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山夜语》浪子文清

1、文字的源头：出走、漂泊、回望、归乡——我的生命与写作同构 以阆山故土

　　1.1 鄂东南阆山、白浪山：地理故土如何变成精神原乡

　　夜色漫过阆山的山脊，窗下灯火静静铺开一纸素白。这里先要说明，阆山即是白浪山。在鄂东南阳新本地，白浪山是这片山峦通用的地理称谓，阆山则是我赋予它的文学之名。多年以来，我所有的落笔、所有的思念、所有关于人间与命运的书写，最终都会悄然回溯到这同一座山——鄂东南群山深处的白浪山，也就是我文字里常说的阆山。它是我肉身生长的故土，是我年少挣脱的牢笼，是我半生漂泊的坐标，更是我所有文学创作唯一的、永恒的精神原乡。很多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根据地，于我而言，这片红壤山野，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早已与我的笔墨、我的人生、我的喜怒哀乐牢牢绑定，再也无法分割。

　　地理意义上的故土，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有边界的。坐落于鄂东南丘陵地带的白浪山（阆山），没有名山大川的壮阔恢弘，没有文人墨客的千古题咏，只是一方再普通不过的山野村落。连绵的低矮山峦层层叠叠，环环相抱，将整片村落温柔围困；赤红的土壤铺满田埂与山坡，是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底色，也是世代乡人赖以生存的根基。春日有漫山的映山红次第绽放，夏日有竹海松涛随风翻涌，秋日稻田翻浪、山野澄明，冬日寒雾锁山、万物静眠。四季轮转的山野风光，不是书本里雕琢的风景，是我童年朝夕相伴、刻入肌理的日常。

　　九十年代的白浪山村，完整保留着传统农耕社会的所有样貌。青瓦土墙的老屋错落分布在山坳之间，土路蜿蜒曲折，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烟火；村口的老井滋养着一方乡民，渡口的流水载着岁岁年年的晨昏；春耕秋收的节律支配着所有人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乡人恪守一生的生存准则。这里的风有泥土的腥甜，雨有山林的清润，烟火有柴薪的质朴，每一寸空气、每一缕光影、每一声山野回响，都是独属于这片土地的专属印记。年少时的我，日日身处其中，见惯了清贫与寻常，只觉群山闭塞、山野荒芜，一心只想挣脱这片群山的围困。那时的我尚且不知，这片我急于逃离的平凡山野，早已悄悄为我的文字埋下了最深的根。

　　年少的执念，是向外奔赴；成年的归途，是向内扎根。少年时代，我眼中的阆山（白浪山），是束缚与局限的代名词。群山围合的地貌，锁住了视线，也锁住了山村少年的出路。闭塞的交通、匮乏的资源、单一的生存方式，还有乡土社会无形的人情桎梏、世俗规训，让心怀不甘的我愈发渴望远方。那时的懵懂初心简单而执拗：走出大山，告别清贫，挣脱故土赋予的自卑与局促，去山外的广阔人间，寻找不一样的人生。于是，我带着山野赋予的质朴与倔强，带着一腔不甘平庸的热血，毅然转身出山，开启了数十年南北辗转、四海漂泊的谋生之路。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踏过城市的柏油马路，看过都市的霓虹璀璨，混迹于人海市井，亲历过底层谋生的万般艰辛。我走过无数山川湖海，见过无数繁华盛景，可无论身在何方，心底最深处的牵挂与归宿，永远是这座阆山，也就是白浪山。城市的风景再热闹，终究是异乡的浮华；人海的烟火再喧嚣，终究是旁人的人间。我渐渐明白，地理的故土可以逃离，但精神的故土永远无法割舍。肉身可以远行万里，灵魂永远扎根在白浪山的红壤之中。

　　从急于逃离，到频频回望，再到以笔墨归乡，是我半生人生最清晰的轨迹，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完整蜕变之路。年少出走，是为了突破命运的桎梏，是□□对自由与希望的奔赴；中年回望，是为了安放漂泊的灵魂，是精神对根源与初心的回溯。多年漂泊的风尘阅历，让我跳出了乡土的局限，得以用旁观者、审视者、记录者的三重视角，重新打量生我养我的这座山。

