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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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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雨季来了。
韦丽芬是在安全帽作坊里闻出来的。她家的院子里搭着蓝白条纹的防雨棚,棚子下面堆着几百顶半成品的帽子,黄色的居多,远远看去像一地熟透的南瓜。雨季来的时候,那些帽壳会先潮软,手指头按上去,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半天弹不回来。她爸韦老四坐在院子角上,把一顶刚脱模的帽壳举到光线下看,嘴里骂骂咧咧,说这鬼天气,树脂干得太慢,一天少出二十顶。
韦丽芬站在二楼的铁栏杆后面,看着她爸弓着背干活。雨水从防雨棚的边缘淌下来,落在水泥地上,打出一排细小的坑。那些坑经年累月,已经被水磨得发亮。她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那些坑就在了。她喜欢光脚踩上去,滑溜溜的,像踩在鱼鳞上。
“丽芬!下来帮忙装车!”她妈在楼下喊,声音尖锐,穿过雨声,像根铁丝。
韦丽芬把书包带子紧了紧,踩着一双已经开胶的凉鞋下楼。楼下的过道里堆着纸箱,纸箱里是成品的安全帽,每一个都用塑料袋套着,码得整整齐齐。她妈站在货车旁边,把帽子一箱一箱往车厢里扔,胳膊粗壮,雨水打在她脸上,她不擦,只眨眨眼。
“你今天晚了。”她妈说,“再磨蹭,学校大门关了。”
韦丽芬没说话,弯腰抱起一箱帽子。箱子比她想象的重,她踉跄了一下,膝盖撞在车厢边缘,闷闷地疼。她咬着牙把箱子推上去。
装完货,她妈从围裙兜里掏出两块钱,想了想,又加了一张一块的,塞到她手里。“骑慢点,路上滑。”
韦丽芬点点头,把三张纸币折好放进书包侧袋。她的单车靠在院门边,是一辆二六的女式车,漆皮已经磨得七七八八,车把上的铃铛坏了一半,按下去不响,回弹的时候才发出一声沙哑的咔哒。她推着车出了院门,雨斜着打过来,她套上挂在车把上的塑料袋,罩住车座。
小城的路不好走。柏油路坑坑洼洼,积水在路上形成了无数个深浅不一的水洼。韦丽芬骑得很快,车轮辗过水洼时,水花向两侧溅开,落在她的裤腿上。她今天穿的是校服裤子,深蓝色的化纤料子,湿了之后紧贴在小腿上,凉飕飕的。
路两边是各种店铺——修理摩托车的铺子门口堆着油乎乎的零件,卖化肥的店门口码着一袋袋尿素,门板上贴着白纸红字的价目表。还有一家租碟片的,玻璃柜上贴着刘德华和古天乐的海报,边角已经卷起来。雨大,街上人少,只有几个背书包的学生,有的打伞,有的不打,匆匆地跑。
韦丽芬拐进校门的时候,已经七点二十五了。她把车锁在车棚,棚子是铁皮的,雨砸在上面,噼里啪啦的,像往她脑门上倒黄豆。她低头穿过操场,几步跨上教学楼,在走廊上站定。
就在那里,她看见了他。
杨晓东从初二(三)班的后门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水桶,往楼下走。他走得快,白衬衫的下摆从裤腰里扯出来一角,被风一吹,贴着后腰鼓起来,像一小片帆。他没有打伞,雨水很快打湿了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黑亮亮的。他经过韦丽芬身边时,眼睛看都没看她,只盯着前面的路,嘴巴微微张着,喘着气。
韦丽芬站在走廊的柱子旁边,觉得自己像被钉住了一样。她闻见一股气味,是他带过来的——雨水的气味,还有一点点汗味,混杂着洗衣粉的廉价香气。那种气味像一双手,攥住了她的喉咙。
他走过去了。韦丽芬数着他的步子。一步,两步,三步。他的背影在楼梯口转了一下,消失了。
她回过神来,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发现手指正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子,绞得太紧,指节都发白了。她松开手,往自己教室的方向走。初二(三)班在走廊尽头倒数第二间,她推门进去的时候,早读铃刚好响了。
教室里乱哄哄的。班长站在讲台上拍桌子,喊安静安静,没人理他。韦丽芬走到自己的座位,在靠墙那排的第五个位子,坐下来,掏出语文课本,翻到今天要读的那一课。
她的目光落在课本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反反复复是那一小片被风鼓起的白衬衫。
韦丽芬在班里的成绩不好不坏,排名稳定在三十名左右,全班五十二个人。老师提问,她基本不举手,被点到了就站起来,小声说“不会”,然后红着脸坐下。她没什么朋友,课间上厕所都是一个人去。班里女生分成几个小团体,有围绕班长张丽丽的,有围绕文艺委员刘思思的。她们放学后去租碟店选片,周末约着去县城的旱冰场,穿着彩色灯光的轮滑鞋一圈一圈地转。韦丽芬从来没被邀请过。她也从来没主动凑上去过。
