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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1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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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吴培新第一次看见韦丽芬,不是在教室里,是在菜市场。
那时候他上小学六年级,他妈已经在城南的菜市场卖了三年鱼。他每天放学后都去摊上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干不了什么正经活,只是蹲在旁边的水沟沿上,把刚杀完的鱼鳞和内脏扫进一只塑料桶。他手生,刮鳞时总把鱼皮刮破。他妈就骂他:“废物,给你老子丢脸。”他听着,不还嘴。他妈骂人跟唱歌似的,一口气能骂出十八个调。他早就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有时候骂狠了,他就把刮刀往案板上一插,转身走人。他沿着菜市场的土路往外走,两边的烂菜叶堆成小山,红的白的,淌着水。他踩上去,鞋底发出“咕吱咕吱”的响。
就是那时候,他看见了韦丽芬。
她跟在一个中年女人后面,手里提着一只菜篮。篮子很大,空空的,像能把她整个人装进去。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旧裙子,裙摆上沾着泥点子。她不抬头,只盯着前面女人的脚后跟走。那女人又高又胖,走路带风,经过鱼摊时,停下来问:“鲫鱼怎么卖?”吴培新他妈报了个价。那女人撇撇嘴,说:“这么贵。韦老四家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吴培新他妈也撇撇嘴,说:“爱买不买。”
吴培新蹲在地上,抬头看了那女孩一眼。女孩也正好抬起眼来。两个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碰了一下。吴培新看见她长着一张小小的圆脸,鼻子旁边有几粒浅褐色的雀斑。她的眼睛很黑,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她很快又把头低下去,像被他的目光烫着了。吴培新也收回眼,继续掏鱼鳃。他的手在鱼肚子里搅着,黏糊糊的,温吞吞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住了那个眼神。太普通了。普通得像菜市场里任何一株被人踩过的野草。可他记住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女孩叫韦丽芬。她家是做安全帽的。她妈就是那天那个又高又胖的女人。她们住在城南靠近桥头的那条巷子里。吴培新家和她家,只隔了两条街。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动了一下。他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像在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吹来一阵极细的风。那风什么也带不走,只让人轻轻打了个激灵。
上了初中,他们分到了同一个年级,不同的班。吴培新在四班,韦丽芬在三班。两个班的教室隔着一堵墙,可吴培新觉得那堵墙比城南到城北还远。他很少往三班那边走。不是不想,是不敢。他一个留级生,又不是什么体面人,去了也白去。他只在自己的地盘上待着。四班的后排,校门口的榕树下,男厕所外的拐角。那些地方是他的领地。他抽烟,发呆,骂人,看天。他长得高,又凶,没人敢惹他。所有人见了他都绕道。只有刘洋和赵小军成天跟在他后面,像两条瘦狗。他也不撵他们。有时候,他需要有人替他跑腿买烟。
而韦丽芬,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小。她总是低着头,缩着肩,像要把自己从这世上藏起来。有时候两个班一起上体育课,男生在操场上跑圈。吴培新跑在最后,故意放慢步子。他看见女生那边在练跳绳。韦丽芬跳得不好,总是绊着绳子。别的女生笑作一团,她不笑,也不说话,只是把绳子解开来,重新摇。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校服袖子很长,甩起来时像两只空荡荡的布袋。吴培新看着她,心里很静。那种静,和他蹲在鱼摊边刮鳞时的静不一样。那种静是空的,这种静是满的。满得他胸口发涨,却又说不出一个字。
他想和她说话。可每次看见她,他就变成了一根木头。他只能远远地看。看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看她蹲在花坛边捡掉落的橡皮,看她推着那辆旧单车从人群里穿过去。她的身影总是小小的,灰灰的,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墨。不抢眼,可你就是会看见。至少他会。他总能在一大堆人里,一眼就找到她。这事他从来没对谁说过。连刘洋和赵小军都不知道。他觉得一旦说出来,就会被风吹散。他宁肯把它藏在肚子里,像藏着半块没吃完的糖。糖纸都磨破了,可糖还在,还甜。
那天傍晚,韦丽芬突然走到他面前,说:“杨晓东说你妈跟人跑了,说你是野种。”她说话时,声音在发抖。天太黑了,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一根拉满的弦。他闻到她身上那股味道。胶水味。他早就闻惯了。从她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就闻到了。他不觉得难闻。他甚至有点喜欢。因为那味道里,有她。
她说的是真的吗?他当时没想过。也许想过。可那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被另一种更大的情绪盖过去了。愤怒。羞辱。还有一点点奇怪的委屈。他想起他妈在鱼摊上杀鱼的样子,想起她那双泡得发白的手,想起她每天早上出门前,往他书包里塞两个煮土豆。她跟别人跑了?放他妈的屁。她每天在哪儿,他还不知道?可别人不会知道。别人只会说,吴培新他妈跟人跑了。说他是野种。这种话,他以前听人说过。每次听见,他都想杀人。现在从韦丽芬嘴里又出来了一次,可他不能杀她。他只能把那股火压下去,转向另一个人。
其实他根本不在乎杨晓东。那小子,在他眼里就是个油头粉面的软蛋。他看不惯他,也仅仅是因为他总是穿得那么白,笑得那么欠揍。说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可那天之后,吴培新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韦丽芬递过来的。她在楼上看着他呢。他要让她看见,他不是野种。他也能为了一句话,把一个人打趴下。他要用一场暴烈到近乎荒唐的证明,告诉她自己有多当真。哪怕那句话根本不是杨晓东说的。哪怕她要他打的人,他连想都没想过。他认了。谁让他喜欢她。
砖头落下去的那一刻,他心里没有恨。也没有快。他只是冷。冷得浑身像泡在冬天的河水里。他听见杨晓东的骨头在砖下发出的闷响,像有人掰断了一根粗树枝。他想看看韦丽芬。他想知道她有没有喊停。可他没有抬头。他转身跑了。他怕一抬头,就看见她站在那儿,用一种他看不透的眼神望着他。那会让他更冷。
后来进了少管所,他每天夜里躺在铁床上想。她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连看都不来看他一眼?他替她做了事,把一个人废了。她却像蒸发了一样。他试着替她找理由。也许她害怕。也许她家里人管得严。也许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可他心里清楚,这些理由都薄得像纸。她不来,只有一个原因。她不想来。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想过要来。他不过是一把刀。刀砍下去了,就该被丢掉。谁会去垃圾桶里捡一把沾血的刀呢?