　　年少身居山中，只见山野清贫、世事狭隘；半生身在山外，方懂山村厚重、人间不易。当我在异乡的深夜里伏案落笔，所有的创作素材、所有的情感共鸣、所有的人生感悟，都自然而然涌向阆山，也就是白浪山。我写老屋炊烟，写田埂农事，写乡邻烟火，写山野风月，写城乡迁徙的无奈，写底层凡人的宿命，写青春错过的遗憾，写半生漂泊的乡愁，所有文字的内核，皆源于这片土地的滋养。

　　阆山与白浪山，本是一山两名。白浪山，是土地册上、乡人口中实实在在的名字；阆山，则是我为它赋予的文学称谓，是我在深夜写作、独自与故土对话之时，心底默念的名字。这座山，于我而言，完成了从地理故土到精神原乡的彻底转化。地理的土地，是养育肉身的一方山水；精神的原乡，是安放灵魂、支撑创作的永恒根基。这片土地赋予我的，不仅是童年的记忆、乡土的阅历，更是独属于我的文学底色与创作风骨。我的文字里所有的质朴、克制、温柔与悲悯，所有的遗憾美学与现实温度，所有对普通人命运的体察与共情，都源自九十年代白浪山的乡土烟火，源自山野农人坚韧隐忍的生命姿态。

　　很多创作者的文字是刻意雕琢、凭空想象、套路堆砌，而我的所有笔墨，皆是故土馈赠、岁月沉淀、人生亲历。我笔下的老屋、渡口、稻田、山路、炊烟，不是虚构的意象，是白浪山（阆山）真实可溯的故土风物；我笔下的自卑、不甘、漂泊、遗憾、和解，不是刻意的情绪渲染，是一代人乡土青年真实的人生心境；我笔下的乡邻众生、凡人悲欢，不是脸谱化的人设，是鄂东南乡土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随着年岁渐长、时代变迁，乡村空心化、老屋凋零、故人远去、民俗消逝，阆山（白浪山）正在悄然褪去旧日的模样。无数和我一样的乡土青年，纷纷出山谋生、落地异乡，故土慢慢沦为回不去的故乡。也正是这份渐行渐远的离别与凋零，让我愈发笃定了自己的写作初心。我的书写，从来不是单纯的怀旧抒情，而是以笔墨为载体，定格正在消逝的乡土时代，留存一代人的山野记忆、漂泊宿命与精神轨迹。

　　阆山的夜色岁岁依旧，白浪山的红壤岁岁如初，只是人事早已更迭。半生漂泊，半生回望，我终于懂得：所谓写作的源头，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与精巧的技法，而是厚重的土地、真实的人生、深刻的共情。我的所有文字，都是对这座山的致敬，对岁月的回望，对人生的复盘。

　　这座鄂东南的山野，困住过我的年少，成全了我的半生。它让我看清清贫，也让我懂得坚韧；它让我经历离别，也让我学会悲悯；它让我半生漂泊，也让我拥有永恒的精神归处。从山野少年执笔初醒，到半生风尘笔墨安身，白浪山（阆山），始终是我文学世界的起点与终点，是我一生落笔不尽、回望不止的精神原乡。所有山河奔赴，所有笔墨深耕，最终，皆是归乡。

　　1.2 半生异地谋生：游子视角，是天然的乡土观察窗口

　　人总是身在其中时看不清周遭，唯有拉开一段距离，才能够反观故土的全貌。我自阆山（白浪山）走出之后，数十载辗转南北，辗转于异乡的市井烟火之间，做过谋生的营生，见识过城市的繁华，也体会过底层漂泊的辛酸。这份远离故土的漂泊经历，没有让我彻底告别山野，反而赋予我一种特殊的身份——游子。于乡土写作而言，游子的视角，是一份得天独厚的观察窗口。