她不是不想。她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每次想开口,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久而久之,她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厕所一个人,放学一个人骑车回家,路上一个人想事情。
她唯一不习惯的,是看着杨晓东和郑安琪在一起。
郑安琪是这学期刚转来的。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带着她走进教室,介绍完名字后,让她做个自我介绍。郑安琪站在讲台上,大大方方地笑了一下,用一口标准的、像电视里主持人一样的普通话说:“大家好,我叫郑安琪,从昆明来的,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她的话音落下去的那一秒,班里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韦丽芬坐在位子上,看见前面的男生们都在交头接耳,连平时上课睡觉的吴培新都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打量讲台上的人。
郑安琪长得不算特别漂亮。韦丽芬在心里评估过。她的鼻子有点塌,眼睛不大,单眼皮。但是她会穿衣服。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领口上绣着一只很小的蓝色蝴蝶,下面是一条浅色的牛仔裤,裤管卷起两折,露出细细的脚踝。她的头发扎成马尾,高过耳朵,用一根粉色的橡皮筋。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小虎牙,嘴角两边各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最重要的是,她的普通话。
在这个小县城里,所有人都说方言。老师们上课用普通话,但课下和学生说方言。学生们之间更是张口闭口本地话,粗粝的、带着泥土味的语调。韦丽芬自己的普通话,说出口总是别扭的,带着一股散不掉的尾音,像鞋底粘了泥。而郑安琪的普通话,干干净净,就像她这个人。
杨晓东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郑安琪的,韦丽芬不知道。她只记得某个课间,她趴在走廊栏杆上往下看,看见杨晓东和郑安琪并排走在操场上。操场上的土被雨打湿了,有些泥泞。郑安琪小心地踮着脚走,杨晓东就走在她外侧,脚步很慢,一只手臂微微张着,像是随时要扶她一把。
韦丽芬盯着他们,像盯着电视里的一幕戏。她心里发酸,那种酸从胃里往上泛,一直泛到喉咙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从那天起,她开始偷偷观察杨晓东。
她发现杨晓东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左右到校,从后门进教室,把书包放下后,去楼道尽头的饮水机接水。他的白衬衫总是洗得很干净,领口雪白,袖口扣得整整齐齐。他写字的时候用左手,手腕内扣,身体微微向右侧着。他喜欢在课间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韦丽芬假装经过他的座位,扫了一眼封面,是一本武侠小说。他每隔两天会去打一次篮球,在操场东边那个破旧的篮球架下面。球架上的篮板碎了一半,只剩一个铁圈晃来晃去。他投篮的姿势很好看,跳起来的时候,后颈弯出一道弧线。
韦丽芬把关于杨晓东的一切都记在心里。他喜欢在球场上喝冰镇的汽水,瓶子上挂满水珠,他仰起脖子喝水时,喉结上下一滚。他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总是先“啊”一声,声音有点沙,像带着刚睡醒的迷糊。
她想起那天在走廊上,杨晓东从她面前经过时,她闻到的气味。她后来在家里的卫生间洗澡时,试着回忆那种气味,甚至把家里的洗衣粉倒出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不一样的。家里的洗衣粉是山茶花香味,太甜,太冲。杨晓东身上那种,更淡,更冷,像冬天下过霜的草叶子。
她开始跟踪他。放学的时候,她故意最后一个出教室,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她看见杨晓东和其他几个男生一起走出校门,一路说说笑笑。在岔路口,他们一个个分开,最后只剩下杨晓东一个人,拐进西边一条小巷子。韦丽芬推着车,远远跟着。巷子很窄,两边是老式的木瓦房,门口偶尔拴着一条黄狗,吐着舌头看她。杨晓东走到巷子深处的一扇铁门前,掏出钥匙开门进去。韦丽芬不敢走近,只远远地站着,看见那扇门关上,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女人的喊声:“晓东回来啦!”
