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 16 章 ...
-
第十六章
韦丽芬是在霜降那天住进医院的。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只记得那天早晨很冷，她拄着那根旧扫把，走到门口，想看看太阳。天是灰的，云压得很低。她站在门槛上，看见对面小学的操场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她以为是雪。后来才想起，这是霜。南方的霜，薄得像撒在青瓦上的盐。她看了很久，直到风灌进她的领口。她想回屋去，可脚一滑，整个人软了下去。后脑勺磕在门框上，不疼，只听见一声闷响，像有人隔着棉被敲了一下她的头。她想爬起来，可腰上那点力气早就漏光了。她躺在地上，看见天从门框上方斜切进来，白花花的。她很平静。甚至觉得有些轻松。像终于有了一个理由，可以不用再站起来了。
是邻居发现她的。住楼上的年轻媳妇下楼丢垃圾，看见她家门开着，人躺在门槛上，吓得把垃圾袋都扔了。她跑过来，蹲下问她：“阿姨！阿姨你咋个了？”韦丽芬睁着眼，还笑了一下，说：“滑了一跤。”那媳妇要扶她。韦丽芬说：“别动。我腰不行。你帮我打个电话。”那媳妇就掏出手机，打了急救。等车的时候，她又跑上楼，拿了一床毯子给韦丽芬盖上。韦丽芬说：“谢谢。”那媳妇看着她，眼睛红红的，说：“阿姨，你平时就一个人，也不说一声。”韦丽芬没接话。她只是把脸往毯子里缩了缩。毯子有股樟脑味，像旧时光的味道。
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腰椎旧伤复发，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贫血。她的血压很低，体温也低。护士给她挂水时，在她手背上找了半天血管。她的手又干又青，像一棵被剥了皮的树。针扎进去时，她连眉头都没皱。她已经不太觉得疼了。她只是困。困得骨头都软了。护士问她有没有家属。她摇摇头。护士叹了口气，说：“那你先睡。有啥按铃。”她点点头。可她连点头的力气也快没了。
她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上的灯。那灯不亮，灰灰的，像被蒙了一层纱。她想起很多年前，她爸也这样躺过。也是在县医院。也是这样的灯。那时候她守在床边，心里又怕又空。现在轮到她了。可她的床边没有人。只有一根输液管，慢慢地滴。那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像在数她剩下的时间。她盯着那些水珠，觉得它们落得太慢了。她甚至想，能不能快一点。让这一切快一点结束。她不是不想活。她只是太累了。累得连呼吸都觉得费劲。
半夜时，她醒了一次。病房里很静。隔壁床没人。窗外有风，吹得玻璃“咯咯”响。她想翻个身，可腰上像绑了一块铁。她动不了。她只能侧着头，看窗外的天。天很黑，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她忽然觉得害怕。那种怕，和年轻时候的怕不一样。年轻时候的怕是有对象的。怕一个人，怕一件事，怕一种看不见的未来。现在的怕，是空的。像一个人站在旷野上，四面都是风，可你连风都抓不住。她闭上眼睛，把枕头角塞进嘴里，咬住。她没有哭。她已经没有多少眼泪了。她只是咬着，像咬住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一个护工给她擦脸。那护工五十来岁，手很软，动作很轻。她一边擦一边说：“你得多吃。你这身子骨，风一吹就倒。”韦丽芬说：“我吃了。就是不长肉。”护工笑了：“你这样子，像我们老家养的秧鸡，光吃不长。”韦丽芬也笑。可她笑的时候，脸上像裂开了一道旧口子。护工走后，她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那手机旧得连屏幕都花了。她按亮，翻到通讯录。里面没几个人。她妈，她爸，吴培新，社区，医院，派出所。她一个个往下翻。停在“吴培新”上。那个号码已经空号了。可她没删。她看着那三个字，像看一个很久没回去的地方。她用指甲在屏幕上轻轻划着，像在摸一块碑。她把手机翻过去，又翻回来。然后她关掉了。她谁也不打。她也不知道能打给谁。
第三天，社区来了个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她站在病床边，问韦丽芬需不需要申请什么补助。韦丽芬说：“不用了。我不缺。”女人说：“那你有啥需要就说。”韦丽芬想了想，说：“我家里有点事。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女人说：“什么事？”韦丽芬说：“床头柜上有个木盒子，和一个黄色的帽子。你能不能帮我拿过来。”女人点点头，说：“你住哪儿？我下午去拿。”韦丽芬把地址说了。女人记在本子上。临走时，她又问：“那帽子是安全帽吧？那么旧了，还要？”韦丽芬说：“要。别的都可以不要。那个得要。”女人“哦”了一声，走了。
