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走路的样子》美女邱莹莹

8、第 8 章

　　第八章

　　韦丽芬四十岁这年的春天，县城里来了很多外地人。

　　说是要搞旅游开发，在老城那边修一条仿古街。消息像一阵风，把原本半死不活的小城吹得热闹起来。到处都在施工，挖掘机整天轰隆隆地响，路上跑着装满沙石的卡车，空气里的灰尘比往年多了好几倍。韦丽芬的铺子门口一天到晚蒙着一层灰，那些摆在门口的安全帽，过一会儿就得擦一遍。她不太关心这些。她只知道，工地多了，她的生意就好做。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有包工头骑着摩托车来拍她的门，说再要二十顶，下午就要用。韦丽芬从床上爬起来，揉着眼睛去拿货。那些帽子黄澄澄的，在晨光里亮得有些刺眼。她坐在门口点货，数一顶，往纸箱里放一顶。手指碰到帽壳上，凉丝丝的，像摸着一层薄薄的冰。

　　这样忙了几个月，她瘦了不少。吴培新来的时候，说她下巴都尖了。她笑笑，说：“瘦点好，省得减肥。”吴培新瞪了她一眼，没再说话。后来他每天下午收摊之后，都骑摩托车来帮她搬货。那些箱子很沉，他两只手一拎就上了肩，走几步，稳稳当当地放在三轮车上。韦丽芬站在一边，也不说谢谢。有些话，说多了就轻了。她给他倒碗凉茶，他端起来几口喝完，用袖子抹一下嘴。然后两个人一个坐门槛，一个坐板凳，各抽各的烟。不对，是各发各的呆。韦丽芬不抽烟，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街上的光慢慢暗下去。吴培新抽烟，烟味混着傍晚的风，轻轻散开。他们能这样坐上半个钟头，不说一句话。这种沉默像一床旧棉被，厚实，暖和，盖在身上刚刚好。

　　有天晚上，吴培新突然说：“丽芬，我把鱼摊关了。”

　　韦丽芬正在往账本上记数字，抬起头来：“怎么了？”

　　“我妈不在了。”他说。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可韦丽芬看见他夹烟的手指抖了一下。她把账本合上，走到他旁边，坐下。她的胳膊和他的胳膊之间隔着一寸的距离。她没说话，只是坐着。街灯把他们的影子并排投在地上，两个黑乎乎的轮廓，靠得很近。

　　吴培新又说：“她走的那天，还在摊子上给人杀鱼。后来晚上回家，说腰疼，早早就睡了。早上喊她，已经没气了。”他吸了一口烟，吐出很长的一口气，“走的时候也不拖累人。像她一辈子，爽利。”

　　韦丽芬想起那个在菜市场杀鱼的女人。嗓门大，手起刀落，鱼鳞飞溅。她给过韦丽芬几回鱼钱抹零。她总喊韦丽芬“韦家那个女儿”，声音沙得像破锣。可她从来不知道，这个女人已经走了。吴培新没告诉她。那些天他照常来，照常帮她搬货，照常坐在门槛上抽烟。她什么都没看出来。她有些难过。又觉得这种难过很无力。人到了一定岁数，就会不停地和一些人告别。告别得多了，连悲伤都变得钝了。

　　“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吃的？”韦丽芬问。

　　“不饿。”吴培新说。他顿了一下，又说，“以后我常住你这边吧。”