那是他妈。韦丽芬想。她不知道杨晓东家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她记住了一个事实:他住在西街的巷子里,门牌号是四十多号,具体多少她没看清。
她把杨晓东家的位置,当成一个秘密,供在心上。每天晚上睡觉前,她躺在床上,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脑子里就浮现出那扇铁门,门上贴着倒挂的福字,边角裂了,用透明胶带粘着。她会想象杨晓东在那扇门里的生活。他在哪里吃饭,在哪里写作业,在哪张床上睡觉。她甚至想象他光着膀子站在水龙头下冲凉的画面,然后猛地用被子蒙住头,觉得脸上烧起来。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学校里那些女生也喜欢讨论好看的男生。张丽丽她们在课间聚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讨论初三某个男生的发型,说像林志颖。但韦丽芬觉得,自己跟她们不一样。她不是觉得杨晓东好看。她就是觉得——看到他的时候,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被一下子点燃了。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有点像冬天被窝里放了一只热水袋。又有点像被大人锁在门外时,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暖黄灯光。又像发烧时喝下去的第一口热糖水。他说不清,但总之,一天里若能看到杨晓东一次,她便觉得这一天可以过下去;若哪天没看到他,她便觉得整个学校都是灰的。
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
韦丽芬每天早上冒雨骑车来学校,头发湿了半截,刘海贴在脑门上,像一条条爬虫。她没带伞,家里有一把,但她妈要用。她也没有雨衣,她妈说等安全帽多卖几箱就给她买。她每天到教室,脱下湿透的校服外套搭在椅背上,用课本扇风。风是湿的,越扇越黏。
杨晓东这些天也没有带伞。韦丽芬注意到他每天都是淋着雨跑进校门,白衬衫湿透后贴在身上,隐隐约约透出后背的肩胛骨,像两片小翅膀。韦丽芬在心里想,他为什么不吃早饭。有一天早读课,她看见杨晓东捂着肚子趴在桌上,脸色发白。下课后她去食堂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拿在手里,站在离他教室三米远的地方,站到包子凉了,到底没敢送过去。后来她躲到厕所里,把那个冷掉的包子掰成小块,一口一口塞进嘴里,就着水龙头的凉水咽下去。包子皮泡涨了,又冷又韧,她嚼得牙齿发酸。但她仍然咽得干干净净,好像咽下去的是他。
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圆珠笔画了很多小人的轮廓。她不会画画,画的都是火柴人,有的站着,有的在跑。她在其中一个小人旁边写了一个“Y”,又用橡皮擦掉。她把纸撕下来,撕得碎碎的,扔进垃圾桶。可下次还是忍不住再画。
直到她发现杨晓东喜欢郑安琪。
那是一次课间操。全校学生在操场上列队做广播体操。韦丽芬站在自己班的队列里,眼光越过前面黑压压的人头,寻找杨晓东。他站在男生队伍中间,正和旁边的男生说着什么,笑了一下,露出一排白牙齿。
然后韦丽芬看见他转过了头。顺着他的视线,穿过大半个操场,落在初二(一)班的方阵前面。
郑安琪站在那排,正把手臂举高,做伸展运动。她的校服明显大了一号,袖子长过手指,甩起来的时候像蝴蝶的翅膀。她的马尾辫随着动作一起一伏。
杨晓东就那样看着。看得那么直接,那么坦然,像在阳光底下看一样寻常的东西。他的眼神不藏着,不闪躲,不刻意,像整张脸上都写着那几个字。
韦丽芬忽然觉得心脏往下坠。
她不信。她想,也许只是刚好看到那个方向。也许是看天上的鸟。可天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灰蒙蒙的云层,厚厚地压着。也许是看操场边那棵歪脖子的凤凰树,可树在另一个方向。
她看见杨晓东做完转体运动,又扭头看了一眼。这一次他的嘴角翘了一下,很轻很浅,像是不由自主的。
那个笑容像一根针,从韦丽芬的眼睛穿进去,一路扎到心口上。
她觉得腿有点软,赶紧收回目光,低下头去。她的运动鞋上沾了操场上的泥,黑乎乎的,像两块泥巴糊在脚上。她看着自己的鞋,觉得喉咙里涌上来一股腥甜。