　　长久居于乡土之中的人，往往会被周遭的日常所包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人情、山野风物，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熟悉会消解感知，日日相见的老屋、田埂、山路，在本土人的眼里，只是生存的背景，很难从中读出时代的重量与命运的底色。身处山中，看见的多是眼前的柴米油盐，看得见乡人劳作的苦累，却很难跳脱出生活本身，去看见这一片土地背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轨迹。很多土生土长的写作者，困在当下的生活里，容易陷入两种状态：要么沉溺于眼前的烟火，写出来的文字细碎琐碎，缺少时代的纵深；要么被乡土的恩怨纠葛牵绊，带着主观的好恶，难以做到平视众生。

　　而游子不一样。我们是故土的孩子，根脉仍系于阆山的红壤，但肉身已经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既没有完全脱离故土的记忆，又拥有了外部世界作为参照系。一边是山野旧岁，一边是都市新境，两种生活摆在眼前，相互对照，便生出不一样的审视。我在异乡奔波的岁月里，无数次在喧嚣的人海里，忽然想起阆山的黄昏。城市高楼林立，车流不息，灯火彻夜不熄，可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山间暮色缓缓落下，炊烟袅袅升起，田埂上归家的农人，脚步声踏碎山间的寂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不断在内心碰撞，正是这种碰撞，让我重新读懂了故乡。

　　漂泊的日子，并不全是浪漫的远方。我经历过谋生的窘迫，体会过异乡人的孤独，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也见识过城市里人情冷暖。在异乡打拼，我常常会想起年少时在阆山的日子。山里面日子清贫，物质匮乏，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质朴厚重；城市物质丰裕，机会众多，却又处处充满疏离。这种对比，让我不再简单地把故乡定义为闭塞落后，也不会盲目吹捧都市的光鲜。我慢慢懂得，乡土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山高路远的地理阻隔，更是时代浪潮之下，无数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

　　身在异乡，我才真正读懂故乡人的挣扎。年少居于阆山，我看见乡邻们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只看见他们的劳苦，却不懂这份劳苦背后的无奈。当我自己在外奔波，体会到为生计四处奔走的艰难，才能够共情故土父辈的处境。他们困在群山之间，守着几亩薄田，一辈子被土地捆绑，想要挣脱命运，却缺少出路。我看见他们的隐忍，看见他们的不甘，看见他们在清贫之中依旧保有善良，也看见他们被世俗规训裹挟之下的妥协。这份共情，不是站在高处的怜悯，而是同为漂泊者的互相理解。

　　游子的视角，是三重目光的叠加：记忆的目光、现实的目光、对照的目光。

　　第一重，是记忆的目光。距离产生回望，远离故土之后，过往的岁月不会随着时间消散，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之中愈发清晰。年少时很多不在意的细节，那些被我忽略的片段，在异乡的深夜，会一点点浮现在眼前。老屋墙角的裂缝，老井边上磨得光滑的石阶，农忙时节晒在晒场上的稻谷，乡邻闲谈时的方言话语，甚至是山间雨后泥土独有的气息。这些细碎的片段，在当年不过是寻常日常，漂泊之后，却全部化为珍贵的写作素材。记忆不会完全复刻现实，它会经过内心的筛选，把那些触动灵魂的片段留存下来。我不是机械地复刻往事，而是带着半生阅历，重新去解读年少的所见所闻。

　　第二重，是现实的目光。漂泊在外，我时时刻刻都在接触时代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之间的壁垒慢慢松动，大量乡村青年走出大山，奔赴城市寻找生路。我身边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人，都是从南方群山之中走出来的游子。我们共同经历着时代的变迁，见证乡村慢慢空心化，老屋日渐破败，旧有的民俗慢慢消失。我亲眼看见无数同乡的命运走向：有人在城市扎根立足，再也难回故土；有人在外受尽磨难，最终归于山野；有人半生辗转，一生都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摇摆。我目睹的这一切现实，反过来映照阆山的过往。我不再仅仅书写阆山一地的故事，而是透过一座山村，看见整个时代下乡土青年的集体命运。