　　韦丽芬转过头看他。他的脸在灯光里显得很旧，皱纹像刀刻的。他没看她，眼睛望着街对过那棵老槐树。槐树正在抽新叶，嫩绿嫩绿的，在夜风里微微摇动。韦丽芬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轻轻推了一下。她没有犹豫，也没有害羞，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吴培新住进来之后，小铺子的格局变了。韦丽芬把后面堆货的地方清出来一块，加了一张竹床。吴培新去旧货市场买了张二手的折叠躺椅，白天收起来靠墙立着，晚上放下来睡。两个人各睡各的，中间隔着一块蓝布帘。前半夜常能听见彼此的翻身声。韦丽芬睡觉轻，吴培新打鼾，像远处在拉风箱。她听着，不觉得吵，反而安心。有几次夜里起了风，门被吹得“哐当”响，吴培新就起来，用铁线把门闩加固。他起来的时候，只穿一件背心，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照着他精瘦的胳膊。韦丽芬躺在帘子后面，眯着眼看他。他的动作很轻，像怕吵醒她。她没说话，只是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白天，他们各忙各的。吴培新去建筑工地找零活，有时也帮人跑腿送货。韦丽芬在铺子里看店。中午吴培新回来，两个人就着后面的小灶炒两个菜，一个素一个带点肉。吃完饭，吴培新洗碗。韦丽芬坐在门槛上打瞌睡。他们谁也没提过结婚的事。在这个小城里，像他们这个岁数的人，凑在一起过日子，已经不需要什么名分。更何况，他们都是被往事压弯了腰的人，能靠在一起喘口气，就比什么都强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单大生意。县里新开了一个驾校，要一百顶安全帽。韦丽芬去送了三趟货，骑着她的三轮车，穿过大半个县城。最后一趟回来时，天下起了暴雨。雨来得又急又猛，像把整条河都倒扣在天上。她骑到半路，车链子掉了。雨水灌得她睁不开眼，她蹲在路边，想把链子挂上去，可手上全是油泥，越弄越糟。后来她索性把车往路边一靠，自己站到一棵泡桐树下躲雨。树虽大，可雨更大，不一会儿就淋得她浑身透湿。她的头发贴在脸上，衣服紧裹着身子，像一尊被水冲出来的泥人。

　　吴培新找到她的时候，已经快晚上九点了。他穿着雨衣，骑着摩托，在雨里慢慢开，一边开一边喊她的名字。雨声太大了，他的声音像被撕碎了一样。韦丽芬蹲在树下，听见有人在叫，站起身来，挥了挥手。吴培新看见她，把车骑过去，摘下雨衣就往她身上披。他自己只穿一件短袖，瞬间被雨浇得湿透。韦丽芬推着说：“你穿着。”他不理她，硬是把雨衣裹在她身上，然后蹲下去给她修车。他的手指在雨里冻得发红，可动作很稳，几下就把链子挂上了。他站起来，说：“走。”韦丽芬骑上车，他在后面慢慢跟着。雨水从她的帽檐上流下来，流进嘴里，又苦又凉。可她觉得心里很暖。那种暖，像在冬天的夜里喝下一口滚烫的姜汤。

　　那天夜里，两人都感冒了。韦丽芬烧得厉害，整个人像被架在火上烤。吴培新比她好些，只是咳嗽。他忙前忙后，烧水，找药，用湿毛巾敷她的额头。他一边咳一边说：“让你别去，你非去。”韦丽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听见他这么说，想笑，可喉咙干得发不出声。她只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碰了碰他的胳膊。吴培新顿了一下，然后把她的手塞回被子里，压了压被角。

　　那是她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生病的另一种滋味。不是无人问津的冷，而是有人守在旁边的暖。她闭着眼睛，泪从眼角滑出来，流进耳朵里。她没有擦。吴培新坐在床边，一句话不说。他的呼吸粗重，偶尔咳嗽一声。他的手搁在膝盖上，粗大，骨节分明。韦丽芬突然很想对他说一句什么。可说什么呢？这些年，他们之间的话已经说得够少了。少到每一句都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泉水，清冽而珍贵。她想了很久，最后只说：“明天给你煮姜汤。”吴培新“嗯”了一声。

　　秋天的时候，仿古街建起来了。新刷的灰墙，崭新的青瓦，木格子窗户上贴着大红色的剪纸。小城里的人都去凑热闹，说跟电视里一模一样。韦丽芬没去。她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那些仿古的东西，再新也是假的。真的旧东西，早就被拆掉了。比如她家的老院子。比如西街的青石板路。比如校门口那排掉了皮的凤凰树。它们都只能在记忆里待着了。可记忆也会骗人。它把那些陈旧的、破败的东西，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其实真让你回去，也未必就是那个样子了。