那天的数学课,韦丽芬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老师站在黑板前写方程式,粉笔灰簌簌地往下落,像一场极小的雪。她的目光穿过教室,看见郑安琪的背影。郑安琪坐在她前面三排,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尺子。她偶尔微微侧过脸和同桌说话,露出半张脸,酒窝若隐若现。
韦丽芬低头看自己。洗过无数次的校服上衣已经起球,袖口磨出了毛边。她的手指粗糙,指缝里有洗不干净的橡胶味——那是安全帽作坊里长年累月积下来的。她的头发剪得短,她妈说长头发难打理,干活不方便。她的鞋是去年运动会上发的,白胶底已经泛黄。她整个人都是暗的,灰的,像雾天里一面被人遗忘的墙。
她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的羞耻。这种羞耻像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
她之前从未觉得自己可怜。即便没有朋友,即便放学后要在作坊里帮忙装车,即便她用着最便宜的圆珠笔,那也没什么。她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此刻,在杨晓东看向郑安琪的目光里,她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被看穿了——她不是他世界里的任何人。她是一粒灰尘,飘在他视线的盲区里。而他看向郑安琪,像看向唯一干净的光。
韦丽芬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弯里。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像在发一场没有体温的低烧。
那个周末,她一个人去了县城唯一的一家文具店。
她在玻璃柜台前站了很久,看里面那支钢笔。银色的笔身,笔帽上有一道暗纹,价格标签写着三十八块。三十八块,够她家卖出去五六顶安全帽。她兜里只有十二块,其中十块是她妈给的零用,两块钱是她自己省下来的早饭钱。
她花了全部十二块,买了最便宜的一支钢笔。黑色的塑料笔杆,笔尖上已经有些锈斑。回家的路上,她骑车骑得飞快,风吹在脸上,像砂纸在磨。她一路骑到西街的巷口,停下来,蹲在墙角下,把钢笔从盒子里拿出来,握在手里。笔杆冰凉,握久了,微微变暖,像一块被焐热的小石头。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笔。杨晓东用左手写字,他也许根本不会用钢笔。但她还是买了。她把笔盒放进书包夹层,像藏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从那以后,她开始更刻意地接近杨晓东。
她会算准时间,在杨晓东去饮水机接水的路上,“恰好”经过他身边。她会故意走得很慢,假装看墙上的手抄报,用眼角的余光瞥他。她发现杨晓东走路的时候,左手会轻轻拍打大腿外侧,像是在打某个看不见的拍子。她学着他的样子,在自己的大腿上打出那个节奏,像在完成一场不为人知的对话。
她会在篮球场边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着,看杨晓东打球。他打球的姿势不算好看,甚至有些笨拙,运球的时候总低着头,被对手一逼就手忙脚乱。但他很拼,有时候为了抢一个球,整个身子扑到地上,校服裤子上沾满灰尘。韦丽芬每次看到他摔倒,心都要揪一下。她不敢上去扶,也不敢递水。她就坐在那里,手指攥着书包带子,指节发白。
直到有一天,她看见郑安琪端着两杯绿豆沙走到篮球场边,叫了杨晓东的名字。
杨晓东跑过来,接过那杯绿豆沙,用毛巾擦了擦汗,朝郑安琪笑起来。那个笑,太亮了,亮得韦丽芬觉得眼睛疼。她看见郑安琪也笑了,还伸手拍了一下杨晓东肩上的灰。
韦丽芬站起身,走了。
她回到教室,把之前买的那支钢笔拿出来,盯着它。笔杆上已经沾了些灰,她用手擦了擦,擦不干净。她想把钢笔掰断,可力气不够,只听见塑料发出“咯”的一声,没断。她松开手,把笔扔回书包里,然后把脸埋进两个手掌心。
那天晚上,她没吃晚饭。她妈喊了她三次,她说不饿。她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小房间里,耳朵里充满了窗外安全帽作坊的嘈杂声——机器“嗡嗡”地转动,塑料件碰撞的“嗒嗒”声,她爸偶尔的咳嗽声。这些声音她从小听到大,一直觉得是生活的背景音。可那天晚上,她觉得那些声音像一群细小的虫子,顺着墙壁爬进她的耳朵,钻进她的脑子里,在里面建巢。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是谁在低声哭泣。她看见院子里的黄色安全帽在昏黄的灯光下,湿漉漉地反着光,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像一支沉默的军队。