　　第三重，是对照的目光。以城市为参照，反观乡土。我见过城市的繁华与冷漠，也见过乡土的淳朴与桎梏。我不会一味美化乡土，把山村描摹成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不会一味批判乡土，把山野写成愚昧落后的牢笼。城市有城市的机遇，也有城市的残酷；乡土有乡土的温情，也有乡土的局限。正是因为见过两种世界，我才能够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去书写乡土复杂多面的真实模样。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写乡土文学，必须长期扎根乡村，日夜守在故土，才能够写出真正的乡土。但我始终以为，扎根，并不等于肉身必须固守原地。精神的扎根，远比肉身的留守更加重要。有一些写作者，常年生活在乡村，却习惯用旁观者的猎奇眼光打量乡土，把乡村当成猎奇的素材，把乡民当成故事里的道具。而我虽然肉身漂泊在外，我的精神始终扎根阆山。我不曾脱离故土的精神血脉，那些记忆、情感、生命体验，始终陪伴着我的写作。

　　当然，游子视角也自带局限。远离故土，意味着我无法时时刻刻亲历故乡当下的变迁。我所书写的，一部分是记忆里的旧阆山，一部分是我断断续续回乡所见的现实。我不能够完全代替故土上留守的人发声，我也清楚，我的视角，终究带着漂泊者的距离。这份距离，既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边界。所以我的写作，从来不追求做乡土社会的全盘裁判，我只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记录我所亲历、我所感知的人间。

　　漂泊岁月里，我常常会在异乡的夜里，反复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开了故乡，反而更加懂得故乡？

　　答案就在于，距离让人获得了清醒。人困在生活之中，很容易被日常的琐碎裹挟，被身边的人情纠葛牵绊，很难抽离出来审视周遭。只有当你走出那片群山，站在山外，才能看清群山的轮廓。我在异乡的烟火人间里浮沉，尝遍世间冷暖，这一份人生阅历，反过来滋养我对故土的理解。年少时，我看见阆山，只看见它的闭塞与困顿；漂泊半生之后，我再回望阆山，看见的是土地之上一代又一代人的挣扎、坚守、期盼与遗憾。

　　游子的身份，也让我能够理解“乡愁”的真正含义。乡愁不只是简单的思念家乡，它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里面有怀念，有眷恋，也有遗憾，有不甘。我们怀念故土的烟火，却又不愿重回旧日的困境；我们眷恋故乡的亲人，却又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这种矛盾的心境，是千千万万乡土漂泊者共有的精神处境。这份切身的体会，也成为我诗歌、散文、小说当中源源不断的情感内核。我笔下的人物，很多都带有游子的影子，他们出走、漂泊、回望，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来回拉扯，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生命写照。

　　我见过不少写乡土的作者，把乡愁写得轻飘飘，仅仅停留在怀念山水风物，怀念旧时光。但我所理解的乡愁，不只是对风景的眷恋，更是对一代人命运的共情。乡愁背后，是城乡迁徙带来的精神撕裂，是无数人背井离乡的无奈，是故土渐渐逝去的感伤。而这份体会，恰恰只有漂泊的游子，才能够深刻感知。

　　半生异地谋生，我走过无数地方，见过无数山河，可每一次提笔，文字的落点终究还是回到阆山。漂泊给了我开阔的眼界，让我看见广阔世间的百态；但也让我更加明白，我的文学根基，始终在鄂东南这片红壤山野。

　　游子视角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而是一种带着距离的凝望。我站在山外，回望群山，我不做审判者，不做美化者，我只是把我看见的、感受到的，如实落笔。正是这份漂泊带来的独特观察窗口，让我得以跳出乡土内部的局限，既守住故土的血肉记忆，又拥有时代的宏大参照，去书写属于阆山，也属于整个时代的乡土人间。

　　1.3 记忆打捞：为什么我的写作，本质是“抢救正在消失的乡土”

　　夜色沉沉，阆山的山风穿过窗棂，拂过摊开的稿纸。在无数个伏案的深夜，我常常会生出一种沉重的感受：我提笔写作，不只是抒发个人的悲欢，更是一场对乡土记忆的打捞。时代滚滚向前，城乡格局剧烈变动，曾经熟稔的山野村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旧貌。老屋倾颓，旧俗消散，老一辈乡人陆续老去，许多鲜活的生活细节、人情故事，若是不被文字记录下来，便会随着岁月一同湮灭。于我而言，写作的一重使命，便是抢救正在消失的乡土，把那些即将被时间抹去的人和事，妥帖安放在笔墨之间。

