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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墙上的字 一张糊在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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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英第一次真正想读书,是因为一张糊在墙上的旧报纸。
那年她还小,具体几岁,后来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张报纸原本不知道从谁家传过来,纸已经发黄,边角有些破,父亲舍不得扔,便和几张旧账纸一起拿来糊了西屋的一面土墙。浆糊是用剩饭熬的,刷得并不匀,报纸贴上去以后,一角总是翘着,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时,便轻轻地动。
秀英每天从那里经过,都要看上几眼。
纸上密密麻麻排着一行一行黑字,她一个也不认识,却觉得那些字跟村里别的东西不一样。土墙是土墙,锄头是锄头,锅碗瓢盆各有各的用处,可那些方方正正的字究竟是做什么的,她不知道。更奇怪的是,大人们有时拿起一张有字的纸,便能从上头知道很远地方发生的事,仿佛那些黑色的小方块里真的装着人、装着路、装着她没见过的世界。
一天傍晚,李德顺收工回来,蹲在屋檐底下磕烟袋锅。秀英从屋里跑出来,手指着墙问他:“爹,那上头写的啥?”
李德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报纸。”
“我知道是报纸,我问写的啥。”
李德顺被她问住了。他年轻时识过几个字,这么多年不用,早忘得差不多了,报纸上那些大字还能连蒙带猜认几个,小字却多半不认识。可在女儿面前,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看不懂,便含含糊糊地说:“都是国家的事,你小孩问这个干啥。”
秀英不依:“啥国家的事?”
“说了你也不懂。”
“那你念给我听。”
李德顺把烟袋往腰间一别,板起脸来。“赶紧帮你娘抱柴去。”
秀英站着没动。“你是不是也不认识?”
李德顺的脸顿时有些挂不住。“谁说我不认识?
“那你念。”
“你这孩子哪来这么多话?”
王桂枝从灶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听见父女两个拌嘴,先笑了。“你爹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你还非让他念。”
李德顺瞪她。“你认得?”
“我一个也不认。”
王桂枝说得理直气壮。“我不认咋了?不照样活到这么大?”
这话说完,大人们都觉得事情便算过去了,只有秀英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报纸。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大人也有不知道的东西,而识字,是能把这些“不知道”变成“知道”的办法。
第二天,她又去问三哥成海。
成海已经在村里的小学念过几年,识得比她多。他站在墙边,装模作样地背着手,先认出几个大字,读得磕磕绊绊,读错了又赶紧改。秀英在旁边听得认真,听完觉得神奇,又让他指给自己看哪个字是哪一个。
成海教了她两个。“中国”。
秀英用手指在土墙上描。“这两个就是中国?”
“嗯。”
“那咱家也在中国?”
“废话。”
“柳湾村也在?”
“当然。”
“那中国有多大?”
成海哪里答得出来,只能说:“反正大。”
“比即墨还大?”
成海嗤了一声。“你真笨。”
秀英不高兴了。“我不认识才问你,等我认识了,我自己看。”
成海并没把这句话当回事,第二天照样跑出去玩。可秀英却把“中国”两个字记住了,走过那面墙时总要认一次,仿佛只要多认一个字,眼前的世界就能再大一点。
没多久,柳湾村的小学开学。
那时村里的孩子能一直念书的并不多,男孩子尚且如此,女孩子就更少。许多人家送孩子去学校,只想着让他认得名字、会算简单的账,将来去赶集不至于被人糊弄,真要一路供下去,既舍不得钱,也舍不得一个能干活的人手。
李秀英却开始缠父亲。
“我也要去。”
李德顺开始没当真。“去哪?”
“学堂。”
“你去学堂干啥?”
“认字。”
“在家让你三哥教。”
“他不教。”
成海在旁边立刻反驳。“我教了!”
“你就教两个。”
“两个还少?”
“我还要学别的。”
李德顺被两个孩子吵得头疼,挥挥手让他们出去。
过了几天,秀英又提。再过几天,还提。她每天早晨帮娘烧完火,便绕到学校门口去看。教室其实不过是村里腾出来的几间旧房,窗户糊着纸,桌子有高有低,板凳也凑不齐。可她站在外头,能听见老师领着学生一遍遍念课文,那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对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
她听不懂全部内容,却知道里面有她想知道的东西。
有一天,她站在窗外看得入神,被老师发现。
老师姓周,四十多岁,戴一副镜腿已经修过的眼镜,走出来问她:“你是谁家的?”
“李德顺家的。”
“怎么不进去?”
“我没来上学。”
“为什么?”
秀英想了想,很诚实地说:“俺娘说女孩读书没啥用。”
周老师听完,没有笑,也没有立刻劝她什么,只问:“那你自己想不想读?”
“想。”
“为什么?”
这个问题秀英倒从没认真想过。她低头看了看鞋尖,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想知道墙上的字写的啥。”
周老师愣了一下。“就为这个?”
“还有地图。”
“你见过地图?”
“见过一张。”
“看得懂?”
“看不懂。”
“所以想学?”
秀英点头。
周老师看了她一会儿,最后只是说:“回去跟你爹娘商量。”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说了。
王桂枝果然不赞成。“家里这么多活,你去念书,鸡谁喂?柴谁抱?再说一个姑娘家,认几个字有什么用?”
秀英早就想好了。“我早起喂鸡。”
“柴呢?”
“放学捡。”
“饭呢?”
“回来烧。”
“你倒都会安排。”
王桂枝冷笑。“到时候功课多了,我看你还干不干。”
“干。”
“真干?”
“真干。”
王桂枝还是摇头。“女娃念两天,到最后还不是嫁人。”
李德顺一直没说话。他蹲在门槛边抽烟,听妻子讲完,又看了看女儿。秀英站得笔直,眼神也直。李德顺忽然想起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想要什么,不爱哭闹,倒会一遍一遍地说,像水滴在石头上,没完没了,直到你真拿她没办法。
“让她去吧。”
他说。
王桂枝一愣。“你说啥?”
“去念两年。”
“钱呢?”
“先想办法。”
“她去了谁干活?”
“她不是说早晚干?”
“你就惯吧。”
王桂枝气得转过身去。
李德顺却不再改口。“仨小子都认过字,她一个闺女想去,就让她去。”
这句话说得平常,可秀英站在那里,心里却像忽然亮了一块。
她后来回想,父亲这一辈子其实从来没有说过“女娃和男娃应该一样”这样的话。他既不懂什么男女平等,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做一件多么特别的事。他只觉得家里已经有三个儿子,这个最小的女儿又肯学,既然她想去,那便让她去两年。
恰恰是这样一个带着局限的决定,替她推开了一扇门。
第二天,秀英背着三哥不用的旧布包去了学校。包角已经磨毛了,里面放着半截铅笔、一本剩了大半的旧本子,还有王桂枝临出门时塞给她的一小块地瓜干。
她走得很早。村里的土路上还有一层薄霜,鞋底踩上去会发出细小的沙沙声。路边有人挑水,看见她背着包,笑着问:“英,干啥去?”
秀英说:“念书。”
那妇人有些意外。“你也念?”
“嗯。”
“一个丫头念啥书?”
秀英没回答,只继续往前走。
她那时还小,并不知道以后这样的问话自己会听上很多年。最初是“一个丫头念什么书”,后来会变成“一个姑娘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再后来又会变成“书念多了心就野,连人都看不上”。
她只是背着那个旧布包,沿着村里的土路往学校走。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来,远处的庄稼地还笼着一层淡淡的雾。她第一次觉得,原来每天都走的这条路,也可以通向一个以前不知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