那天下午，东西送来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吴培新的骨灰盒，和那顶黄色安全帽。韦丽芬让护工把枕头垫高，她靠起来。她把帽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帽子已经很旧了。帽檐上有几道裂纹，内衬的海绵碎成了渣。她用手一点一点地把那些碎海绵抠出来，像在清理一个用了半辈子的鸟窝。然后她把帽子擦干净，放在吴培新的骨灰盒上。黄澄澄的帽子，罩着黑沉沉的木盒。像一团火，落在一口井上。她看着，心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药水滴下来的声音。
“老吴。”她轻轻叫了一声。声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飘了一下，就散了。她没有再叫。她知道他听不见了。可她总觉得，他还在。就在那木盒子里，在那帽子下面，在这间病房的某个角落里。他一定还是那副样子。蹲着，抽着烟，抬眼看她一下，不说话。她想起他最后那碗红薯粥没喝上。她的眼睛潮了一下。她把帽子往盒子上按了按，像在替他压被角。
又过了两天，她开始发烧。医生说可能有炎症。护士给她加了药，还拿了一个冰袋放在她额头上。她迷迷糊糊的，开始说胡话。她叫她妈。她说：“妈，我不去读书了。我帮你装车。”她又叫她爸。她说：“爸，你腿还疼不疼？帽子我给你搬。”她还叫吴培新。她说：“吴培新，你明天去买鱼。我想喝鲫鱼汤。”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护工听见了，以为她在说梦话。可她睁着眼。她的眼睛看着天花板，亮亮的，像两盏即将燃尽的灯。她在和那些已经走了的人说话。她的意识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她只是觉得，他们都回来了。就站在床边，看着她。她妈还是又高又胖，她爸还是弯着腰，吴培新还是黑着脸，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他们都不说话。可她知道，他们在等她。
烧退下去时，已经是两天后。她醒过来，觉得浑身像被抽空了。护士给她喂了几口稀饭。她咽得很困难。每一口都像从嗓子眼里硬塞下去的。可她还在吃。她不想死。不是舍不得这个世界。是舍不得那点刚咽下去的米汤的温度。那温度让她还觉得自己活着。活着，就还能想一想那些人。她不想那么快就忘了他们。
住院第七天，她精神好了一些。她让护工把枕头垫高，又让她把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来，落在她的被子上。她伸出那只没挂针的手，去接那光。光很暖。她把手放在光里，看自己的手指。那手指又细又黄，像几根从土里挖出来的老根。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第一次看见杨晓东的那个早晨。他也是在光里。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正要起飞的鸟。那时候，她就站在走廊上。她的手也是这样伸着。她想去碰那道光，可她不够高。现在，她终于把光接住了。可光里，已经没有那只鸟了。
她慢慢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她的胸口里，那颗心还在跳。跳得很轻，很慢，像在走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她闭上眼睛，又睁开。窗外的天很蓝。蓝得不像真的。她望着那蓝，像望着一个她从未去过的海。她突然想，杨晓东是不是也看过这样的天。郑安琪呢？他们一定看过。他们还会一起看很多很多年。他们会在某个有阳光的午后，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起以前的事。也许会说到她。也许不会。她不在乎了。她只希望，那个走路一深一浅的人，能一直在阳光里走下去。走到很老很老。走到他女儿的女儿都长大了。走到他再也走不动了。那时，他会不会想起那个叫韦丽芬的女孩？也许不会。那也没关系。她爱过他。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记得。
下午时，医生来查房。医生站在床边，翻着她的病历。他说：“你恢复得还可以，但还是要静养。别急着出院。”韦丽芬说：“好。”医生又说：“你家里还有别人吗？最好有人照顾你。”韦丽芬想了想，说：“有。他在家。”医生点点头，说：“那就好。”韦丽芬没再说。她家里确实有个人。在床头柜上的木盒子里。他会照顾她的。他一直都在。
