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盏长夜渡少年》TR踏

1、第一章:天才少年的陨落 201

　　2012年的夏末，江淮流域的暑气总像粘在身上的汗，擦不净，挥不散。我们家住在钢厂家属院的老楼里，三楼，没装空调，只有客厅那台老式吊扇吱呀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坐在书桌前，胳膊肘抵着磨出包浆的木桌，手指攥着鼠标，指腹把那只二手罗技的塑料壳捏出了白印。屏幕上是市教育考试院的简陋网页，白底黑字，光标在成绩查询框旁一闪一闪，像根针，悬在我心尖上。
　　我叫玉荣晨，十五岁，净身高一米七八，在初三那群还没抽条的半大孩子里，算是戳在人堆里显眼的。肩膀架起来有了点少年人的棱角，手长脚长，打球的时候能轻易摸到篮板，可这副模样，在钢厂家属院的长辈眼里，不如考个好分数实在。我们家三代工人，爷爷是钢厂的老炉前工，退下来后落下了咳嗽的毛病，爸爸子承父业，在轧钢车间三班倒，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破纸，妈妈在钢厂的职工食堂打饭，每天围着灶台转，油烟味浸进了衣服的纤维里。他们这辈子没别的盼头，就盼着我能跳出这钢厂的圈子，不用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守着机器，靠力气吃饭。
　　而我，曾经是他们唯一的指望。
　　倒不是说我多刻苦，相反，我打小就不爱按部就班地学。上课走神，作业糊弄，可脑子转得快，老师讲一遍的知识点，我瞟一眼就记牢，考试总能稳在班里前十。班主任总拉着我爸的手，站在钢厂家属院的梧桐树下说：“荣晨是块好料，天生的脑子活，稍微收收心，普高稳拿，甚至能冲一冲城郊的次重点，以后考个大学，就能脱了工人的皮了。”
　　那时候我听着这些话，嘴上应着。我总觉得，读书于我而言，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像我写小说一样。我从九岁开始写东西，趴在这张书桌前，用铅笔在田字格本上写，写光了一本又一本，十岁那年，写完了一本十万多字的小说，我给它起名叫《奇异之旅》，讲一个少年探险的故事，写在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里，字歪歪扭扭，塞满了我所有的天马行空。那本笔记本被我藏在书桌的抽屉最深处。爸妈偶然发现过，翻了几页，笑着说我“瞎琢磨，有点本事”，那时候，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欢喜和期待。
　　他们以为我只是脑子活，适合读书，却不知道，我这份“活”，也藏在那些文字里。那时候的我，总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只是能考上高中，以后还能靠笔杆子活出点不一样的模样。
　　鼠标点击“查询”的瞬间，台式机的主机发出“嗡”的一声闷响，像是喘了口粗气。屏幕上跳出来一串数字，语文83，数学87，英语65，物理71，化学84，政史:70，总分460。不多不少，超了去年的普高录取线整整十分。
　　我当时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扯着嗓子朝客厅喊：“爸！妈！460！超线十分！”
　　客厅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妈妈擦着手从厨房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青菜叶，爸爸刚下班回来，工装还没脱，脸上沾着点钢厂的铁粉，两人凑到屏幕前，眼睛瞪得圆圆的。“真的？460？”妈妈的声音都抖了，伸手想去摸屏幕，又怕碰坏了，指尖悬在半空，“我就说我儿子行！没白熬那些夜！”
　　爸爸抿了口搪瓷缸子里的浓茶，那缸子上印着“钢厂建厂三十周年”的字样，掉了漆，他嘴角压着笑，却故作淡定地说：“还行，没掉链子，不过也别太得意，就超了十分。”话虽这么说，他转身去厨房帮妈妈做饭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抬手揉了揉眼角——这个一辈子在钢厂摸爬滚打的男人，喜怒哀乐都藏在硬邦邦的骨头里，从不轻易外露。
　　那天的晚饭格外丰盛，妈妈从职工食堂带了酱牛肉，又炖了排骨，爸爸还开了一瓶玻璃瓶的啤酒，倒在小瓷碗里，一口一口抿着，絮絮叨叨地跟我聊选学校的事。“城东普高去年分数线425，你这分稳进，那边的理科老师是市优秀教师，教得好，以后学理科，考个大专总没问题，要是努努力，本科也不是没指望。”他扒拉着米饭，眼睛里的光，是我从未见过的亮，“城南普高填个保底，虽然学校差点，但好歹也是个普高，别空着，稳当。”
　　妈妈也在一旁附和，手里给我夹着排骨：“听你爸的，填个城东，再填个城南，老师也说让填保底，别逞能。我们家三代工人，就指望你能考出去了。”
　　可那时候的我，觉得填城南普高就是跌份，觉得自己的分数怎么可能连城东普高都进不去。“爸，妈，城东普高去年才452，我超了8分，肯定能上。”我扒拉着排骨，说得轻描淡写，“志愿表就填城东和城西，城西去年458，说不定今年降分呢，冲一冲。”
　　我爸当时就皱了眉，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响：“别瞎来！城西去年458，你就超线十分，万一今年涨分了呢？”
　　“就是，荣晨，”妈妈也急了，放下筷子，“读书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你一辈子的事。”
　　可我那时候油盐不进，只觉得他们小题大做，觉得他们一辈子待在钢厂，眼界窄，不懂我的“本事”。2012年的中考志愿填报，还是要去学校填纸质表，班主任拿着我的志愿表，看了半天，眉头皱成了疙瘩：“玉荣晨，你这不行，把城南填上，今年滑档的孩子多，别赌。你是块好料，别毁在志愿上。”我摇着头，把志愿表塞回班主任手里：“老师，我心里有数，肯定能录上。”班主任看着我，叹了口气，最后也只能在表上签了字，那声叹息，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可我当时，只当是耳旁风。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蠢得可笑。那点不值一提的小聪明，那点莫名其妙的自负，终究是把自己，把爸妈的期待，都摔进了谷底。