　　有天下午，铺子里没什么生意，韦丽芬坐在门前看街。阳光很好，暖洋洋的。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了她铺子斜对面。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女人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挽在脑后，个子不高，但很匀称。她牵着一个小女孩，朝旁边的文具店走去。那个背影，韦丽芬认得。太认得了。多少年过去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郑安琪。她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微微抬着下巴，步子不紧不慢，像踩在节拍上。她旁边那个小姑娘，大概七八岁，扎着两条小辫，蹦蹦跳跳的。郑安琪低头对她说话，笑得眼睛弯弯的。

　　韦丽芬坐在那里，像被施了定身术。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木门框，指甲陷进一道裂缝里。她的眼睛追着那个背影，直到她进了文具店，看不见了。车门又开了，下来一个男人。他绕到另一边，从车里拿出一个包。他站直身子时，韦丽芬看见了他的腿。他走路的样子，她还记得。一深，一浅。左腿先迈出去，身体往左边微微倾一下，再跟上来。多年未见，他的步态依然带着那样的痕迹。只是比从前从容了许多，甚至有些随性，像走路本身就带着一种只属于他的节奏。杨晓东。他站在车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接了个电话。他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柔和，嘴角带着一点笑意。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夹克，里面是白T恤。他的头发剪得短而整齐，和从前不太一样，可又还是那个他。

　　韦丽芬屏住了呼吸。她怕自己一出声，就会被他们看见。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这么多年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平静了，以为再见到他时，心里不会再起波澜了。可此刻他就在她对面，隔着一条不宽的街。只要他抬一下头，说不定就能看见她。她就这样看着他，像看一个从梦里走出来的人。他看起来过得不错。走路稳当，气色也好。他的腿还是有异样，可那已经不再是一种触目的残缺，而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被他带着过日子。

　　郑安琪带着孩子从文具店里出来了。女孩手里举着一支很大的棒棒糖，笑得很开心。杨晓东走过去，蹲下身，张开手。女孩跑过来，扑进他怀里。他把她抱起来，往车那边走。郑安琪跟在一旁，伸手拉了拉女孩的袜子。他们上了车，车门关上。引擎响了几下，车子滑入街道，消失在车流里。

　　韦丽芬一直坐着。她的身体像被掏空了，又像被什么温热的东西填满了。她说不清那种感觉。不痛。她真的不痛了。只是有一点恍惚。那些人影，那些画面，像隔着一层雾。他们过得多好啊。好得让她觉得，自己这些年的苦，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他好了。他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人生没有被那块砖头毁掉。他的腿瘸了，可他的心没有。他还能蹲下，还能抱起孩子，还能在阳光下笑。这比什么都好。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刚才紧攥着门框的手。手指上沾了一些木屑。她把木屑拍掉，又抬起头，朝他们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街面空空的，只有风卷着几片黄叶。她慢慢地笑了。那个笑很淡，很轻，像秋天最后一只蝴蝶，停在嘴角，又飞走了。

　　晚上，吴培新回来，看见她坐在门口发呆。他走过来，把手里的一个塑料袋放下。袋子里是两个烤土豆，还冒着热气。“路口买的。”他说。韦丽芬接过来，剥开皮，咬了一口。土豆很香，软软糯糯的，她吃得很慢。吴培新在她旁边坐下，也剥了一个。两人就这样并排坐着吃土豆。街灯亮了，飞蛾在灯罩下打转。远处传来孩子们嬉闹的声音，和施工工地上的金属碰撞声。

　　“今天我看见他了。”韦丽芬说。

　　吴培新的动作顿了一下。他问：“谁？”

　　“杨晓东。”她说。这是他们在一起后，第一次这样直白地提起这个名字。可说出来之后，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像在说一个很久没见的熟人。

　　吴培新“哦”了一声。他继续吃土豆，嚼了几下，问：“他怎么样？”

　　“挺好的。”韦丽芬说，“带着老婆孩子。看起来过得不错。”

