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 有时候 多纳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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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特律师的办公室，位于柏林米特区一栋不起眼的四层楼房的第三层。窗户朝北，常年不见直射阳光。门牌上的铜字已经缺了一笔，写着“RA. DONAT”（律师多纳特）的“O”字母中间那一横掉了，看起来像“R.A.DNAT”，就和充满编号的三十年代一样，律师的名字，只会是一个代号。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那是当时拥有拥有世界上素质最高的法律人群体的地方。在那里古老的大陆法系得到延续，法院体系独立，律师可以代理政治案件，法庭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伟大的律师，汉斯·利滕曾在1931年传唤希特勒出庭作证，他对希特勒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交叉质证，利用戈培尔鼓吹暴力的小册子，让希特勒当庭自相矛盾、丑态百出。
你知道你的冲锋队员，正在街头杀人吗？
你宣传的“暴力革命”与你宣扬的的“合法夺权”理论，要如何自洽？
你下令过多少次，暴力行动。
利滕问完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法庭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希特勒的脸色发白，手指在桌面上不停地敲，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动物在数栏杆。原来，那个巧舌如簧的元首，也曾瞠目结舌。
那是1931年5月8日。
多纳特坐在他那张朝北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案卷，边角已经被翻得有些翘起。窗帘拉着，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他有一张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多看两眼的、几乎美得不真实的脸：头发是那种很浅的金色，在无色的天光里几乎泛着光芒；他的颧骨高而窄，鼻梁像少女峰，高挺，嘴唇薄，但轮廓清晰，不笑的时候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他的眼睛是一种青色，像极了仲夏夜之梦里，精灵帕克居住的那片森林，神秘，而又美丽。于是，这使人，在逆光里几乎看不出他瞳孔的边界，让人觉得他好像永远在看着你身后某处的什么东西。像是施密特笔下英俊的俄尔普斯。他英俊，年轻，充满理想与光芒，但那是曾经的他了。或许现在的他，还目光坚定，对于人类的命运深怀同情，但这世间的一切，大抵是无法让他狂喜的。
他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不快，也不慢。但每两步之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停顿，走路的那个人，大概还在想些别的事情。
多纳特没有抬头。他把案卷翻了一页，等着。
敲门声。三下，停顿，两下。
“进来。”
戴维斯先生推开门，侧身挤了进来。他今天没有穿那件浅灰色的英伦西装，而是换了一件深色的旧大衣，适合在中午的柏林街头走动。他的帽子拿在手里，头发被帽子压出了一圈印记。戴维斯的身形比多纳特宽厚一些，眉骨高，下巴厚实，戴着的一副银框眼镜在灰光里反着两小片暗芒。他的黑发里已经夹了不少白丝，比多纳特上次见到他时更密了。以及，左侧额角被烧伤的痕迹。这让多纳特的记忆，莫名的回到了那场大火。
“戴维斯，你来了？”多纳特放下手中的案卷。看着那个绅士。
他的声音并不高，带着一种惯常的、几乎像自言自语的低沉，就同在法庭上陈述意见时用惯了的音量一样，一种克制的，类似于播报员的严肃。
“多纳特先生，好久不见。”戴维斯把帽子放在门边的柜子上，走到办公桌前，拉开那把椅子坐下。椅面发出一声受压的吱呀，像是很久没有被人坐过了。“你知道的，非必要，我也不想来这儿。”
律师笑了，“你这样说的，好像我的律所很欢迎你似得。戴维斯，你还是太爱开玩笑了。”
“我的一位朋友，需要你的辩护。”
“你的，朋友——”律师将音调刻意地拉长，“据我所知，前档案处处长，应该是一个处处为敌的人，你的朋友？我不喜欢，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很多时候，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他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是我的朋友，一个开杂货店太太，我很赞成你对于法律的看法。但这很危险。也很理性。”
“索恩先生，从来不会这么啰嗦。”多纳特起身，他有些不耐烦。
“帮助我，帮助她，也许你能见到那个人。”戴维斯先生笑了，他点燃了刚从口袋里拿起的雪茄，吞云吐雾，多纳特看不清他的脸。
