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止于4200》川屿胡

18、西行 从武汉

　　从武汉出发后，沈屿一路向西。
　　他没有走高速，专挑国道和省道。摩托车在公路上匀速行驶，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路边的风景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帧一帧地后退。三月的湖北，油菜花已经开了，金黄色的花田从路边一直铺到天边，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花香。
　　他每天骑三百公里左右，不多不少。身体好的时候多骑一点，胃疼的时候就少骑一点，找个路边的镇子住下。他不住酒店，住那种几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或者在路边搭帐篷。他带了帐篷和睡袋，天气好的时候就睡在外面，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路上的日子很简单。早上醒来，收拾帐篷，发动摩托车，上路。中午在路边的小馆子吃一碗面或者一份炒饭，晚上在镇子上找一家小旅馆，洗个热水澡，躺在床上看一会儿地图，规划第二天的路线。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候就看纸质地图，一张中国地图被他折了又折，折痕处已经快要磨破了。
　　他遇到过很多人。
　　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上，他遇到了一个同样骑摩托车旅行的中年人。那人骑一辆老旧的125，车后座绑着一个巨大的行李包，包上插着一面小国旗。两个人在路边的小饭馆拼桌，聊了起来。中年人说他已经骑了三个月了，从东北出发，一路向南，没有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他问沈屿要去哪里，沈屿说去新疆。中年人看了看他的脸色，说你身体行不行，新藏线海拔高得很。沈屿笑了笑，说没事，慢慢走。
　　中年人没有多问。在路上的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问来处，不问去处，不问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他们只是在某个路口相遇，一起吃一顿饭，喝一瓶啤酒，然后各自上路，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
　　在陕西的一个村庄里，他的摩托车爆胎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推着车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一户人家。一个老大爷收留了他，给他倒了热水，还让儿子帮他补胎。老大爷的老伴给他煮了一碗手擀面，卧了两个鸡蛋，撒了一把葱花。沈屿蹲在门槛上吃面，面条筋道，汤汁鲜美，他吃得眼眶发热。他要给老大爷钱，老大爷不收，说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沈屿把自己带的一包茶叶留给了他们，然后骑上修好的摩托车，继续上路。
　　在甘肃的戈壁滩上，他遇到了一场沙尘暴。天地之间一片昏黄，狂风卷着沙石打在头盔上噼啪作响，能见度不到三米。他把摩托车停在路边一个背风的土坡后面，裹紧骑行服，缩在那里等沙尘暴过去。风很大，吹得摩托车摇摇欲坠，他用身体顶住车，沙子从衣领和袖口灌进去，磨得皮肤生疼。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路上——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沙尘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风停之后，他从土坡后面钻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沙子，看了看天空。夕阳正在落下，把戈壁染成一片血红色，美得惊心动魄。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发动摩托车，继续向前。
　　在陕西的一个小县城，他住了一晚二十块钱的旅馆。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台老旧的电视机，被子上有一股霉味。但他太累了，倒头就睡。半夜被胃疼疼醒，他蜷缩在床上，冷汗浸湿了床单。他摸出止痛药，就着自来水吞下去，等了半个多小时，疼痛才慢慢缓解。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想，如果就这样死在路上，好像也不错。至少是死在路上，死在自由里，而不是医院的病床上。
　　在甘肃，他去了张掖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在夕阳下像燃烧的火焰，一层一层地铺展到天边，壮阔得让人说不出话来。他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了很久的日落。太阳沉下去的那一刻，整个丹霞都变成了暗红色，像凝固的血。他想起自己做的漆器，也是这种暗红色，温润、内敛、深沉。他突然觉得，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匠人，用亿万年的时间，雕琢出这样的作品。
　　在敦煌，他在鸣沙山骑了骆驼。驼队在沙丘上缓缓行走，驼铃声叮叮当当地响，风卷起细沙打在脸上。他坐在骆驼背上，看着远处的月牙泉，像一弯新月落在金色的沙海里。那天晚上他在沙漠里搭了帐篷，躺在睡袋里看星星。沙漠的星空比青海湖的还要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河流，从天际的这一头流到那一头。他拿出手机，想拍下来，但手机拍不出那种震撼。他放下手机，就那样躺着，看了一整夜的星星。
　　进入青海之后，风景变了。
　　树越来越少，草越来越矮，天越来越近。公路笔直地延伸到天际线，两边是无边无际的荒原，远处是连绵的雪山。海拔在一点一点地升高，他的头开始疼，胃开始疼，呼吸开始困难。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在青海湖边住了一晚。帐篷搭在湖边的草地上，夜里很冷，零下好几度，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缩在睡袋里还是冻得发抖。但他看到了这辈子看过的最美的星空。
　　青海湖的夜空低得像是伸手就能摘到星星。银河横贯天际，密密麻麻的星星把天空挤得满满当当，亮得刺眼。他躺在帐篷外面，仰着头看星星，看了很久很久。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星空，在南方的小城里，夜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只能看到最亮的几颗星。但在这里，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青海湖边，整个宇宙都在他的头顶。