　　“那就好。”吴培新说。他吃完土豆，把皮往地上一丢，用鞋尖拨了拨。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一支。烟雾飘起来，遮住了他半张脸。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当时那一板砖，没把人砸毁。这小子，命硬。”

　　他的语气很淡，像在说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人。韦丽芬看着他，忽然有些恍惚。他们三个人，她、吴培新、杨晓东，在那场青春里被砸成了一堆碎片。这些年，各人拿着各人的那一份，继续拼凑各自的日子。杨晓东拼得最好，因为他身边有郑安琪。而吴培新和她，拼得艰难，可也终于拼成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窝。有些罪，赎不回来。那就扛着。扛到扛不动为止。

　　“他以前喜欢打篮球。”韦丽芬突然说，“现在估计打不了了。”

　　“打不了就不打。”吴培新弹了弹烟灰，“人不能老想着不能干的事，得想着还能干什么。”

　　韦丽芬侧过脸看他。他的侧脸被路灯照得明一块暗一块，像一张旧地图。她忽然觉得，吴培新这些年变了很多。不是那种天翻地覆的改变，而是一点一点地，被日子磨掉了棱角。他不再那么狠了。连说话都带着一种软和的糙。像一块被河水冲了太久的石头，表面光滑了，可里头还是硬的。

　　“吴培新。”她叫了他一声。

　　“嗯？”

　　“你明天想吃鱼吗？我去买。”她说。

　　吴培新看了她一眼，把烟头掐灭，笑了一下：“你会做不？别又跟上次一样，烧糊了。”

　　“那是火大了。”韦丽芬反驳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点久违的娇嗔。说完之后，她自己愣了一下。这种语气，太陌生了。像从另一个人嘴里冒出来的。她有些不好意思，别过脸去。

　　吴培新没笑她。他只是伸过手来，把她的手握住了。他的手又硬又暖，像一块被太阳晒透的砖。韦丽芬没有挣脱。她的心跳了一下，然后慢慢平下来。他们就这样坐在门口，手拉着手，不说话。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今年的桂花开得晚，可还是开了。香得人心里发软。

　　那之后的几天，韦丽芬总是不经意地想起杨晓东。想起他蹲下来抱女儿的样子。她发现自己的脑海里，他的形象终于不再只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了。他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他的身上有了岁月的重量，有了油盐酱醋和奶粉尿布的琐碎。他不再是那个飘在风里的、让人心碎的白衣少年。他走下来了，走进生活里了。而她，也早就不是那个骑着旧单车跟在他身后的女孩了。她的青春过去了。像一场大雨，下过了，天虽然还阴着，可已经能看到云层后面的光了。

　　她不再恨自己了。也许恨过，也许没有。但都过去了。她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自己。一个卖安全帽的女人，一个和吴培新搭伙过日子的女人。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心里全是旧伤。可她还能坐在秋天的风里，和一个同样被那场大雨淋过的人，分吃两个烤土豆。这已经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安稳。她不敢再要更多。

　　初冬的一天，韦丽芬去了一趟城外的旧码头。她听说那里要拆了，就想去看看。她骑着她那辆老三轮车，车上没载货，空荡荡的。风很冷，她把围巾系得紧紧的，只露出两只眼睛。骑了半个多钟头，到了河边。旧码头已经荒废了很久，栈桥上的木板烂了好几块，铁链上生着红锈。河水退了很多，露出黑色的河滩。有几艘破木船搁在岸边，船底朝上，像几具被遗忘的尸骨。她在河边站了很久。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泥沙味。她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她曾站在另一条河边，把一朵掐下来的凤仙花扔进水里。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孤单。可现在她不这么觉得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在这座小城里慢慢老去的女人。她的青春里有一场罪，可她的后半生，不能只用来赎罪。她还活着。活着，就得往前挪。

　　她从三轮车上取下一顶安全帽，黄色的。她在河边蹲下身，把帽子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她站起来，转身走了。她没有回头。那顶帽子就那么留在了河边，像一个沉默的记号。风把它吹得微微晃动，像在向谁点头，又像在跟谁告别。

