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与红旗》红色共和

2、虚伪之家 林默的家庭

　　1954年，林默与此年出生。

　　林默最早的记忆，是一扇门。

　　那扇门是他父亲书房的门，厚重的红木，雕着繁琐的花纹，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压低了声音的谈笑。他那时大概三四岁，穿着仆人给他套上的小西装短裤，光着脚踩在走廊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想去敲那扇门。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许只是想让爸爸看看他从庄园里捡到的那片形状奇怪的树叶。但他的脚刚刚踏上门口那块深色的地毯，管家就从旁边无声无息地出现，弯下腰，用一种客气到近乎冷漠的语气说：“小少爷，先生在会客。”然后他被抱走了。那片树叶后来被仆人丢进了垃圾桶。他记得自己没有哭，只是盯着垃圾桶看了一会儿。

　　那是他第一次隐约明白，在这座宅邸里，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东西，一件需要被按时喂食、清洗、穿上得体衣服、不能发出太多声响的东西。

　　他的母亲是贵族出身，十年前嫁给自己的资本家父亲。她很少出现在他白天的视野里。她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牌局，自己的沙龙。林默偶尔会在清晨下楼时撞见她刚从外面回来，浓重的脂粉味混着香槟的气息扑面而来，她脸上的妆容在晨光中显得有些斑驳，像一张戴了一夜的面具正在融化。她会低头看他一眼，目光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秒，然后就像绕过一把挡路的椅子一样从他身边走过去，吩咐仆人去准备洗澡水。她从来没有蹲下来跟他说过话。林默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分辨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节奏——急促而不耐烦的，那是她要出门；拖沓而沉重的，那是她刚回来，输了牌局，心情不好，所有管家都得绕着走。

　　至于母乳，那更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他是被奶粉喂大的，用从西方进口的昂贵奶粉，被管家用恒温的热水冲调，装在精致的玻璃奶瓶里递到他嘴边。仆人会把他照顾得很好，定时定量，体温测试，一切都精确无误。但这恰恰是最残忍的地方——那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母亲的无视与资本家后代的职责。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后代必须健康成长，否则会丢家族的脸。

　　但他真正对这个家庭产生明确的恨意，是在他五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那天父亲难得在家，说要带他去院子里散步。林默被这突如其来的“关注”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甚至隐隐生出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他换上了新外套，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跟在父亲身后走进了花园。然后他看到了那个人——一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的中年男人，被两个保安架着，跪在花园的铁栅栏门外。那人一见到他父亲走出来，立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额头磕在铁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林先生！先生我求求您！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老婆生病了，孩子也要吃饭，您开开恩，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迟到了……”

　　林默的父亲甚至没有停下脚步。他只是微微侧过头，对身旁的助理说了一句什么，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今晚吃什么。然后他抬起脚，隔着铁门的栏杆，准确地踹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那人闷哼一声仰面倒下去，又挣扎着爬起来继续磕头。父亲已经转身往回走了，路过林默身边时，顺手拍了拍他的头顶，说了句：“记住，这种人就是自己没出息。”

　　那只拍过他头顶的手，签过无数份压低工资的合同，解雇过成百上千个“没出息”的人。林默站在花园里，看着那个工人被戴钢盔的保安拖走，看着地上留下的一道泥痕，第一次感觉到胃里翻涌起一种冰冷的东西。那不是恐惧，也不是恶心，而是一种更深的、像是骨骼深处结冰的感觉。他后来才知道，那个词叫“憎恶”。

　　从那以后，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这座宅邸。那些镀金的烛台、墙上的油画、客厅里摆着的来自东方的瓷器花瓶，每一件东西在他眼里都开始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他知道这些气味来自哪里——来自父亲血汗工厂里那些昼夜不停的机器，来自那些被榨干了每一滴价值的工人。