我不喜欢自己，置于危险的处境。
多纳特在心里喃喃道。
“戴维斯。”他说，没有回头，“你知道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吗？”
“因为你是律师？”
“因为我不是。”多纳特转过身来。他那双青色的眼睛在灰白色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浅，像一片被磨薄了的玻璃。“我的执业资格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效力了。我坐在这个地方，只是因为还没有人把我赶走。只要有人想赶，我随时都会消失。甚至抓紧去。只要他们想。”青年有些无奈地笑了。
“但至少不是现在。”
“是。”他走回办公桌后面，但没有坐下。他站着，双手撑在桌沿上，微微俯身，看着戴维斯。“你刚才说——‘帮助我，也许你能见到那个人’。”
“是的。”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多纳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复杂与难以言喻的情感。“律师和法律的关系很微妙，有的人觉得我们是在钻空子的蛀虫，有的人，会让我们成为恶魔的辩护，而有时，我们无法站在正义的那方，这是最为痛苦的事，所以法律成了律师自保的武器。”此刻，多纳特也不确定自己脑海里在想些什么，他不耐烦地又敲了敲桌子，或许是想起了多年前在洪堡大学读书的那段日子，无忧无虑，正如群星闪耀之时一样，律师，成为一位伟大的律师，为自己的国家做正义的辩护。“你说吧，我也许能帮上忙。”青年长叹一口气。
“她被控诉了什么？”
“深夜放摇滚乐，和犹太人在院子里跳舞。”
多纳特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停在桌面上，像是一个人在听到某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事情时，会有的那种短暂的、不需要反应的静止。然而，他不禁想起了自己，那个曾在共和国时期组建的地下乐队，真是荒唐又曼妙的人生不是吗，音乐也是有罪的。
“她的亲戚，是报社楼下开乐器行的。”戴维斯补充道。
“所以她几点跳得？”多纳特实在忍不住笑了，“她丈夫不管她吗？”
“凌晨一点，不知道，或许吧。她丈夫自从三年前去了波兰，就没回来了。”
“那也不能这么放肆啊。真是个大胆的女人。”多纳特又转了转手里的笔，“她真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对了，她是雅利安人吗？”
“这该怎么说呢。”戴维斯先生有些犹豫。
“我知道，你要做的事，都是那么危险。”青年的表情渐渐严肃，“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冒。但你知道的，要加钱。”他敲了敲桌子。
“她来自卢森堡，是个改名换姓的斯拉夫人。嗯。但是深夜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抽风跳舞。她的亲戚开琴行的被抓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救她。”
“你记得，1933年有一个人，从大厦带走了一批文件吗？”戴维斯先生深吸了一口。
多纳特的手指停了一下。“你说的，是哪一批？”
“那一批，”戴维斯说，“从共和国档案处地下室里，被一个人用一只皮箱带走的。那个人说，他会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那是科瓦尔斯基，那个联络员，也是琳达的丈夫。”
多纳特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重重地落下。他想起了那位还在监狱里的同事，但自己远没有他那么勇敢。共产国际的人。他在心里默默念道。
“我们，必须要救她。”
多纳特望着窗外渐暗的天光，突然想到拿破仑。在他还是学生时，他在法学院那个大革命的孩子，是《拿破仑法典》的制定者，是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进法典的人。那是他最喜欢的版本，最渴望的版本。有时，他也会被嘲笑自己像极了司汤达笔下那个对拿破仑狂热的男孩，可是他并不介意。就像他们知道，时代需要一场革命，社会正在进行一次革命，一次战争，一次恢复，而他们律师要做的，就是证明律法。他的心里一直有一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那团火，是一个对炮兵军官的崇敬。不幸的事，即使成为了一名律师，他既无法洗去自己档案的过往，也无法拥有和自己爱人相爱的权利。他的政治理想，被时代残酷的碾碎，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地位，也在这场看不见圣诞节的战争里，风雨飘摇。
或许他早就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到柏林。
只是，他一直不敢正视。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12 有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