　　很多人以为乡土写作，只是写乡愁，写怀念，写田园的风物诗意。可在我看来，乡愁只是表层情绪，记忆打捞才是内核。记忆不是静止的旧照片，它是流动、磨损、不断被时间改写的。人的记忆本身就具备选择性，岁月流逝，年少时的细节会慢慢模糊，很多细碎的场景、方言的腔调、劳作的仪式，会在一代人老去之后，彻底失去传承的载体。当乡村的人口大量向外迁徙，故土变成了故乡，不再是日日栖居的家园，那些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便开始慢慢瓦解。

　　我生长于九十年代的白浪山，那是农耕文明还尚且完整留存的时代。彼时的村落，依旧遵循着千百年来的农耕节律。春耕要选吉日，秋收要祭祀酬谢土地；逢年过节有固定的民俗仪式，红白喜事有代代相传的礼数；乡邻之间守望相助，谁家遇上难处，全村人都会搭把手。田间地头的劳作，山间的往来，邻里的闲谈，构成了乡土生活完整的肌理。可这一切，都在城镇化浪潮之下发生巨变。

　　一代代的年轻人离开阆山，奔赴城市谋生。留在山里的，大多是老人与孩童。青壮年的出走，直接改变了乡村的生态。曾经人声鼎沸的山坳，渐渐变得冷清。昔日户户炊烟的老屋，不少已经空置，土墙剥落，瓦檐漏雨，院落长满荒草。那些代代相传的农事经验，没有人再去继承；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采茶戏的唱段、地方独有的俗语，随着老一辈的离世，慢慢失传。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场景：回到故土，走在熟悉的山路上，许多旧时的痕迹已经不见。曾经日日取水的老井，被新式自来水取代，井台落满杂草；儿时嬉戏的田埂，有的已经荒芜，有的被改造成新的林地；旧时邻里相聚的晒谷场，再也没有晒满稻谷的光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站在这片土地上，我内心常常涌起一种紧迫感。很多东西，不会等待我们慢慢回味，它正在无声地消逝。如果没有文字做留存，再过数十年，后人想要了解这片山野曾经的生活样貌，便只能依靠零碎的传说，再也触摸不到真实的人间烟火。

　　这便是我所说的“抢救乡土”。它不是要刻意渲染怀旧的伤感，也不是要抗拒时代发展，更不是幻想退回过去的农耕岁月。时代向前是必然的大势，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现实，我并不反对变迁。我所做的抢救，是在时代更迭的缝隙之中，留住历史的切片。把一个时代里，鄂东南乡村真实的生存样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

　　记忆打捞，不等于简单的复述往事。倘若只是平铺直叙罗列旧事，那只是流水账，算不上文学。打捞记忆，是需要筛选、甄别、重构的工作。人的记忆本身会出现偏差，时间会美化苦难，也会淡化温情。年少时的所见所闻，时隔数十年再回望，会带上中年人的视角与滤镜。我必须时时警醒自己，不能把记忆加工成理想化的乌托邦，也不能把过往全部简化成苦难。

　　记忆打捞有两层面向：一层是物质层面的乡土记忆，也就是风物、器物、民俗、劳作。比如农具的模样，舂米、采茶、晒谷的流程，山间的时令风物，节庆的习俗。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是乡土的物质外壳。另一层是精神层面的记忆，是乡人的心境，是底层普通人的悲欢，是乡土社会独有的人情逻辑，是身处闭塞山野之中，人们的渴望、挣扎、隐忍与期盼。

　　物质记忆容易被看见，可精神记忆更加珍贵，也更容易消散。很多时候，器物可以留存，可藏在器物背后人的心境，却很难传递。一把旧锄头，它的模样可以被描摹，可握着锄头的农人，日复一日劳作里的疲惫、对家庭的期许、对命运的无奈，这些内在的情绪，唯有依靠文字才能保存。我笔下的老屋、渡口、稻田，不只是单纯的景物。我写老屋，不只是写土墙瓦顶，更是写老屋里面几代人的烟火悲欢；我写渡口，不只是写流水行舟，更是写渡口边无数次离别与期盼。