　　而他的母亲对此毫不在意。她依然每天花两个小时化妆，参加各种慈善晚宴，在镜头前露出得体的微笑，为家族的“善举”站台。有一次林默无意间听到她在电话里跟朋友抱怨：“那个野种最近越来越碍眼了，我真想把她扔出去。”她说的是林怡。

　　林怡是他的妹妹，比他小三岁，是父亲在外面和一个女工的私生女。那个女人生下林怡之后就消失了，据说是拿了一笔钱离开了德界城，再也没有出现过。父亲把这个女孩带回了家，一开始还说“从孤儿院带回来的”。但这个理由显然无法说服他的妻子，她知道林默父亲平常喜欢在外面嫖。所以从林怡踏进这座宅邸的第一天起，母亲的仇恨就像一盆泼出去的脏水，全部浇在了这个瘦小的女孩头上。

　　林默第一次注意到林怡，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他路过厨房后门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蹲在台阶上，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碗，正在往嘴里扒拉什么东西。他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碗冷掉的稀粥，上面浮着一层凝固的油膜，散发出一股馊味。小女孩抬起头来看他，脸颊上有一道新鲜的指甲划痕，渗着血珠。她的眼睛很大，黑白分明，里面有一种林默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委屈，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认命的平静，像是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就是她应得的待遇。

　　她看了他一眼，低下头继续喝那碗馊粥。

　　林默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指节攥得发白。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走进了厨房，找到橱柜里的面包和黄油，又拿了一杯牛奶，端出去放在她旁边的台阶上。她没有抬头，但他看到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喝粥。第二天早上，他发现那杯牛奶被喝完了，面包和黄油也不见了。而林怡坐在餐桌最远的角落，面前放着家里每次吃完饭后的剩菜剩饭和泔水，母亲正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跟旁边的客人说：“哦，那是我们家收养的孤儿，可怜得很。”

　　之后，林默开始偷偷给林怡留吃的。有时候是半个面包，有时候是一块奶酪，有时候只是一颗苹果。他把东西藏在花园的石凳下面，或者柴房的木堆缝隙里，然后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懂的方式暗示她去取。他们从来没有为此说过一句话，但这种默契在他们之间悄然生长，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他们从各自的孤独中连接起来。

　　他也在观察中逐渐拼凑出林怡的日常。她睡在佣人房隔壁一间狭小的储物间里，窗户对着北墙，终年照不到阳光。她的衣服全是母亲不要的旧裙子改小的，颜色暗淡，款式老旧，穿在她身上空空荡荡。她每天要做大量的家务——洗碗、擦地、整理花园的工具，比仆人还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一顿打骂。母亲打她的时候从不避讳旁人，有时候甚至当着客人的面，笑着说“这孩子笨手笨脚的，得多管教管教”，手上拧着林怡胳膊的动作却狠得像在拧一块湿毛巾。父亲对此视而不见。他当然知道这一切，但他选择了沉默。对他来说，这个女儿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只要不出人命，就随它去吧。

　　有年冬天，德界城下了一场大雪。那天晚上，他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他披着毯子悄悄走下楼梯，循着声音找到了林怡的房间——那间储物室的门没有关严，露出一条缝隙。他从缝隙里看到林怡蜷缩在窄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薄得可怜的被子，冻得浑身发抖，脸上全是泪痕。她发烧了，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急促而滚烫。林默二话不说跑回自己房间，把自己床上那条厚羽绒被抱了下来，又从浴室里拿了湿毛巾，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林怡看到他，愣住了，泪水无声地滑得更凶。他把被子裹在她身上，把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然后在床边坐了下来。

　　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

　　窗外的雪落了一整夜。他就那样坐着，直到她沉沉睡去。天亮之前他悄悄起身回到自己房间，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早上，林怡出现在厨房里，照常干活。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极轻极快地说了一句：“哥哥。”

　　那是她第一次叫他。

　　林默回头了，他端着杯子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他知道起码在这个冰冷而虚伪的宅邸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他还有一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