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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谢谢,我拒绝 林烟很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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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拉斯的改革推行数月之后,林烟的名字几乎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常被提起的三个字。
不是因为她官有多大。迪拉斯边疆区第二书记这个职务,说起来在区委大院里能压住不少人,可出了那栋办公楼,老百姓并不太懂“第二书记”究竟管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个穿着灰色列宁装、扎着高马尾、走在市场里会停下来问一声“最近奶干好不好卖”的年轻女人,就是林书记。谁家猎户的松子被压了价,谁家牧民转场时草场起了纠纷,哪一位工人指出工厂的管理问题,找到她,她都听,都记,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也会给个准话。
于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迪拉斯的老百姓提起她时,语气里总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
“林书记啊,比国执联那时候的官僚好一百倍。”
“何止一百倍。那些官老爷连正眼都不瞧你一下。”
“林书记不一样。她真听你说话。”
林烟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夸奖。她走在市场上,卖奶干的大婶硬往她手里塞一块奶干,她推辞不过,便从口袋里摸出零钱放在摊上。大婶急了,说林书记你这是瞧不起我。林烟笑着说:“不是瞧不起,是不能白拿。党的干部要是今天拿你一块奶干,明天就能拿别人一只羊。那和国执联的官僚有什么区别?”大婶愣了愣,最后也笑了。
她确实较真。供销合作社的物资调配表,她要一页一页看;市场物价稽查队的报告,她大多数都会去核对;郊区牧猎生产合作社的收购价,她也要亲自去问几户牧民,看他们拿到手的钱和账面上对不对得上。她常在区委会议上说一句话:“政策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老百姓拿到手里是另一回事。中间差的那一截,就是我们要补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迪拉斯却有一个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未解之谜”。
她没有对象。
更准确地说,她二十多岁了,容貌出众,身居高位,性格温柔却不失原则,待人真诚却不轻浮,偏偏身边连一个伴侣的影子都没有。起初大家以为她只是忙。后来发现,她是真的谁都不接受。
区委大院里,年轻干部见到她,没有几个不脸红的。有一次她下乡去看农业状况,与一位乡干部面对面谈工作。那位乡干部刚见到她,脸就红了,一边结结巴巴地汇报,一边眼神飘来飘去,连手里的笔记本都拿反了。林烟和他握手时,他整个人僵得像一根木桩,手心全是汗。林烟已经离开半个小时了,他还站在村口的土路上发呆,旁边的人喊了他三声,他才回过神来,耳根还是红的。
这种事多了,大家便渐渐明白:不是没有人喜欢林书记,是林书记一个都不喜欢。
热心肠的同事们于是络绎不绝地给她介绍对象。
最先来的是区委组织部的一位女干部。那天她抱着一摞文件走进林烟的办公室,把文件放下后却不走,笑眯眯地站在桌边,像是要宣布什么重大决定。林烟抬头看她一眼,心里便猜到了七八分。果然,女干部清了清嗓子,说:“林书记,我这次来,不光是送文件。军区的同志托我问问你,他们那边有个年轻团长,三十一岁,立过两次一等功,人长得精神,作风也正派。组织上觉得你们很合适,要不要见一面?”
林烟放下笔,把文件接过来,翻到第一页,一边看一边说:“谢谢同志关心。我拒绝。”
女干部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林书记,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我听完了。”林烟抬起头,语气温和,却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团长同志很好,战功赫赫,值得尊敬。但我现在的工作还很繁重,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女干部不死心,又往前凑了半步:“见一面又不耽误工作。就喝杯茶,聊几句。”
林烟笑了笑:“不见面才是对彼此负责。他抽时间出来,我抽时间出去,最后两个人都尴尬,何必呢。”
女干部叹了口气,抱着文件夹走了。
后来是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介绍人说得天花乱坠,说这位副部长理论功底扎实,会写文章,还会写诗,对林书记仰慕已久。林烟听完,只是低头批文件,等介绍人说完,才慢慢开口:“仰慕革命可以,仰慕个人不必。谢谢同志关心,我拒绝。”
再后来是医院的一位院长。相貌堂堂,医术也好,在迪拉斯颇受敬重。介绍人觉得这回总该有戏了。林烟听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我若生病,会去找他看病。除此之外,不必。”
介绍人被她堵得说不出话,临走前忍不住问了一句:“林书记,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林烟握着茶杯,沉默了一瞬。那沉默很短,短到对方几乎没有察觉。然后她抬起眼,笑了一下:“我现在不想要什么样的。谢谢同志关心。”
最有名的一次,是那位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工程师。据说他回国时带了几块苏联糖,特意托人送到区委,说是给林书记尝尝。糖被原封不动退回去了,附了一张便条,上面是林烟工整的字迹:“谢谢同志好意。糖请送给托儿所的孩子们。”
这件事传开后,整个迪拉斯都知道了:林书记不好追。不是她傲慢,也不是她冷淡,她就是铁了心不找。茶馆里、饭桌上、田埂边,总有人聊起这件事。
“哎,你说林书记这么个好姑娘,咋就不找对象呢?”