　　回到铺子时，天已经黑了。吴培新站在门口等她。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脸被门口的灯照得昏黄。看见她，他皱起眉，说：“跑哪去了，饭都凉了。”韦丽芬停好车，拍拍身上的灰，说：“去河边转了转。”吴培新没再多问。他掀开锅盖，把菜端出来。两个菜，一个汤，还冒着轻微的热气。韦丽芬洗了手，坐下来吃饭。两个人，一张小方桌。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他们不紧不慢地吃着，偶尔说几句市场上听来的闲话。什么谁家的白菜涨了一毛，什么街口新开了一家药店，什么隔壁铺子的小子又跟人打架了。这些琐碎的话，填满了一个个夜晚。不新鲜，却踏实。

　　吃完饭，吴培新去洗碗。韦丽芬坐在门口，看天。天很黑，连星星都没有。可她不觉得冷。因为身后有光，有碗筷碰撞的轻响，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狭小的铺子里来来回回。她的心里空出来一块。不是荒凉的空，而是安宁的空。像一间被收拾干净的屋子，窗明几净，等着下一缕阳光。

　　她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她站在学校二楼的走廊上，握着一顶黄色安全帽。如果当时，她喊了一声“住手”，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也许吧。但她不会再想“如果”了。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词，就是“如果”。它像一把没有柄的刀，只会割伤拿着它的人。她已经不想再被割了。

　　那之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每天开门，点货，卖货，做饭，吃饭，睡觉。日子像一条温柔而固执的河流，载着她慢慢向前。吴培新偶尔还会说起他母亲，说起以前鱼摊上的事。韦丽芬就听着，有时应一两句。他们从来不说“爱”这个字。那个字太亮了，亮得能把他们两个人从暗处照出来，显出满身的泥。可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比那个字更沉，更旧，更深。它不在嘴上，在每一个清晨他帮她开铺门的手上，在每一个雨天她给他留的那碗热汤里，在那些沉默的对坐里。

　　快过年时，韦丽芬让吴培新陪她去了一趟城北的批发市场。她要进一些新款的帽子。市场里人挤人，她怕挤散了，就揪着吴培新的衣角。吴培新走在前头，时不时回头看她一眼。他个子高，在人群里很显眼。韦丽芬跟在他后面，像一条小尾巴。她的另一只手里攥着钱包，勒得紧紧的。人声鼎沸，满耳朵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她在一片嘈杂里，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俗世的热闹。这热闹里，有她的一份。她不再是个局外人。

　　他们买了三十顶黄色安全帽，二十顶白色施工帽，还有几顶带风扇的先进货。吴培新把货搬上三轮车，用绳子绑得结结实实。韦丽芬跳上后座，坐在货物中间。吴培新跨上车，一蹬脚踏，车子缓缓启动。街道两旁的店铺挂起了红灯笼，因为快过年了。红色的光映在路面上，像一滩滩化开的胭脂。韦丽芬坐在车上，手抓着车帮，脸迎着风。风吹得她睁不开眼，可她心里很高兴。那种高兴来得简单而实在。像小时候过年，她妈给她买了一件新棉袄。她穿着新棉袄在院子里跑，风吹得脸颊通红。

　　那天夜里，他们回了家。吴培新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对联是从街上买的，红底黑字，写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韦丽芬站在下面看，说：“俗。”吴培新说：“俗就俗，图个吉利。”她笑了。两人进了屋，把门关上。外面的鞭炮声零星地响，像在给旧的一年打上几个结。韦丽芬靠在门后，闭上眼睛。她的嘴角还带着笑。那笑容很安稳，像终于找到岸的船。

　　年过了，春又来了。小城的雨季不紧不慢地跟上。雨下得缠缠绵绵，下得人心里也湿漉漉的。韦丽芬的铺子门口，又积起了几个浅浅的水坑。她有时会蹲在门口，看雨滴落在水坑里，砸出一个个小水泡。水泡破了，又生新的。像极了她这半辈子的执念。破了又生，生了再破。好在现在，她的执念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些关于日子的、微不足道的盼望。

