐教室里看别人在田径场上跑，心里难受得要命。后来闷着也是闷着，就在草稿纸上画我们班主任，画得特别丑，但那个下午过得好快。我就觉得，这东西能救命。"他看了看我的画，"你跟我以前有点像。"他说我比很多人有优势。"什么优势？""你有这股劲。好多学生画着画着就糊弄过去了，你不一样，你较真。"

　　那是我高中三年听到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后来我每次画不下去的时候，就想起祠堂那晚昏黄的灯泡和他手上的钢筋——他抬右手的时候腕子微微僵一下，但笔尖从来没抖过。

　　隔天上午，在村口的晒谷场上画画。晒谷场很大，水泥地坪上铺着刚收的稻谷，金灿灿的一大片，踩上去簌簌地响。有个大爷拿着木耙子在翻稻子，一下一下地划拉，稻谷被推出一道一道的波纹，跟水面上荡开的涟漪似的。我坐在晒谷场边上的石墩上画这幅场景，大爷动了，画面就一直变，等他翻完一圈歇下来喝水，我才抓住一个相对稳定的构图赶紧定稿。旁边画画的同学三三两两，有人画谷堆，有人画远处的山，有人画晒谷场边上那棵歪脖子老槐树。画画的时候谁都不说话，只听见炭笔擦纸的沙沙声和偶尔有人站起来退远了看自己的画然后走回去改几笔的脚步声。那种安静跟在教室里完全不一样，教室里的安静是闷的，憋着的，这里的安静是敞开的，透气的，四面八方都是秋天收割后的田野，风从田埂上灌过来，空的，远的，让人觉得自己变小了，而天地变大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老宅的天井里，端着搪瓷碗吃大锅饭。香菇炖鸡、炒青菜、西红柿蛋汤，米饭蒸得软硬正好。大家都饿了，吃得呼呼响，有人碗里的汤洒了也顾不上擦。大饼老师一边扒饭一边给我们画饼："你们现在觉得累吧？等以后考上了大学，回头想想，写生这点苦算什么！"他嘴里还含着饭粒，话含含糊糊的，我们也没太当真，但都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生忽然问我："陆屿，你上午画的那张呢？我看看呗。"我把速写本递过去。他翻了两页，点点头说："线挺稳的，就是暗部有点死，你试试用擦笔揉一下过渡。"我愣了一下。我跟他坐同一间画室大半年了，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主动看我的画并且给我提意见。当天下午我就试了他的方法，用擦笔揉开铅灰，暗部确实比原来透气了。

　　黄昏时，我在祠堂旁边的小巷里画画。那条巷子特别窄，两面墙伸手都能碰到，墙面斑斑驳驳的，露着青砖缝。巷子尽头是祠堂的后墙，墙根堆着一些干柴和瓦罐，瓦罐口上盖着半块碎瓦，干柴码得整整齐齐。夕阳从巷口照进来，光束里飘着细小的灰尘，亮晶晶的，像碎金子浮在半空中。我对着那束光画，想留住那种暖黄色的质感和灰尘飘动的痕迹。画着画着，巷口那边过来一个人，停住了。我抬头看，是那个坐在我斜对面的女生——扎低马尾的那个，她抱着速写本站在巷口的光里看着我。逆光，她的脸看不清楚，但我认出了她的轮廓。

　　"你在这儿画啊，"她说，"我刚才找了你一圈。"

　　"找我？"

　　"嗯，下午评画你不在，潘老师拿你的速写本说了两句，说你线条有进步。"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她往前走了两步，探头看我的画板："这是那束光吧？你把灰尘画进去了？"我点头。她看了看，说："你画得真细。"然后她笑了笑，退了两步，说"那我走了"。转身的时候马尾辫甩了一下，末梢扫过她肩头的阳光，那个画面留在我眼睛里很久。

　　那天晚霞特别好，整片天从橘红烧到玫紫，颜色一层一层地往深里走，像谁拿大刷子横着涂了一排。我在巷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看那片晚霞，想起我爸——他如果在，肯定会说"看，这天多好看"。但他不在，我就替他多看了几眼，把每一个颜色变化都记住，想着以后画进画里。

　　皖南盛夏的暮色总是来得迟缓。连日写生的日子即将落幕，画室在河畔空旷的草地上筹办篝火晚会。

　　落日收尽最后一缕金光，木柴被引燃，跃动的火苗缓缓升腾。橙红色的火光漫过一张张熟识的脸庞，远处连绵的青山融进深蓝夜色，河水静静流淌。晚风裹挟草木温热的气息，同学们的笑闹声此起彼伏，漫天细碎火星向着漆黑夜空飘摇而起。

　　不知是谁在身后轻轻推了一把，美术老师笑着拍了拍我的后背，起哄着让我上前唱一首歌。猝不及防，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拢过来。我局促地攥紧手心，炭灰还残留在指缝。