　　等待录取结果的那十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2012年的智能机还没普及，班里同学大多用的是按键机，刷不了网页，只能每天守着那台老式台式机，一遍又一遍刷新考试院的页面。那时候的我，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城东普高肯定会录我，甚至还跟同学吹牛，说开学要去城东普高的理科实验班。
　　七月底的那天，是录取结果公布的日子。我记得那天是个周三，我跑回家，连鞋都没换，就坐在电脑前，手指抖着输入准考证号和姓名。屏幕加载的那几秒钟，城东高中录取成功后，要把那些写的小说拿出来，跟爸妈炫耀一番，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不仅能考上普高，还能当作家。可当那行黑色的宋体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未被任何填报志愿学校录取，请关注后续补录信息。”
　　我以为是系统卡了，一遍又一遍地刷新，手指因为用力，把鼠标捏得咯吱响，台式机的主机嗡嗡作响，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可屏幕上的字，始终没变。
　　后来我才知道，城东普高今年的分数线，涨到了462。城西普高，465。我460分，离最低的城东普高，差了两分。
　　就两分。
　　那一瞬间，天旋地转，耳边的吊扇吱呀声，窗外的蝉鸣声，楼下钢厂机器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像无数根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扎进我的心脏里。我瘫坐在椅子上，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呼吸都觉得困难。那台老式台式机的屏幕光，映在我的脸上，冷得像冰。我低头看着书桌的抽屉，那里藏着我的《奇异之旅》还有一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那藏着我所有的骄傲和期待，那一刻，只觉得那本笔记本，像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
　　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涨分？怎么会就差两分？怎么会，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客厅，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爸，妈，我没被录取，滑档了。”
　　妈妈正在择菜，手里的青菜“啪”地掉在菜板上，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你说什么？没被录取？460分怎么会没被录取？”她走过来，抓着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捏得我生疼，“是不是系统错了？再去看看！再去看看！”
　　爸爸放下手里的钢厂报纸，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走到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字，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那敲击声，一下一下，敲得人心慌。“志愿表你填的什么？”他的声音很低，带着压抑的怒火，那怒火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咬着唇，不敢看他的眼睛填了城东和城西的事说了出来。爸爸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客厅里很快弥漫起浓浓的烟味，混着钢厂的铁粉味，呛得我咳嗽。
　　他的脸藏在烟雾里，看不清楚表情，可我能感受到他的失望——那种沉默的、沉甸甸的失望，比妈妈的责骂更让我难受。我知道，我让这个一辈子要强的男人，在钢厂的同事面前，抬不起头了。
　　那一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晚饭没人做，我饿着肚子回到房间，关上门，趴在书桌上，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笑话。那个被老师夸有天赋的少年，那个自以为是的天才，那个想靠读书和文字跳出钢厂的孩子，最后因为自己的愚蠢，连普高都没考上。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那本写着小说的本子，摸着封面上歪歪扭扭的字，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纸页上，晕开了墨迹，像一个难看的疤。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难熬。我们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补录上。2012年的中考补录，名额少得可怜，都是那些没招满的普高，分数线却因为滑档的学生太多，水涨船高。妈妈每天逼着我给各个学校的招生办打电话，电话是那种老式的座机，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我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号码拨，耳朵贴在听筒上，听着里面的忙音或者冰冷的回复，心里的焦虑像野草一样疯长。
　　“对不起，我校补录名额已满。”
　　“补录分数线462，你孩子差2分，录不了。”
　　“我们只收本地的学生，外地的不考虑。”