　　我写《山那边的守望》，写《渡口沉舟》，写诸多乡土篇章，本质上都是记忆打捞的实践。我把阆山一代普通人的命运，放置在城乡迁徙的大背景之下。书中的人物，有原型，却又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某一个人。我打捞那些散落的生活碎片，把无数乡邻身上的经历，揉进文学人物的生命之中。我不去编造离奇的传奇故事，而是还原普通人真实的生存处境：大山困住少年的出路，外出谋生的颠沛，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故土回不去的怅惘。这些，都是那一代乡土青年共同的精神印记。

　　当然，记忆打捞，也有它天然的局限。我不可能把所有往事全部写尽。人的记忆容量有限，很多细节已经模糊，有些往事，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也必须选择封存。我不能做到百分百复刻过去的全部真相，文学的记忆，是经过文学转化的记忆，不是档案史料。但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真实。即便个别细节经过艺术加工，人物是虚构的，可人物背后的心境、时代的氛围，必须忠于真实的乡土经验。

　　有读者会问：时代已经往前走了，过去的乡土已经消亡，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笔墨去打捞逝去的岁月？

　　在我看来，乡土记忆，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过往，它是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千千万万从乡村走出的人，都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他们从山野走向城市，肉身定居异乡，灵魂却始终与故土牵绊。我打捞阆山的记忆，其实也是在打捞无数漂泊者共同的精神故土。我的文字，不只是写给故乡，也是写给所有背井离乡的游子。当读者读到那些熟悉的山野、老屋、离别，会从中照见自己的人生。这便是记忆打捞的共情力量。

　　抢救消失的乡土，也并非是要固守旧时代，抗拒改变。我并不否定城市文明带来的进步，也明白乡村的变迁是历史必然。我所惋惜的，不是物质条件的更新，而是那些珍贵的人文内核的流失。乡土社会里那份朴素的善意，人与人之间质朴的联结，面对苦难的坚韧，这些珍贵的精神品质，不该随着乡村样貌的改变而彻底消失。

　　很多写乡土的作者，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把旧乡村美化成世外桃源，回避乡土之中的贫瘠、矛盾与苦难；另一种则一味放大苦难，把乡村书写成只有压迫与痛苦的牢笼。这两种写法，都背离了记忆打捞的本心。真正的打捞，是直面完整的乡土：它有温暖的人情，也有现实的窘迫；有淳朴的善意，也有世俗的桎梏；有岁月的温情，也有无可奈何的遗憾。它不是完美的天堂，也不是全然的地狱，它就是活生生的人间。

　　我常常在深夜回想，倘若没有落笔，很多故事将会彻底消散。那些在大山里挣扎过、爱过、遗憾过的普通人，他们的一生，或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世间绝大多数平凡人，不会被史书记载，不会被大众铭记。而文学，就成为了他们留存于世的另一种方式。我打捞记忆，也是在为这些无名的普通人，留下一份文字的墓志铭。

　　阆山的风依旧在吹，山间的红壤依旧在。可人事流转，旧的生活正在远去。我手握笔墨，便如同握着一张打捞的网。在岁月的洪流之中，捞起那些即将沉没的片段：一声乡音，一段往事，一次离别，一场守望。

　　我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博取声名，也不是为了构建虚幻的田园梦境。它是一场漫长的打捞，打捞正在消逝的乡土，打捞一代人的漂泊记忆，打捞那些平凡生命不曾被看见的悲欢。把那些即将被时间吞没的人和事，安放于书页之间，让它们可以越过岁月，被后来的人读到、看见、懂得。

　　这便是我写作最深沉的初衷之一。山河可以变迁，风物可以凋零，但只要文字尚存，那些属于阆山，属于鄂东南山野的记忆，便不会彻底归于虚无。

　　1.4 作家的身份自觉：不做居高临下的审视者，只做故土的记录者

　　阆山的夜色漫过窗棂，灯下摊开的稿纸之上，我常常会停下来自问：我究竟是以何种身份，来书写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在当下的乡土写作环境之中，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姿态：写作者站在外部的高地，以旁观者的眼光俯瞰乡村。或是带着猎奇的目光，捕捉乡土里的苦难、愚昧与落后，把山野当成供人观赏的苦难标本；或是带着理想化的滤镜，把乡村塑造成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刻意抹平现实里的粗粝、困顿与矛盾。两种书写，看似方向截然相反，内核却有着共通之处：写作者始终置身于乡土之外，把故乡当作一个观察对象，而非生命的一部分。