　　火噼啪作响，升腾起朦胧烟火。我站在跳动的火堆前面，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人群的阴影里面，那个坐在我斜对面的女生在那静静站着。晚风撩动她的衣角，她没有说话，只是安静望着我，眼底盛着篝火的微光，眼神里好像充满着期待。

　　周遭喧嚣仿佛骤然退去大半。我清了略微干涩的嗓子，轻声开口哼唱--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

　　盛夏的夜风，漫天浮动的烟火，岸边流动的河水。这一刻，世间喧嚣都变得遥远。

　　一曲终了，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我匆匆退回人群边缘，那个女生走了过来，夸了夸我说唱的真好。我刚想跟她说些什么时，这时候，一束束烟花在天上绽开，红的绿的，碎成满天星子往下掉。她抬着头望着天上的烟花，烟花的星光映射在她的瞳孔之中闪闪发光，我静静的看着他的脸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身边同学看着漫天的烟花有的叫着跳着闹成一团，有人拿手机录像，有人追着火星子跑。

　　蝉鸣的盛夏，梧桐树仍然枝繁叶茂，夏天永不结束，很多年后，我仍然清晰的记得那个夏天，那个烟火中的盛夏。

　　写生回来没多久，我就在画室里晕倒了。那天下午画人头像，眼前一花，铅笔掉了，人跟着往前栽，头磕在画架上。烧到快四十度，送到县城医院院治了一周转去省立医院，确诊肺穿孔。住院费和手术费都是我妈从朋友和亲戚那儿凑的。她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说："我得回去带妹妹，待会你继父来签字。"我说好。她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走廊上，一下一下远了去。

　　手术是局麻，人清醒的。手术刀碰到皮肤凉了一下，然后是钝钝的拉扯感。我侧着头看监护仪，绿线一跳一跳的，墙上挂了个钟，走得特别慢。我在想我爸——他出事那天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头撞在钢架上，送进医院就不行了。他进手术室了吗？他那时候疼吗？

　　做完手术我自己走回病房，扶着墙一步一步挪。病号服裤管踩了一下，差点绊倒，手撑在墙上喘了一口气。旁边有人推轮椅经过看了我一眼，我没理。回到病房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一道裂纹从灯管伸出去，像岔开了一条河。可能是刚做完手术的缘故吧，那天晚上没怎么睡好觉，一直咳嗽，咳出来的血丝是乌红色的。

　　我刚住院那会，正好只剩一个病房，病房里有三个床位，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只剩最后一个床位了。另外两个床位是，一位阿姨带着她的母亲，另外一个床铺，是一对中年夫妻，他妻子生病了，丈夫守在床边照顾她。过了几天，我的地方门外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因为没有病房了，所以只能在病房门口加一个病床。她的妈妈在旁边一直照顾她，听她妈妈说她在市里的一中读高中。每次我吊水的时候无聊都往她的方向看去，她总是在那刷题和看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这么努力的学习，她的眼里是闪着光的。加床是没有卫生间的，她每次上卫生间和洗澡都是来我这个病房，那天我正好在卫生间洗漱完，准备出去走走，她抱着浴巾站在门口，我刚一开门被她吓一跳，我问她是借卫生间洗澡吗？她脸红着，低着头没有说话，这时候他的妈妈过来了，问我是不是用完卫生间了，我说是的，正准备出去，她妈妈对他说，人家都用完了，你赶快进去洗漱吧，她才走进卫生间，关上了门。

　　住院将近一个月，大部分时间一个人。江明来了一次，坐了两三个小时车，拎了一兜子苹果香蕉和一罐奶粉，放在床头柜上。他坐下来床垫往下一陷："你瘦了，脸上都没肉了。"我说住院能不瘦吗。他看看奶粉罐，想问什么又咽了回去。“谢了，你还能抽空来看我，来还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我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客气啥，咱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俩都是有过命交情的。”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到时候我们之间的趣事，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江明学自行车我在后面扶着，他在前面骑的太快，后面我追不上就放手了。然后他骑得摇摇晃晃的，直接栽进了镇上的大垃圾桶里，我连忙跑过去把垃圾桶推倒，他才从里面爬出来。想到这些我笑了一下，胸口抽着疼了一下。他赶紧站起来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他重新坐下，从兜里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是他和小雅在游乐园拍的，摩天轮下面两个剪刀手。他翻着翻着忽然停下来把手机收了，好像觉得不该让我看这些。"不用收，"我说，"挺好的。"他看了我一眼。

　　"陆屿，"他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考远一点，换个地方，从头开始。"他顿了顿，"考南边吧，有海的那种城市。你小时候不是老念叨想看海吗？"小时候我确实说过。我爸骑自行车带我，我们在河边钓鱼，水面亮晃晃的，我问海有多大，他说大得看不到边。我说那我要去看。他说行，等你长大爸爸带你去。后来他没带成。