　　每一次回复，都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到脚底。我爸也托了钢厂的同事，托了老家的亲戚，想花钱托关系让我进普高，可2012年的教育系统管得严，普高的招生名额卡得死，没人敢冒这个险，都摆摆手说：“老玉，不是不帮你，这事儿真的办不了，分数不够，谁都没办法。钢厂的孩子，想考出去，难啊。今年报名的适合最差的普高分都涨过了460了啊。”
　　那段时间，我瘦了快十斤，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跌到了一百三十斤出头，穿那件美特斯邦威的白色T恤，都显得空荡荡的。我不再出门，不再跟同学联系，每天就守着电脑和座机，眼神里满是惶恐和不安。楼下的钢厂同事见到爸妈，都会问起我的成绩，爸妈只能尴尬地笑一笑，说“孩子没发挥好”，然后匆匆躲开。爷爷也从老家过来了一段时间，坐在客厅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咳嗽声一声比一声重，却从没骂过我，只是偶尔看着我说：“晨晨，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啊。”
　　那一句话，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的自负，后悔没听爸妈和老师的话，后悔自己把那点天赋，当成了肆意妄为的资本。如果当时填了城南普高，现在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但也不太可能，今年正式录取的时候最差的普高分数也过了460分。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一步错，步步错。
　　补录分数线公布的那天，我再次感受到了绝望。全市的补录分数线，最低的都涨到了465，我差了整整五分。那五分，像一道天堑，把我和普高彻底隔在了两边，把我和爸妈的期待，和跳出钢厂的梦想，都隔在了两边。
　　我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瘫坐在椅子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委屈，是恨自己，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自以为是，恨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未来，也毁了一家人的希望。
　　我妈看到补录分数线的那一刻，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哭得撕心裂肺：“这可怎么办啊？这孩子的一辈子，难道就这么毁了吗？他才十五岁啊……我们家三代工人，难道还要继续进厂吗？”
　　我爸依旧沉默，只是掐灭了手里的烟，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颤抖。窗外，钢厂的高炉冒着浓烟，在夏末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刺眼。我知道，他心里的痛苦，不比我妈少。他一辈子在钢厂辛苦干活，起早贪黑，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就是想让我好好读书，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守着轧钢机，可我，却让他失望了。
　　那几天，家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爸妈每天都在客厅里低声商讨，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躺在房间里，总能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他们想过让我复读，可2012年的中考政策，复读生要扣二十分，而且复读的压力太大，我怕自己扛不住；他们想过让我去读私立普高，可私立普高的学费一年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根本承担不起，爸妈的工资，除了养家，还要给爷爷治病，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最后，他们想到了职高。
　　本地的职高，名额早就满了，根本进不去。我爸托了钢厂的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隔壁市的邕城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还有名额，专业是机电一体化，算是职高里比较热门的专业，听说毕业后还能进工厂当技术工人。
　　当爸妈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时候，我没有反驳，也没有拒绝。我知道，这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普高没考上，复读没把握，私立读不起，职高，成了我唯一的退路。而这个退路，最终还是绕回了“工人”这条路上，绕回了爸妈最不想让我走的路上。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爸妈对我的失望，那种失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从滑档到补录失败，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像钢厂的炉渣，越堆越厚。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摸着我的头说“儿子真棒”，不再跟我规划未来的大学，甚至连跟我说话，都带着一丝疏离。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没有了期待，只有疲惫和无奈。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客厅，客厅的灯没开，只有窗外钢厂的灯光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疲惫。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个烟盒，烟盒已经被捏得变了形，上面印着钢厂的标志。“玉荣晨，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磨过砂纸，带着钢厂机器的粗糙感，“邕城市的职高，我们给你报了名，学杂费我们每学期给你交，不用你操心，这是我们最后能为你做的。”