住院第十天，她要求出院。医生不准。她说：“我得回去。家里有东西要收拾。”医生看她坚持，就说：“那你签个字，自愿出院。”她签了。那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几条站不稳的虫。护士把她扶上轮椅，推到医院门口。她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时，她抱着那顶安全帽和骨灰盒。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她，问：“阿姐，你去哪儿？”她说：“城南廉租房。”司机“哦”了一声，启动车子。她靠在座位上，看窗外。车子经过西街的仿古街。红灯笼还挂着，只是旧了许多。游客不多，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打盹。她的眼珠子跟着窗外的景物慢慢转。那些景物，熟悉得像长在她身上的疤。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这样经过它们了。
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她掏出钥匙，拧开门。屋里很暗。一股旧灰尘的味道。她拄着扫把走进去，把灯打开。灯是黄色的，照着小小的客厅。沙发上还搭着一件吴培新的旧外套。她走过去，把外套拿起来，抖了抖灰。她把它抱在怀里。外套上有他的味道。烟味，汗味，和一点点鱼腥味。她把脸埋进去，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她把外套放回沙发上，又走到床头，把安全帽和骨灰盒并排摆好。她做这些事时，动作很慢，像在完成一个极重要的仪式。
她躺到床上。床很旧，弹簧在她身下发出“咯吱”的响。她翻了个身，面朝窗外。窗外是那所小学的后墙。墙头上爬着几根枯藤。天已经暗了。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把窗帘吹得轻轻晃。她看着那晃动的窗帘，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她闭上眼。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等她。不是人。也不是鬼。是一种很软很暖的气流。它包围着她，像把她放进了一顶巨大的、看不见的安全帽里。帽子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时间流走的声音。她觉得很安全。很松。像一块被水浸透了的木头，终于可以沉下去了。
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她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早晨。她骑着那辆旧单车，跟在一个少年后面。少年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帆。她跟得不近不远。他转弯，她也转弯。他加速，她也加速。他们穿过雨后的街道，穿过一片又一片灰瓦的屋檐。路两边全是卖菜的小摊，鱼鳞和烂菜叶混在水里。空气中飘着铁皮作坊和橡胶轮胎的气味。那气味像雾一样，罩住了整个小城。她骑得满头是汗。可她不累。她甚至觉得快乐。前面那个人，就是她整个青春的方向。
可少年越骑越快。她怎么追也追不上。她喊他：“杨晓东！”声音被风吞掉了。她又喊：“杨晓东！你等等我！”少年没有回头。他骑进了一片光里。那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等她再睁开时，前面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一条空空的路，和满地的黄叶。她下了车，站在路中间。风从她耳边吹过去，像在说：“他走了。”她点点头。她知道。他走了。
然后她看见路边有个人。那人蹲在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拿着半支烟。他抬起头来，黑黑的脸，眼睛像两口井。他问她：“你追什么呢？”她说：“追一个人。”他笑了：“追不上的，就别追了。”她说：“我知道。可我不甘心。”他站起来，把烟扔了，说：“走吧。我陪你走一段。”她就跟着他走。他们并排走在路上。路上很静。只有脚踩叶子的“沙沙”响。走着走着，她发现他也越走越慢。他的脸在风里一点一点变老。头发白了。背也弯了。他回头看她，还是笑着。然后他一点一点地透明起来。她伸手去拉他，拉了个空。风一吹，他就不见了。
她站在空荡荡的路上。天暗下来。有雨点落下来。她没有躲。雨很快把她全身淋透。可她不冷。她只是仰起脸，让雨打在脸上。那雨很暖，暖得她眼泪都下来了。她分不清哪些是雨，哪些是泪。她只觉得身体越来越轻。轻得像要变成雨的一部分，落到土里，落到河里，落到一个再也不需要追赶的地方去。