　　我始终警醒自己，要避开这样的写作姿态。我不是外来的采风者，不是隔岸观火的评论家，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我是从阆山（白浪山）红壤里生长出来的人，我的血脉、我的少年记忆、我半生的悲欢，都与这片山野紧紧缠绕。我书写乡土，不是为了评判乡土，不是为了指点乡人的生活，更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处去剖析这片土地的得失。我的身份，首先是故土的亲历者，其次才是记录者。

　　很多人会误以为，写乡土，就必须拥有批判的立场。仿佛只有撕开乡村的伤疤，揭露底层的困顿，才算有深度、有思想。可批判不等于冷眼旁观，更不等于把乡邻当成被解剖的样本。倘若写作者脱离真实的生活体验，仅仅凭借二手见闻、网络见闻，就去论断一个村落、一群普通人的命运，这样的文字，纵然言辞锋利，也终究缺少温度。

　　我见过不少文字，把山野农人写得麻木愚昧，把乡村的人情世故写得处处是算计与狭隘。可现实里的阆山（白浪山），乡人身上有局限，有世俗的执念，有生存带来的狭隘，却也藏着朴素的善良、隐忍的坚韧，还有在苦难之中依旧保有烟火温情的底色。他们会为生计奔波愁苦，会囿于时代与眼界做出局限的选择，会有普通人的私心与软弱，但他们不是供作者批判的符号。

　　我写作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用城市的价值标尺，去丈量大山里的人生。不能拿都市的文明标准，去审判故土上一代代人的生存方式。山里人的选择，受制于土地、时代、交通、眼界，是环境裹挟之下的结果，并非人性的原罪。我可以写出他们的困顿与无奈，但我不能带着优越感去俯视他们的人生。

　　同样，我也拒绝另一种极端：把乡土美化成乌托邦。

　　不少乡土文字，刻意回避贫穷、离别、空心化，只描摹青山绿水、炊烟袅袅，把乡村写成一处可以逃避现实的精神桃花源。可阆山（白浪山）的岁月，从来不是只有诗情画意。这里有贫瘠土地带来的生存重压，有青壮年外出之后留下的空寂老屋，有生老病死的离别，有现实生活里一地琐碎的苦楚。倘若只截取美好的片段，刻意遮蔽苦难与失落，那便是对故土的失真美化。这种文字，看似温情，实则是一种虚假的浪漫，它没有尊重土地真实的模样。

　　不居高临下批判，也不粉饰美化，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写作底线。我选择做一名平视的记录者。平视，意味着放下身份的优越感，放下预设的评判，沉进真实的人间烟火里面。我不去定义乡人是好是坏，不去评判他们的选择对或者错，我只如实呈现他们的处境，呈现他们的欢喜、挣扎、无奈与坚守。

　　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来自于阆山（白浪山）的真实生活原型。那些乡邻，那些父辈，那些和我一样走出大山的同辈，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善良，也有私心；有不甘，也有妥协。我不会把他们塑造成完美的圣人，也不会把他们写成面目可憎的反面角色。我要写的，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是被时代、土地、阶层一同推着向前，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作为记录者，我的责任，是把这些人的生命轨迹留存下来，而不是去替他们下结论。

　　这一种记录，并非简单的流水账纪实。记录不等于照搬生活，不是把耳闻目睹的琐事原封不动堆砌在纸上。记录是经过内心过滤、文学转化之后的留存。我需要打捞记忆，筛选素材，用文学的笔法，把散落在岁月里的碎片，编织成可以被阅读的文本。但这份转化，不能背离现实的底色。不能为了戏剧冲突，强行制造矛盾；不能为了烘托主题，刻意放大苦难；也不能为了抒情，强行编造圆满。

