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1984:我在国营厂造汽水》倾天霸道

7、第 7 章 两个版本的糖价 ## 第

　　## 第 7 章两个版本的糖价

　　糖要涨的消息，是跟着一车西瓜进来的。

　　七月半，二嘎子他姐从供销社带话：南边遭了水，铁路压了车皮，临州议价糖一个礼拜抬了两回价，贩子都往北边抢货。
　　顺带她还捎了句旧信儿：六月底，一个月的通牒到期，厂里从换盖那天起一天退货没出，王主任把话收了回去，合同照旧。

　　这话传到姜卫东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配料房给鲁国栋搭手搬糖。

　　他把最后一袋糖码上垛，直起腰，擦了把汗。

　　“鲁师傅，我算笔账给您听。”

　　老头正拿勺搅浆，头也不回：“算。”

　　“咱厂现在的糖，撑到八月。八月底新糖下不来，就得去议价市场吃。伏天糖价平，是因为旧糖清库、新糖没接上茬，往年这个茬口，价都要抖一抖。今年南边又遭了水。”姜卫东把话说得慢，“秋前要是再不进糖，入了九月，价钱就不是这个数了。”

　　鲁国栋搅浆的勺停了。

　　“涨多少？”

　　“数我说不准。”姜卫东摇头，“但方向错不了。”

　　这句是实话。他记得秋天糖价要动，这条大的他敢押。动到哪个数，他一个字不敢往下说。省报上那行一千三百零五，和他脑子里那个一千四百多，隔着一百来块；比这一百来块更沉的，是他不敢再赌的那颗心。

　　鲁国栋把勺搁下，走到糖缸边，掀开纱布，弯腰闻了闻。又抓了一把糖，摊在掌心里，对着窗户光看。

　　看了半天，他把糖倒回去，拍了拍手。

　　“涨。”老头说，“三十年，我这条鼻子没走过眼。你算账，我闻糖，咱俩对上了。”

　　他解下围裙，往肩上一搭。

　　“明天厂务会，我去提。厂里趁价平，吃进二百袋，备着来年开春用。”

　　* * *

　　厂务会开在供销科办公室，三张桌子拼起来，搪瓷缸子摆了一圈。

　　厂长去地区学习两个月，厂里的事，郑守财主持。

　　姜卫东进屋的时候，会已经开了。他是保管员，报糖库存的数，进去念了一个数就退到墙根。

　　鲁国栋坐在桌子那头，围裙换成了洗白的的确良。

　　“……就是这么个事。”老头把烟往耳朵上一别，“伏天价平，秋后必涨。厂里趁现在吃二百袋，一来备料，二来省下的就是赚下的。”

　　屋里静了一静。

　　郑守财的算盘没停，手指头还在珠子上搭着。

　　“老鲁啊。”他笑了笑，“账不是这么个算法。第一，厂里账上什么光景，你比我清楚，这个月工资还是挪的，二百袋糖压进去，人吃什么？第二，”他手指头敲敲桌面，“过了伏天，新糖下来，价还得落。你闻了三十年糖，糖价的事，隔行如隔山喽。”

　　“郑厂长——”

　　“再说了。”郑守财抬手，把老鲁后半截话拦了回去，笑纹还是堆着，眼睛不笑，“你这消息，打哪儿听来的？别是仓库那个小临时工，跟你咬的耳朵吧？”

　　屋里几道目光，齐刷刷扫向墙根。

　　“采购上的事，供销科归口管理。”郑守财说，“临时工，管好库房里的数就行。散会。”

　　姜卫东站在墙根，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说出口。

　　他看得到九月，看得到涨。可他这双看得见九月的眼睛，在这个屋里，连一张嘴都不是。

　　* * *

　　散会后他回办公室送出库单，走到门口，站住了。

　　算盘声停着。

　　“老刘，”屋里是郑守财的声音，压得不低不高，“临州那边的议价糖，现在什么价了？”

　　刘会计翻本子的窸窣声。

　　“……哦。”郑守财应了一声，停了停，“咱计划指标里头，秋前还有没有富余的糖？你给我单列出来，别掺在库里。”

　　算盘声重新响起来，噼里啪啦，密不透风。

　　姜卫东在门口站了几秒钟，把出库单从门缝底下塞进去，转身走了。

　　嫌糖压资金的人，打听糖价做什么。

　　不让人碰采购的人，把指标内的糖单列出来做什么。

　　这条账，他记下了。

　　* * *

　　晚上回到家，院里黑着，屋里点着灯。

　　爹白天睡多了，夜里咳，姜母坐在炕沿上给他捶背。姜卫东把饭吃了，帮着把药熬上，灶膛的火光一跳一跳。

　　爹睡实了以后，姜母把他叫到外屋。

　　外屋没点灯。姜母从柜子最底下摸出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大团结十张，一卷毛票，还有一小捧钢镚，用皮筋箍着。

　　“二百。”她说，“零的三十几块，你娘留着买盐抓药。”

　　姜卫东没伸手。

　　“娘不知道你在外头做什么营生。”姜母把手绢包往他跟前推了推，“戏院那个摊，二嘎子他姐来串过门，娘听了个大概。娘不懂行市，就懂一条——”

　　她抬起眼，灯影里那张脸，皱纹一道一道的。

　　“别亏心。糖是给人喝的，别往里头掺假；钱是从正道走的，别让人戳脊梁骨。这两条守住了，你赔光了，娘养你。”

　　姜卫东的手，在半空停了停。

　　他把手绢包接过来，掂了掂。不重。二百块，一个临时工五个月的工资，他娘攒了半辈子的数。

　　“娘。”他说，“我记下了。”

　　* * *

　　夜里他回厂值班，路过配料房，窗户亮着灯。

　　鲁国栋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纸和算盘，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听见门响，老头没抬头。

　　“厂里这条路，叫人堵死了。”他说，“我知道。”

　　姜卫东在桌边坐下。老头算他的账，笔尖蘸一下墨，写一个数，再蘸一下。算了一阵，他把笔搁下，从耳朵上取下那支烟。

　　从五月到七月，这支烟在他嘴角叼了两个月，从来是活的：翘着，转着，捏着。这会儿老头把它搁在桌面上，用两根指头，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按了下去。

　　烟纸瘪了，烟丝从裂口里挤出来。

　　“糖的事，你别管了。”鲁国栋说。

　　“那怎么行——”

　　“你别管。”老头把瘪烟拨到一边，抬眼看他，镜片后头的目光很稳，“厂里吃不下这批糖，有人吃得下。我明儿个出一趟门。”

　　“去哪儿？”

　　“县里。”老头摘下老花镜，拿衣角擦着，“我去找老周。”

　　“老周……是谁？”

　　鲁国栋擦镜片的手停了。

　　灯芯哔剥响了一声。老头把眼镜戴回去，看了看桌上的账，又看了看窗外黑沉沉的厂房。

　　“三十年前，”他说，“教我认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