天亮了。雨停了。她站在一条路的尽头。前面是一片金黄色的光。光里站着很多人。她爸。她妈。吴培新。他们都朝她招手。她跑起来。她很久没有这样跑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她跑得很快，像回到了十四岁。可就在她要跑进那光里时，她停了一下。她转过头，想看最后一眼。她看见身后很远很远的的地方，有一个少年。他站在雨里，朝她笑。那笑容亮得像一整个夏天。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好看。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要飞走。她朝他也笑了笑。然后她转过身，跑进了光里。
韦丽芬没有醒过来。
她是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的。楼上的媳妇去给她送青菜，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她绕到后窗一看，见韦丽芬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她赶紧报了警。警察和法医来了。说已经走了大半夜了。脸上还带着笑。很安详。没有挣扎。屋子里也没被翻动过。她的床头，放着一顶黄色安全帽。帽子下面，是一个木制的骨灰盒。盒子上落了一层极薄的灰。
社区给她办了后事。来的人不多，都是附近的街坊。没有亲属。没有挽联。她的遗像用的是身份证上的照片。照片上，她还不到四十岁，头发是黑的，脸也没那么瘦。她看着镜头，眼睛有些怯。像一只随时准备躲进洞里的小动物。
后来，城北那个卖五金的陈老五，在茶余饭后跟人说起来：“知道不？以前卖安全帽那个韦丽芬，死了。死得静悄悄的。家里就一个骨灰盒，和一堆破帽子。可怜啊。”听的人咂咂嘴，说：“就是那个把杨晓东害了的？”陈老五说：“可不敢乱说。那事早过去了。人家杨晓东现在好着呢。前天我还看见他接外孙女放学，走路还那样，一瘸一拐的。”听的人就叹气：“这世上的事，说不清。”
杨晓东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已经没人记得了。也许是在某个下着雨的傍晚，他坐在店门口看雨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瘦瘦小小的，总低着头。她身上有股胶水味。她曾站在二楼的走廊上，握着一顶黄色安全帽。她叫什么来着？他闭着眼，想了很久。雨声很大，把回忆都冲得淡了。他记得她叫韦丽芬。他记得她说过“你以前穿白衬衫，很好看的”。他记得她红着眼，对他说“对不起”。他记得那天在公园里，风吹得很大。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看见她哭。他不喜欢看人哭。可他知道，那个女孩，是真的喜欢过他。喜欢得把整个青春都搭了进去。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爱。也不是恨。只是一种很深的、说不上来的怅惘。像走在路上，忽然发现路边少了一棵你从未注意过的树。你不记得它开过什么花，可你知道，那里曾经站过一棵树。
他后来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一深，一浅。深的地方，像踩着过去；浅的地方，像踩着自己。他的外孙女有时会学他走路。杨晓东就笑，说：“别学。不好看。”外孙女说：“外公走路像企鹅。很可爱。”他听了，笑得更大声了。笑着笑着，他望向远处的天。天很蓝，蓝得让人心慌。他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他的左腿在风里微微颤了一下。他站直了，继续往前走。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记得那些旧事。
只有那顶黄色安全帽，还留在城南的一间廉租房里。它已经被人收走了。和那个骨灰盒一起。也许被扔了。也许被存进了某个阴暗的库房。也许，被送到了废品站，和别的旧帽子一起，压成了一个大方块，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再想起。
小城的雨季又来了。雨下得缠缠绵绵，像一场下了半世的旧梦。雨落在柏油路上，落在石板上，落在铁皮棚上。到处都是“沙沙”的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着一句没有人听清的话。
风把雨吹进窗子。窗台上，落着一片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叶子。那叶子黄黄的，像一顶极小的安全帽。它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被风卷起来，飘进了雾茫茫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了。
（全书终）
作者有话说
第16章 第 16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