　　三月的最后一天，吴培新去乡下给一个养殖场送遮阳网。韦丽芬一个人在铺子里。下午时，来了一个很老的老太太。她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问：“有没有便宜的安全帽？”韦丽芬说：“有。”她挑了一顶最小的儿童安全帽，蓝色的，外壳上有几个卡通图案。老太太付了钱，把帽子放进随身带的布袋里。韦丽芬问她：“给孙子的？”老太太说：“给曾孙。小家伙皮得很，怕他磕着。”她说着，眯起眼睛笑了，满脸的褶子像一朵风干的菊。韦丽芬也笑了。她看着老太太慢慢走远，背影佝偻，可步子很稳。她突然觉得，能这样老去，也是一种福气。

　　黄昏时，吴培新回来了。他的裤腿上全是泥，脸上也挂着灰。他说路上下了雨，乡下的土路滑，摩托车倒了一回，不过人没伤。韦丽芬听了，忙叫他脱了外衣，又去烧了一锅热水。吴培新一边擦脸一边说：“那边还要五十顶帽子，下个月去送。”韦丽芬说：“嗯，一起去。”他点点头。热水烧好了，她把水倒进盆里，端到他面前。吴培新把脚放进盆里，热气氤氲上来。他舒服地叹了口气，像把一身的疲累都化进了水里。韦丽芬坐在旁边，看着他。他的脚又瘦又长，脚底全是厚茧。她忽然说：“等天气好了，我们去趟河边吧。”

　　“去干什么？”吴培新问。

　　“不干什么。”她说，“就看看。”

　　“行。”他说。

　　雨停之后的那个周末，他们真的去了河边。那顶被韦丽芬留在河边的安全帽，已经不见了。也许被人捡走了，也许被风吹进了河里。韦丽芬没找。她站在河岸上，看着浑黄的河水向东流。吴培新站在她身旁，抽着烟。风把烟灰吹到空中，像极细的雪。他们谁也没说话。阳光从云缝间漏下来，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韦丽芬眯着眼，望着那些光。她的心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水声、风声，和自己轻轻的呼吸声。

　　“吴培新。”她喊他。

　　“嗯。”

　　“我们回家吧。”

　　吴培新把烟头扔进河里，说：“好。”

　　他们一前一后地往回走。河堤上的路有些滑，韦丽芬走得小心。吴培新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她。有几次他伸出手来，她都摇摇头。可最后一次，当她的脚陷进一滩烂泥里时，她拉住了他的手。那只手很热，很稳。他用力一拽，她借力抽出了脚。两人继续走。风从他们中间穿过，带着河水的味道。她的鞋上沾着泥，走起来有些沉。可她不觉得累。

　　走出一段路后，她忽然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对不起？”

　　吴培新脚步没停：“说过。”

　　“什么时候？”

　　“你发烧那次。”他说，“你烧糊涂了，一直说，说了一整夜。”

　　韦丽芬不说话了。她确实不记得了。原来在梦里，她早就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也好。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只刚才被他握住的手。掌心还残留着一点他的温度。她把那只手揣进口袋里，像藏起一粒小小的火种。

　　他们走回铺子时，天已经快黑了。街边的路灯次第亮起，把整条街照成一条暖黄色的河。韦丽芬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星星，可云层后面，似乎有光在慢慢晕开。她知道，明天大概会是个好天气。

　　夜里，她躺在自己的竹床上，听见吴培新在帘子那头翻了个身。她轻声问：“睡了吗？”

　　“还没。”他说。

　　“明天早上，我想吃糯米饭。”她说。

　　“行。”他说，“我去买。”

　　韦丽芬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像一叶在水上漂了太久的船，终于泊进了港湾。港湾不大，甚至有些破旧。可它安全，安静，能挡住外面的风浪。她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也许还会有苦，还会有难。但此刻，在这一秒，她只想这样躺着，听着另一个人的呼吸，慢慢滑进睡眠。

　　她终于学会了，和那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女孩，握手言和。

　　而那个女孩，站在多年前的雨里，终于慢慢转过身去，走回了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