她关上窗,回到床边,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作业本,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那支没被掰断的钢笔写下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有的笔画洇了,因为她在哭。
“杨晓东,你为什么看不见我。”
写完这行字,她抬起头,看见作业本的封面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韦丽芬。那三个字写得比这行字还难看,是开学时随便填的,笔画之间全是潦草的、漫不经心的痕迹。
她把这一页撕下来,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枕头套里,和一堆碎草屑、旧棉花挤在一起。
她想,她得做点什么。
她不是一个擅长做事情的人。她从小就是那种躲在角落里的人,老师提问不敢举手,被人欺负了不敢告状,连讨厌一个人都只敢在心里偷偷讨厌。但这个想法一旦生出来,就像安全帽作坊的树脂混了固化剂,在胸腔里迅速变硬。她要让郑安琪消失。不是真的消失,而是让杨晓东眼里的那个人,变得不再那么好看。
她开始观察郑安琪,找她的弱点。
郑安琪爱干净。她的书桌永远整整齐齐,课本按科目摞好,笔盒是粉色的塑料盒,上面贴着一张卡通贴纸。她每天早上到教室,先用纸巾擦桌子。她的书包放在椅背后面,从来不沾地上的灰。她喝水的杯子是透明的玻璃瓶,里面泡着柠檬片。她把头发梳得光亮,发卡是白色的,像一只小蝴蝶落在鬓角。
郑安琪也喜欢杨晓东。韦丽芬渐渐看出来了。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让前后桌讨论问题,杨晓东坐在她后面两排,每次回头,都能看见郑安琪正微微侧着头,手托着下巴,像是在听老师讲,可眼角明明在往后瞟。还有一次,韦丽芬看见郑安琪在作文本上写了一句什么,用橡皮擦了又擦,最后整页都被擦得发皱。下课后,她把本子抱在胸前,走到讲台边,假装问老师问题。杨晓东恰好经过,她就歪了一下头,朝他小声说了句什么。杨晓东笑了。
韦丽芬觉得自己像站在一口井的底部,看见上面的光,怎么也爬不上去。
她开始不爱说话了。以前她虽然话少,但至少还偶尔和同桌王芳说两句。现在她连王芳问她题目,都只是摇头,把头埋进胳膊弯里。王芳觉得她变得“阴阴的”,不敢再找她。
韦丽芬变得更透明了。可她脑子里那些念头,却一天比一天鲜明,像刀刻在骨头上。
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一个人。
吴培新。
这个名字,全年级的人都知道。他是初二(四)班的,人高马大,皮肤黑,眼睛小,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股戾气。他家住在城南的棚户区,据说他爸很早就不在了,他妈在菜市场卖鱼。上学期他因为打架被学校记了处分,还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可有什么用呢?该怎样还怎样。老师管不了,他也不想被管。他上课睡觉,下课抽烟,书包里常年塞着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他打架出名,一个人能撂倒两三个。年级里没人敢惹他,连初三那些混混儿见了他都要让路。
韦丽芬对吴培新是有印象的。因为她和他住得不算远,都在城南那一片。有时候放学,她会看见吴培新蹲在一棵老槐树下面抽烟,烟雾在他头顶散开,像一朵灰色的蘑菇。他身边跟着两个喽啰,一个叫刘洋,一个叫赵小军,都是他的同班。
吴培新的妈,韦丽芬也见过。那个卖鱼的胖女人,脸被日头晒得红黑,围裙上永远湿淋淋的,泛着一层油腻的光。她的嗓门很大,在菜市场里骂人,声音能从卖鱼摊传到卖豆腐的对面。韦丽芬她妈曾在那里买过鱼,回来和她爸说,那个卖鱼的女人凶得很,杀鱼的时候像跟鱼有仇。