“眼光高呗。人家是第二书记,一般人哪配得上。”
“我看不是。她要是眼光高,就不会天天往市场里跑,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儿女私情。”
“再顾不上,也得成家啊。女人家,总不能一辈子一个人。”
也有人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我猜啊,她心里有人。只是那个人不在迪拉斯。”
流言传得多了,连区委第一书记都找她谈过一次话。那天书记把她叫到办公室,先问了工作,又问了身体,最后绕了半天,才说到正题:“林烟同志,你的个人问题,组织上也很关心。你年纪不小了,若有合适的,不妨考虑考虑。家庭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嘛。”
林烟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地听完,然后说:“书记,我党不禁止结婚,但也不强迫结婚。我现在这样挺好。”
书记看着她,最后摆摆手笑了:“行,行。你这个人,工作上有主见,生活上也有主见。那我就告辞了。”
可没有人知道,她不是有主见。
至少,不完全是。
每当夜深人静,林烟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那间简朴的住处,关上门,拉上窗帘,她才会从衣襟内侧的口袋里,取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旧信纸。
信纸已经很旧了。边缘起了毛,折痕处薄得几乎要断开。她不敢经常展开,又忍不住经常展开。她把信纸放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些字她早已烂熟于心,闭着眼睛也能背出来,可她仍然要读。仿佛只有用手指一遍一遍摸过那些笔画,那个人的声音才能在她心里继续活着。
每当她读到“去追求你自己的爱情吧”这一句时,总是会轻轻地摇头。
她想起很多年前,银都那家医院的走廊;她想起那间小公寓里的包子;她想起凯拉特的煤油灯。她想起那个晚上,她泪汪汪地请求林默,听信了他“等到革命胜利”的“谎言”。
后来革命胜利了。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胜利了。可他并没有回来。
她只知道他被处决了,但是不知道他葬在哪里。她只知道,那封信成了他留给她的全部。一封信,一个名字,一段再也接不上的话。
所以她怎么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呢?
组织上介绍的那些人,她并不讨厌。那位团长确实战功赫赫,副部长确实有学问,院长确实医术高明,工程师也确实前途无量。他们都是好人,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她试过,真的试过,让自己去想:也许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林默在信里说得对,她不该把自己困在过去。也许她应该往前走。
可每次她试图想象和另一个人过日子,画面刚起,就散了。她会看见林默站在很远的地方,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目光沉静,什么也不说。他不责备她,不阻止她,只是看着她。然后她就没办法继续了。
这不是封建贞节,不是从一而终的旧道德。她甚至比很多人都更明白,共产党人不是禁欲的苦行僧,革命者也有权追求个人幸福。可感情不是水龙头,说关就关,说开就开。她的心像一间屋子,门早就被一个人推开了,那个人走进来,坐下了,后来人走了,可他的气息还在,影子还在,椅子上的温度还在。她不能假装那间屋子是空的,更不能随随便便请另一个人坐进去。
她可以服从组织。服从革命。服从最艰苦的调动,服从熬夜、挨饿、下乡、开会。她可以穿灰扑扑的列宁装,可以走泥泞的田埂,可以在油灯下批文件到后半夜。她什么都能服从。
唯独这一句,她不肯服从。
“去追求你自己的爱情吧。”
她每次读到,都会苦笑。林默,你连死都要替我安排。你把路都给我画好了,往西跑,活下去,忘掉你,去爱别人。并且林默临死都觉得他对于她不重要。
她把信重新叠好,贴身放进衣襟内侧,紧贴着心脏的位置。
她熄了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窗外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影。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又渐渐归于沉寂。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林烟照常起床,洗脸,穿好那身灰色列宁装,把头发扎成利落的高马尾。她走进区委大院,走进办公室,翻开文件,拿起钢笔。有人来找她汇报工作,她认真听;有人来找她反映情况,她耐心记;又有人来给她介绍对象,她抬起头,露出那个温和的、不留任何商量余地的微笑。
“谢谢同志关心。我现在的工作还很繁重,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话说得滴水不漏。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个“暂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