　　江明走的时候往我枕头底下塞了一沓钱。我没问哪来的，他也没说。后来才知道他打了两个月零工，快递站的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我攥着那沓钱，票子被他的体温焐得温热，压在枕头底下好多天没舍得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进去摸一摸，那种厚墩墩的触感，让人心里踏实得像踩在实地上。直到出院那天才取出来交了后面的药费。

　　出院后回学校，落下近两个月。文化课补不上，画室也落了一截。那段时间我五点半起来画速写，午休窝在画室，晚上画到门卫来赶人。铅笔灰渗进指缝里洗不掉，指甲缝常年是黑的。成绩慢慢拉回来了一些，但不再像高一那样大起大落了。大起大落是因为心里没根，飘着。现在有一个目标死死钉在前面，再飘也知道往哪儿落。

　　就在艺考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病又来了。发烧，咳嗽，夜里咳得没法躺。医院一查，老地方又出问题，又躺了一个月。等出来的时候联考只剩二十天。我扛着画板上了考场，手是稳的，脑子转得比以前慢。成绩出来那天下着雨，我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旁边打游戏的人在吼，键盘噼里啪啦。那个数字不算太差，但离我想去的地方还差一截。

　　没过几天，我爸那边的亲戚来了。说我爸葬在国外魂魄不安，要做法事。我妈没拦。神婆在院子里支了桌子，香烛纸钱摆了一桌，桂花树下的火盆里烧着黄纸。她烧完东西忽然转头看我，眼睛浑浊得像起了雾："你爸在那边不安稳，他说他没回来，他不甘心。他让你好好活着，别学他。"

　　高三那年冬天，班级大部分人联考完之后都去机构里冲刺文化课了，宿舍里也只剩我和那个音乐生。音乐生姓刘，叫刘远舟，瘦瘦的，手指长得不像话，按在琴键上能跨一个半八度。他话不多，但跟我是宿舍里走得最近的，大概是因为我们的作息差不多——白天画室，晚上回宿舍也睡不着，睁着眼在黑暗中听上铺的翻身和窗外的风声。有一回他半夜从上铺探下头来问我："睡不着？"我说嗯。他说："走，带你去个地方。"

　　他带我翻窗进了音乐楼。三楼走廊尽头的琴房，窗户的锁坏了，一推就开。他先进去，我跟着翻进去，脚落在木地板上，咯吱一声，在夜的安静里响得吓人。刘远舟已经坐在琴凳上了，掀开琴盖，手指搭在黑白键上，没有立刻按下去。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琴键中间那一截上，把白键照得发亮，黑键在阴影里。他弹的曲子叫《反方向的钟》。前奏的几个音符从指尖淌出来的时候，像水珠滴在静止的湖面上，一圈一圈荡开。我靠着墙坐下来，月光照在我膝盖上，他弹得很轻，左手低音的部分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右手的旋律在上面漂浮着，缠绵的，哀而不伤的，在暗夜里被放大了许多倍，每一个音符都在墙壁和地板之间来回弹跳，然后缓缓消融在月光里。我靠着墙听，琴声从耳朵灌进去，顺着血管流到四肢百骸。那旋律里有一种往回走的意味，像时间的指针真的在倒转。我想起我爸，想起他系着鞋带站在院子门口回了一次头，想起那个背影越走越远拐过巷口。如果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倒转回去，他会回来吗？他会不出国吗？他会坐在老屋的竹椅上等着我放学推门进去喊一声"爸"吗？刘远舟弹完了最后一个音，手指悬在琴键上面停了一会儿才放下来。月光照在他侧脸上，他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我也没有说话。琴房的窗外，月亮很圆，挂在教学楼的檐角上，银白色的光铺了一屋子。后来我回到床上躺着，闭上眼睛，那串旋律还在脑子里转，一圈一圈地，像一条河往上游淌。

　　那天晚上我给江明打了个电话。他接起来的时候那边有电视声，还有小雅在旁边笑。我说江明，我要考南边的大学。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电视声被人关小了。"好啊，考吧，考远点。反正我以后工作了去找你也方便。""方便什么，离着好几百公里。""高铁啊，几个小时的事。你到了那边先帮我踩踩点，哪家烧烤好吃，哪个海边看日出好看，你都记着，等我去了你带我。"他顿了顿又说，"对了，你考上大学，我送你去报到，帮你扛行李。"

　　我攥着手机，站在桂花树底下。月亮弯弯地挂在枝梢上，风把枝叶吹得沙沙响。他也没挂电话，就那么等着。

　　"好。"我说。

　　那年我十八。桂花树十年了，比我高出一个头。江明送我的那只铜船钥匙扣还挂在书包上，孤帆。一个人的船在海上划，但偶尔也有一阵风从岸上吹来，鼓一鼓帆。

　　我想起梦里父亲手指按着的那个红圈，雾蒙蒙的看不清地名，但方向是往南的。往南，往一个有海的地方。那片海我还没见过，但我已经能听见它的声音了，远远的，从未来某个清晨的缝隙里渗进来，一点一点地，填满这些年所有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