一个雨天,韦丽芬去菜市场买菜。她妈让她买一条鲫鱼炖汤。她拎着一把旧伞,趿着凉鞋,穿过一个个摊位。地上一片泥泞,烂菜叶、鱼鳞和污水混在一起,黏糊糊的。她走到鱼摊前,看见吴培新在帮他妈刮鱼鳞。他卷着袖子,手腕上套着脏兮兮的橡皮手套,动作很粗,刮刀在鱼身上划得“嚓嚓”响。鱼鳞四处飞溅,溅到他的校服裤腿上,亮晶晶的,像粘了碎玻璃。
他抬头看了韦丽芬一眼,又低下头去,像没看见她。
韦丽芬站在摊位前,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她认识他,但她们从没说过话。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而此刻,在这个泥泞、嘈杂、充满鱼腥味的地方,他们之间的距离忽然变得很近。
“买什么?”吴培新的妈问,眼睛没看她,正把一条草鱼开膛破肚,手起刀落,内脏掉进脚边的桶里。
“鲫鱼。”韦丽芬说。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大点小点?”
“中等。”
吴培新放下刮刀,从旁边一个塑料盆里捞起一条鲫鱼,甩了甩水,用草绳从鱼鳃穿过去,打了个结,递过来。韦丽芬伸手去接,两人的手指擦了一下。吴培新的手湿滑,冰凉,沾着一股鱼鳞的腥气。
韦丽芬把钱递给他妈,找零的硬币落在她手心里,湿的,带着鱼肚白的味道。她转身要走,听见吴培新在后面喊了一句:“哎。”
她回头。
“你的伞漏了。”他说,用下巴指了指她的伞面。
韦丽芬抬头一看,伞面上果真裂了一道口子,雨水正从那里漏进来,滴在她的额头上。她的脸红了,把伞转了转,匆匆走了。
那是她和吴培新唯一一次接触。平淡无奇,像一片叶子落在地面上。
可此刻,韦丽芬开始反复咀嚼这个画面。她想起吴培新抬头看她时,那张黑黝黝的脸上,表情并没有那么凶。他的眼神冷冷的,但冷的下面,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被烫伤过之后结的痂,又厚又硬,可你碰一下,它还是会痛。
她开始刻意地接近吴培新。
每天放学,她绕远路,从城南的棚户区穿过。那条路窄,两边摆满卖菜的摊子,地上淌着黑色的水。吴培新经常蹲在巷口的大槐树下抽烟,身边围着一两个人。韦丽芬推着单车经过,头微微低着,但从眼角观察他。他有时候看见她,有时候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打招呼,只把烟雾喷得更浓一些。
韦丽芬能察觉到吴培新对杨晓东的态度。
那是有一天体育课,两个班在一起上。男生们在操场上踢足球,韦丽芬坐在看台边,远远地看。杨晓东踢得不怎么样,技术偏软,常被人过掉。吴培新和他不是一个队,踢的是前锋,拿球的时候喜欢硬冲硬撞,像头横冲直撞的小牛。
那天下午,两人撞上了。具体是怎么撞上的,韦丽芬没看清。她只看见杨晓东倒在地上,手捂着肩膀,咬着嘴唇,没叫出声。吴培新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也不伸手拉,也不说对不起。有几个男生围上去,把杨晓东扶起来。
吴培新转身往回走,经过韦丽芬身边时,她听见他小声骂了一句:“装。”
声音很低,只有她听见了。
韦丽芬心里动了一下。
她不知道吴培新为什么看杨晓东不顺眼。也许是因为杨晓东成绩好,也许是因为杨晓东人缘好,也许只是因为杨晓东在球场上和他较过劲。但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本就有裂痕。
韦丽芬开始琢磨,怎么把这条裂痕撕开。
她从没做过这种事,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她只能在自己的脑子里一遍遍地排练,像背课文一样,把每一句话都背下来。她想象自己走到吴培新面前,告诉他杨晓东说了什么。她会把话说得轻一点,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可每次她真的看见吴培新,那些排练过的话就全部堵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只能绕开走,心跳得像在打鼓。
直到那个星期二。
韦丽芬记得那天特别热,连日阴雨之后,忽然出了太阳,地面上的水汽蒸腾起来,整个学校像一只巨大的蒸笼。教室里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扇出来的风是热的,翻动课本时,纸页都发软。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老师不在,教室里嗡嗡的,像养了一窝蜜蜂。韦丽芬正在抄英语单词,忽然听见后排有人低声议论。
“……真的假的?”