　　他顿了顿，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和，只剩下疲惫和失望，还有一丝决绝：“至于生活费，我们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你打1200块，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以后，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邕城市离家里远，我们也管不到你，钢厂的活忙，你妈要上班，我也要三班倒，没精力再管你了。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选的路，自生自灭。”
　　“自生自灭”。
　　我抬起头，看着我爸，他的脸在钢厂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陌生，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道歉，想解释，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点了点头，挤出一个字：“嗯。”
　　其实我并不怕“自生自灭”，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独立。爸妈工作忙，我爸在钢厂三班倒，经常半夜才回家，我妈在职工食堂，早出晚归，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自己做饭，熬粥，煮面条，炒西红柿鸡蛋，自己收拾房间，自己洗衣服，哪怕是一个人在家待上几天，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的生活能力，在同龄孩子里，算是拔尖的，这是钢厂的生活教会我的，也是爸妈的忙碌逼出来的。1200块的生活费，在2012年的邕城市，不算多，但省着点花，吃饭、买东西，也足够了。
　　我只是难受，难受爸妈的失望，难受自己从“天才少年”变成了“失败者”，难受自己终究还是没能跳出钢厂的圈子，难受那些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似乎再也没有机会，让别人看到了。
　　决定去邕城六职的事，就这么定了。开学的时间定在八月底，离现在还有不到半个月。接下来的日子，爸妈再也没跟我提过上学的事，也没再跟我多说过几句话。家里的气氛依旧冰冷，我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擦肩而过，也只是面无表情。爷爷回了老家，走之前，塞给我两百块钱，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
　　我开始自己收拾行李，没有任何人帮忙。我爸从储物间里翻出一个旧的行李箱，黑色的塑料壳，边角已经磨掉了漆，轮子也有些不灵活，他把行李箱扔在我的房间门口，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那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爸妈带我去省会买的，那时候，它还是崭新的，如今，却像我一样，落满了灰尘。
　　我打开行李箱，开始往里面放东西。几件换洗衣服，都是美特斯邦威和森马的，2012年，这两个牌子是我们钢厂家属院孩子的最爱，不算贵，也还算时髦；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底已经磨平了一点，是我生日的时候，妈妈送我的；洗漱用品，都是最普通的牌子，牙刷牙膏，洗面奶，沐浴露，装在一个旧的塑料盆里；还有几本初中的教辅书，我想带着，就算读职高，也想多学点东西；我还翻出了那个旧的mp3，是同学送我的，里面存着一些歌，有《我的歌声里》，有《江南style》，都是2012年最火的歌，我想在路上听。
　　最后，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那些小说，还有几叠没写完的稿纸，裹上保鲜膜，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行李箱的夹层里。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唯一的骄傲，就算去了职高，就算以后要进厂当工人，我也不想丢掉它们。
　　我没有带太多东西，知道职高的宿舍空间不大，也知道以后的日子，要靠自己了。钢厂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看到了书桌上的一张初三的成绩单，那次月考，我考了班里第三，老师在评语里写着：“继续努力，未来可期。”看着那行字，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那时候的我，还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以为自己能考上普高，能考上大学，能靠文字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可现在，却只能去一所隔壁市的职高，成为别人口中的“职高生”，成为钢厂家属院里，那个“没考上普高的孩子”。
　　曾经被老师称为“天才”的我，终究还是陨落了，摔得粉身碎骨。
　　开学的前一天，我把行李箱收拾好，放在门口，检查了一遍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准考证，都放进了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斜挎在肩上。我爸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是钢厂的联名卡，昨天已经打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1200块，按键机上收到了银行的短信，只有一串数字，没有任何叮嘱，没有任何关心。