　　我常常回想少年时代在阆山的日子。那时我身处群山之中，尚且不能完全看懂周遭的人间。我看见父辈面朝黄土的辛劳，看见乡邻之间的人情纠葛，看见贫穷带来的种种窘迫，却无法读懂背后的时代缘由。等到我离开故土，在世间辗转漂泊，历经世事之后，再回头回望故乡，我才慢慢读懂那些旧时光。

　　距离，赋予我回望的眼光，却不应该赋予我审判的权力。

　　漂泊在外的岁月，让我拥有了跳出山村的视野，能够站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审视阆山（白浪山）的变迁。我可以看见城乡之间巨大的鸿沟，可以看见时代浪潮对一座山村的冲刷，看见一代乡土青年被迫出走的宿命。但这份开阔的视野，不能变成俯视故土的资本。我可以剖析时代的困境，但不能去苛责身处困境之中的普通人。

　　记录者的身份，也意味着要承担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写下的，不只是我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随着岁月流逝，老屋坍塌，故人老去，旧的民俗慢慢消散，很多发生在阆山的故事，正在一点点被时光抹去。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人事写下来，再过许多年，这些鲜活的人间，就会彻底消散在岁月长河里。

　　所以我的写作，有一份抢救的意味。我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唏嘘，不是为了赚取流量与共鸣，而是以笔墨，留住那些即将消逝的片段。我记录山间的老屋，记录渡口的流水，记录农人的劳作，记录离别与相逢，记录那些平凡人不为人知的悲欢。我把他们的人生，安放在文字之中，让他们在纸页之上，得以长久留存。

　　但记录，并不代表全盘复刻。记忆本身就带有选择性，人的回忆会随着时光发生偏移。我作为写作者，必须清醒区分：哪些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哪些是我主观的感受，哪些是经过文学加工的虚构。我不能把个人的臆想，伪装成故土的真实面貌。

　　在书写的过程里，我也时时警惕自我的偏见。人很难完全摆脱自身的立场，我同样也会带有个人的情感倾向。我怀念故土，眷恋故土，这份眷恋会影响我的文字。我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对故土的温情，可温情不等于无原则的袒护。我依旧要看见故土存在的局限，看见乡土社会之中的种种弊病，不因为情感偏爱，就刻意回避现实的缺憾。

　　不做居高临下的审视者，不做粉饰现实的歌颂者，只做故土忠实的记录者。这个定位，贯穿我所有的创作。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长篇小说，底层的立场始终不变。

　　在诗歌之中，我写阆山的土地，写漂泊的乡愁，我不去歌颂乡土的完美，也不去控诉乡土的贫瘠，只是抒发土地赋予我的生命感受。在散文之中，我写老屋、农具、旧人旧事，如实写下岁月带来的凋零与遗憾，把风物与人事原样托出。在小说创作里，无论是《渡口沉舟》，还是《山那边的守望》，我塑造的一众人物，皆是来自乡土的普通人。我不去给人物强行安排善恶标签，我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身不由己，写时代洪流之下个体的宿命。

　　很多读者读完我的作品，会感受到一种克制的悲悯。这份悲悯，并不是来自于我站在高处怜悯众生，而是源于我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我懂得他们的苦，理解他们的无奈，因为我也曾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员。悲悯，是共情，不是施舍。

　　回望这么多年的写作历程，我无数次在灯下自我叩问：倘若我没有离开阆山，一直留在群山之间，我还能不能写出这些文字？

　　答案或许是不能。困在故土之中，往往只能看见眼前的烟火，很难拥有回望的距离。可如果仅仅只有距离，没有心底的归属，那写作就会沦为一种旁观。距离提供视角，而血脉与记忆，提供温度。出走给予我审视的眼光，而归乡的执念，守住我记录者的本心。

　　世间写乡土的人有很多，有人带着批判的锋芒，有人怀揣浪漫的幻想。而我选择的道路，是沉下心来，平视这片土地。我不充当导师，不去指点众生，不做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我只是一个从阆山走出去的游子，以笔墨为舟，回到故土，把那些散落于岁月之中的人事，安静地记录下来。

　　阆山的灯火依旧，山风年年吹过红壤。那些在山野之间度过的岁月，那些一代代普通人的命运，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轻易抹去。我的笔，便是为他们留存一份文字的印记。这便是我作为写作者，对故土最朴素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