可他还是想她。想得很慢,像钝刀子割肉。他记得她蹲在花台边系鞋带的样子,记得她骑单车时被风吹起来的碎发,记得她站在鱼摊前抬头看他的那一眼。那些画面像被血泡过的旧照片,色彩都浮起来,虚虚的。他一遍一遍地看,看到眼睛发酸,看到心里发麻。他恨她。他把她的名字和杨晓东的名字并排写在纸上,用圆珠笔涂成一团黑。然后又撕碎了,吃进嘴里。纸很苦。像她身上的胶水味。他咽了下去。
几年后,他出来了。他在校门口见过她一次。她更瘦了,脸白得吓人。她看见他,像看见鬼。他没怪她。他只问了一句“那些话,真的是杨晓东说的?”她没回答。他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她不说,是心虚。她的沉默是最后的那层窗户纸,薄薄的,可谁也没有戳破。他走了。他不想逼她。他已经替她扛了。就扛到底吧。一个人一生里,总得为某个念头傻一次。他就是傻。傻得心甘情愿。
所以后来在城北又碰见她,他才会那么平静。像一条河,拐了很大的弯,最后又流回了原来的地方。他看见她坐在铺子门口,瘦瘦的一团,像被岁月拍扁了。她抬头看他时,那眼神还和小学时候一样,黑得像两颗石子。可这一次,他没有躲。他走过去,问她:“修车?”他其实不会修车。他只是想找个话头。她“嗯”了一声。他就在她旁边蹲下来。那一刻,他觉得他们之间隔着的那些年,像一层厚厚的玻璃,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风从缝里钻出来,带着一股熟透了的安全帽味。他吸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她的味道。
吴培新后来常常想,如果当年韦丽芬没有跟他说那句话,他会变成什么样?也许还会打人,也许还会偷东西,也许还是会进局子。谁知道呢。他这人,骨头里就带着点野。他妈说,他生下来那天,哭声把隔壁房顶上的灰都震下来了。像头小狼。他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好。可他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狠。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唯一不狠的时候,就是站在韦丽芬身后,看她低着头走路。那时候,他心里软得不行。软得他自己都害怕。
他爱过她。这种爱说不清道不明,混着胶水味和雨天的潮气。它不漂亮,不浪漫,甚至有些畸形。他把她当成了这操蛋世界里唯一一块干净地方。可讽刺的是,那地方最后成了整个故事里最黑的一笔。他替她打了人。他替她坐了牢。他替她,把一段青春砸得粉碎。到头来,她坐在一间破铺子里,给他煮了一碗面。面有些坨了,汤也有些淡。可他吃得像过年。
他不恨她。以前恨过,后来不恨了。他们都被那场雨淋过。谁比谁干净呢?她拿他当刀使,他也不是没想过。他都明白。只是到了这个岁数,明白也没用了。不如省点力气,两个人搭伴过日子。她卖她的安全帽,他搬他的货。天冷了,就一起窝在小铺子里听雨。谁都不用说话。那雨声,会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全都替他们说了。
他偶尔会想起杨晓东。那个走路一深一浅的人。他后来娶了漂亮的姑娘,生了孩子。吴培新不羡慕。他只觉得自己当年那一砖,没把杨晓东砸垮。那小子是个男人。扛过来了。至于他自己,也扛过来了。他们都扛过来了。只有韦丽芬,好像还留在那年夏天的二楼走廊上,握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眼睛看着下面,却没有喊停。她的魂,从那时候起,就飘走了。他花了半辈子,才把她一点一点地拉回来。她回是回来了。可她走路的时候,脚步还是轻得像鬼。他不知道怎么让她安心。他只能陪着她。哪怕她夜里哭醒了,他也装睡。他知道,有些眼泪,她不想让人看见。
她的过去里有太多他不愿碰的东西。比如杨晓东。比如那顶黄色安全帽。比如那些个被雨淋透的早晨。他不能问。他也不需要问。他只是有时候,在街上看见黄颜色的帽子,心里会“咯噔”一下。然后他走过去,假装买烟。他不看那些帽子。可他闻得见。那些味道,像一根根极细的线,从路边的摊子上,从工地的土堆里,从别人头顶,从风吹来的方向,飘飘荡荡地钻过来。绕着他,绕着她。绕得他们这辈子都解不开。
吴培新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他从小就坏。可他这辈子,也就认真过那么一回。他把一个女孩的一句话,当成了命。后来那命碎了。他就用剩下的年月,一块一块地拼。拼不成原来的样子了。可好歹,能看出个形。他愿意。
他现在还是蹲在铺子门口抽烟。烟雾升起来,像极了他妈当年在鱼摊上烧煤炉时冒出的青烟。韦丽芬坐在里面,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他回过头,能看见她的侧脸。她的嘴角已经不再往下撇了。有时候,甚至还会翘一下。那一下,比什么都值。
他想,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