“我亲眼看见的,杨晓东给郑安琪传纸条。”
“写的什么?”
“谁知道,肯定是什么肉麻的话。”
韦丽芬的笔尖在练习本上停住。她没有回头,但耳朵已经竖起来了。
“郑安琪看了没?”
“看了。看完就塞进书桌里了,脸有点红。”
“那杨晓东肯定喜欢她。”
“郑安琪也喜欢他吧,我早看出来了。”
韦丽芬慢慢放下笔。她的手在发抖,笔从指尖滑落,掉在地上,滚到前面同学的椅子下面。她没有去捡,只是呆呆地坐着,像后脑勺被人敲了一棍。
下课铃响了。她第一个冲出教室,像逃命一样,冲到走廊尽头的女厕所里。她推开最里面的隔间门,把自己锁在里面,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她的身体不自觉地蜷缩起来,像要把自己压成一小团。
她想起这些天来自己所有的卑微。远远跟在杨晓东后面不敢靠近。买的钢笔放在书包里不敢送。在球场上看到他摔倒时揪紧的心。在作业本上写下的那句“你为什么看不见我”。还有每次看到杨晓东和郑安琪走在一起时,胃里翻涌的酸水。
可他不看她。他的眼睛里只有郑安琪。
这个事实像一把钝刀,反复割着她的肉。她觉得自己已经被切成了无数小块,散落一地。没有人看见她在流血。她蹲在地上,眼泪汹涌而出,顺着脸颊流进嘴巴里,咸咸的。她不敢发出声音,只把校服袖子塞进嘴里,死死咬住。
等她从厕所出来,天已经擦黑。操场上空空荡荡,只有风在吹。凤凰树的叶子落了一地,红彤彤的,像血。
那天晚上,韦丽芬没直接回家。她骑着单车绕到城南,在棚户区的巷子口停下来。她的眼睛还是肿的,脸也哭花了,但她不在乎。她看见了吴培新。他一个人蹲在老槐树下面,抽着一支烟,烟雾把他的脸熏得模糊。
韦丽芬把单车支好,朝他走过去。她的腿很重,像灌了铅。每走一步,心就跳快一拍。她走到他面前时,已经能听见自己胸腔里“咚咚咚”的巨响,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撞出来。
吴培新抬起头,眯着眼看她。
“干什么?”他的语气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戒备。
韦丽芬深吸了一口气。她闻到老槐树的花香,混着烟味和垃圾的馊味。她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哑。
“杨晓东说……”
她停了一下。吴培新盯着她,烟叼在嘴边,烟灰耷拉下一截。
“他说你妈跟人跑了,说你是野种。”
说完,她转身就走。她没有回头,步子越来越快,最后跑起来。她能感觉到吴培新的目光钉在她后背上,像两枚烧红的铁钉。
她跑回单车旁边,跨上去,用尽全身力气踩脚踏。风从耳边刮过,呼呼的。她的心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眼泪又涌上来了,不知道是恐惧还是释放。她不停地蹬,不停地蹬,直到离那棵老槐树很远很远,才敢回头看一眼。
吴培新还蹲在那里,像一尊黑色的石像。
韦丽芬把车拐进回家的路。夜已经全黑了,路灯稀稀落落的,有些亮,有些不亮。她的影子被投在地上,忽长忽短,像一个变形的人。
她知道,她刚刚做了一件很坏的事。
但她已经停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