　　晚上，我自己做了一顿饭，炒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煮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爸妈回来的时候，我把饭菜端上桌，他们看了一眼，坐下来吃饭，依旧没有说话。这顿饭，吃得格外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音，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和疏离。钢厂的机器轰鸣声从窗外传来，混着吊扇的吱呀声，成了这顿饭唯一的背景音。
　　吃完饭，回到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我十五岁，一米七八的个子，本该坐在普高的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未来努力，本该拥有无限可能，可现在，我的人生，似乎已经被贴上了“职高生”的标签，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被贴上了“工人后代”的标签。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大亮了。夏末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落在水泥地上，形成一道光斑，暖洋洋的，却照不进我冰冷的心里。
　　我起床，洗漱，穿上一身简单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拖着那个旧行李箱，斜挎着帆布包，走到门口。
　　爸妈已经起来了，坐在客厅里，我妈在择菜，手指机械地动着，我爸在抽烟，看着钢厂的报纸，头也没抬。“走了？”我爸问，声音依旧沙哑，没有抬头看我。
　　我点了点头：“嗯。”
　　“到了学校，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妈说，依旧是那句简单的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却没有抬头看我，只是低着头择菜，手指捏得青菜叶都烂了。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没有再多说，拖着行李箱，打开门，走了出去。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我妈压抑的哭声，还有我爸叹气的声音，以及那声熟悉的咳嗽声。我的脚步顿了一下，心里酸涩得厉害，手放在门把手上，想回头，想再说一句“爸妈，我走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回头。我知道，我不能回头，回头了，就代表我认输了。我要往前走，哪怕前路漫漫，哪怕荆棘丛生，哪怕只是一条自生自灭的路。
　　钢厂家属院的梧桐树叶被夏末的风吹得哗啦响，蝉鸣已经淡了很多，空气里带着一丝钢厂的铁粉味，还有一丝初秋的凉意。我拖着行李箱，行李箱的轮子不太灵活，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格外刺耳，在安静的家属院里，传得很远。
　　我走到公交站，等去汽车站的公交车。2012年的公交车，还是那种老式的空调车，车身上满是钢厂的广告，座椅都磨得发亮了。等车的人不多，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学生，拖着行李箱，身边跟着爸妈，爸妈一边帮着拎行李，一边不停叮嘱，画面温馨，刺得我眼睛疼。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投了一块钱的硬币，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箱放在身边。公交车缓缓行驶，穿过钢厂家属院，穿过热闹的街道，穿过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小城。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钢厂的高炉，职工食堂的烟囱，小卖部的老板娘在门口嗑瓜子，路边的小摊上摆着西瓜和冰棍，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可我知道，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个我想逃离，却最终可能还是要回来的地方。
　　到了汽车站，我买了去邕城市的长途大巴车票，票价二十八块，一张薄薄的纸质票，上面印着发车时间和车牌号，还有“邕城市”三个字，陌生又刺眼。2012年的汽车站，人来人往，乱糟糟的，到处都是吆喝声，摩的师傅在门口拉客，小吃摊的烤肠香味飘了很远，还有人背着大包小包，挤在检票口，脸上带着期待或疲惫。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候车区，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形单影只。身边的学生都和爸妈在一起，爸妈忙着给孩子擦汗，给孩子递水，叮嘱着到了学校要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而我，只有一个人，一个旧行李箱，一个帆布包，还有夹层里的那些小说。
　　大巴车来了，是一辆绿色的老式大巴，车身有些斑驳，车窗上贴着防晒膜，已经起了泡。我拖着行李箱上车，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把行李箱放在座位旁边。大巴车缓缓驶出汽车站，离开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城，朝着邕城市的方向驶去。