　　他想起贺川。贺川喜欢拍照，贺川说过要拍纳木错的星空。如果贺川在这里，一定会拿出相机，拍很多很多照片。但贺川不在，只有他一个人。他拿出手机，对着星空拍了一张。手机拍不出星空的美，照片上只有一片漆黑和几颗模糊的光点。但他还是把照片存了下来。
　　他在青海湖边坐了一整夜，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太阳从湖的另一边升起来，金色的光洒在湖面上，湖水从深蓝变成浅蓝，又从浅蓝变成金色。他看着日出，心里很平静。
　　他想，如果能死在这里，好像也不错。
　　但他还要继续走。他要去西藏，去珠峰，去新疆。他要替贺川走完这条路。
　　青藏线比他想象的更难走。
　　从格尔木到那曲，一千多公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他翻过了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每一座达坂都像是一道鬼门关。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痛欲裂，恶心呕吐，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癌症在恶化，胃疼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骑在车上，疼得他直不起腰，只能停下来，蹲在路边，等疼痛过去。
　　但他看到了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一群藏羚羊从公路上穿过，它们有着优美的身形和修长的腿，奔跑起来像是在飞。他停下车，看着它们消失在荒原深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他看到了磕长头的朝圣者。在那曲到当雄的路上，一个藏族老人带着一个小女孩，一步一磕地向着拉萨的方向前进。他们的身上沾满了尘土，额头磕出了厚厚的茧子，但眼神无比虔诚。沈屿停下车，把自己带的干粮和水分给他们。老人不会说汉语，只是双手合十，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小女孩接过面包，冲他笑了笑，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他看着他们继续磕长头的背影，看着他们在公路上一步一伏的身影，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用身体丈量一千多公里的路。但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
　　他的路，在前方。
　　到拉萨那天，他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阳光很好，布达拉宫在蓝天下闪着耀眼的光。广场上人来人往，有拍照的游客，有转经的藏民，有磕长头的信徒。他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切，心里很平静。
　　他给贺川写了一条消息，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只写了三个字："我到了。"
　　他没有发出去。他把消息存进了草稿箱，然后关掉手机。
　　他在拉萨待了三天，去了大昭寺、八廓街、色拉寺。他跟着转经的人群绕着大昭寺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那些虔诚的信徒，看着那些被酥油灯熏黑的墙壁，看着那些在阳光下飞舞的经幡。他不信佛，但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信仰的意义。
　　信仰不是求神拜佛，不是祈求保佑。信仰是一种力量，一种让你在最绝望的时候还能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他的信仰是什么？是摇滚乐，是摩托车，是路上的风景，是贺川。
　　是贺川。
　　哪怕贺川不在身边，哪怕贺川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哪怕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贺川依然是他的信仰。是贺川让他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想活下去，是贺川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完成梦想，是贺川让他相信，哪怕只有短短几年，真正的爱情也值得用一生去铭记。
　　他在拉萨的最后一晚，去了一家酒吧。酒吧里有一支本地的乐队在演出，唱的是藏语歌，他听不懂歌词，但旋律很好听，苍凉而辽阔，像青藏高原的风。他点了一瓶啤酒，坐在角落里，听了一整晚。
　　乐队最后唱了一首中文歌，是许巍的《蓝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他跟着合唱，声音沙哑，眼泪混着啤酒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第二天一早，他发动摩托车，离开了拉萨。
　　下一站，珠峰。
　　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珠峰大本营，路况时好时坏，海拔一直在四千米以上。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每天骑两百公里就累得不行，需要停下来休息很久。但他还是坚持着，他要去看珠峰，这是他最后的梦想了。
　　到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是傍晚。珠峰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色，像一座金色的金字塔矗立在天地之间。天空很蓝，几朵白云绕在山腰，像给珠峰系了一条白色的哈达。他站在帐篷前看着珠峰，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他到了，终于看到了珠峰。这是他这辈子看过的最美的风景。
　　那天晚上，他在帐篷里写了最后一篇日记。他说今天看到了珠峰，很美。他说贺川，他到了珠峰了，贺川说过要一起来的，贺川食言了。但没关系，他替贺川看了。他说明天出发，走新藏线去新疆。新疆是贺川工作的地方，他想去看看，看看贺川生活过的城市，看看贺川拍过的戈壁和雪山。他说贺川，他好想他，真的好想。
　　写完日记，他躺在帐篷里，听着外面的风声，看着帐篷顶。海拔五千多米，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很困难。但他觉得很平静。
　　他完成了他的梦想。他看到了他想看的风景。
　　他没有遗憾了。
　　第二天，他发动摩托车，离开了珠峰大本营。
　　下一站，新藏线。然后是新疆。
　　他离贺川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