　　窗外的风景渐渐变了，从熟悉的城区，到陌生的郊外，再到渐渐热闹的城镇。公路两旁的稻田一片碧绿，风吹过，稻浪翻滚，路边的小卖部摆着各种饮料和零食，还有骑着自行车的村民，慢悠悠地走着。钢厂的高炉和机器声，渐渐消失在身后，取而代之的是稻田的清香和乡村的安静。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想起了初三的教室，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一帆风顺，以为自己能考上普高，考上大学，能靠文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可现在，却只能坐在去职高的大巴车上，成为一个被普高抛弃的人，成为一个让家人失望的人。
　　大巴车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终于抵达了邕城市汽车站。我拖着行李箱下车，站在汽车站的门口，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心里充满了不安。邕城市比我的小城大一些，马路上车水马龙，街道两旁的店铺林立，有肯德基，有麦当劳，还有各种服装店和超市，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像一个闯入者，站在这个城市的门口，手足无措。
　　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纸质的地图，是我来之前在书店买的，上面印着邕城市的街道和学校，边缘已经被我捏得发皱。我找到邕城职业高级中学的位置，离汽车站不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就能到。我收起地图，拖着那个轮子不灵活的行李箱，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2012年的邕城市，街道上的行人很多，有骑着电动车的上班族，有背着书包的学生，还有推着小车的小贩，吆喝着卖手抓饼和烤肠。八月底的邕城，依旧带着一丝燥热，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却照不进我冰冷的心里。我低着头，快步走着，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在热闹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狼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从隔壁市来的职高生，一个因为滑档，连普高都没考上的失败者，一个三代工人家庭，没能跳出圈子的“废物”。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路边的电线杆上，开始贴着邕城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的迎新横幅，红色的横幅，黄色的字，在夏末的阳光下格外醒目：“欢迎2012级新同学入学！”“机电一体化，成就技术梦想！”那一行行字，像一根根刺，扎在我的眼睛里。
　　又走了几步，我抬起头，向前望去，一眼就看到了那扇校门，那扇属于我的未来，也属于我的耻辱的校门。
　　那一瞬间，我停下了脚步，行李箱的轮子也停了下来，咕噜声戛然而止，周围的喧闹声似乎也淡了下去。
　　邕城六职门口，不算气派，甚至有些简陋。两扇铁制的大门，刷着蓝色的油漆，有些地方已经掉漆了，露出了里面的铁锈，大门的中间，留着一个行人通道，有学生和家长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大门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红色牌子，上面用金色的字体写着“邕城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字体不算漂亮，甚至有些歪斜，却格外醒目，在夏末的阳光下，刺得我眼睛生疼。
　　校门两旁，种着几棵香樟树，枝叶繁茂，挡住了一部分阳光，在地上投下斑驳的树影。校门口挤满了人，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新生，拖着行李箱，和父母一起，脸上带着期待、迷茫或者兴奋的表情。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拎行李，忙着去报名点咨询，新生们则好奇地看着学校，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学长学姐们举着各个专业的牌子，在门口迎新，声音洪亮：“机电一体化的同学这边走！报到处在这边！”“会计专业的同学登记啦！领宿舍钥匙！”
　　我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拖着那个旧行李箱，斜挎着帆布包，一米七八的个子，在人群里显得格外孤单。阳光透过香樟树的枝叶，洒在我的身上，形成一道道光斑，却暖不了我冰冷的心脏。风穿过枝叶，吹在我的脸上，带着一丝凉意，也带着一丝陌生的味道，混合着校门口小吃摊的香味，还有青春的热闹，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握过笔，写过天马行空的小说，曾经拍过篮球，投出过漂亮的三分，曾经被爸妈寄予厚望，以为能握上钢笔，走进大学的校门，可现在，它或许只能握上扳手，走进工厂的车间，像我的爷爷，像我的爸爸，像钢厂的无数工人一样，一辈子守着机器。我站在邕城市第六职业高级中学的校门前，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曾经被老师称为天才的玉荣晨，那个想靠读书和文字跳出钢厂的玉荣晨，彻底陨落了。
　　而属于职高生玉荣晨的人生，属于一个工人后代的人生，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听说过没走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才知不容易。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