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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身世 林默转移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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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是通过一条加密渠道送来的。那天林默下班回到公寓,像往常一样先扫了一眼窗台上的花盆——花盆的位置没有被动过,这是他和阵线约定的暗号,表示安全。然后他走进卧室,从床板下的暗格里取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小盒子,打开盒盖,在最底层发现了一张叠得极薄的纸条。纸条上没有署名,没有抬头,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细密小字,字迹被刻意写得潦草以掩饰笔锋:
“银都局势持续恶化,复兴局新一轮大搜捕预计在近期启动。组织决定:立即撤离银都,转移至凯拉特地区。具体接应方式和路线见后续指示。阅后即焚。”
凯拉特。
林默把纸条上的地名反复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他把纸条凑到煤油灯的火焰上,看着它卷曲、发黑、化为灰烬,用手指把灰烬捻碎,混进烟灰缸里的烟蒂中。然后他坐到床边,陷入了沉思。
凯拉特。他当然知道这个地方——阿卡拉尼亚中部偏南的一片农业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以小麦和玉米种植为主,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型的家庭农场和村庄。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对那片土地的全部了解仅限于地理课本上的几行描述和地图上的一个坐标点。他熟悉的是城市,是工厂,是工人阶级的语言、节奏和思维方式。他知道怎么和工人聊天,知道怎么在车间里传递消息而不被工头发现,也知道怎么从工人眼神中的疲惫程度判断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农民?他几乎完全没有和农民打过交道。他虽然知道现在阿卡拉尼亚的农村依旧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一个从首都来的陌生年轻人的。
组织上派他去凯拉特,大概率是要他在农村地区开展农□□动,建立基层组织,为阵线在乡村地带拓展根基。这个判断是合理的——内战爆发以来,人民阵线的主要力量集中在西部城市工业区和南部农村根据地,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处于执政联盟的控制之下,是一片亟待开拓的战线。但问题是,他一个在银都生活了近十年的城市青年,一个在市政管理委员会挂着文职身份的“公务员”,突然跑到乡下去,要怎么解释自己的动机?一个城里来的公务员,跑到鸟不拉屎的农业区去,说是来体验田园生活的?谁会信?林默还主动带入了一下农民的视角,发现自己最可能被当成复兴局的特务。他自己都气笑了。
他坐在床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裤的缝线,眉心那道浅浅的竖纹又浮现了出来。
“林默哥,你在发愁。”
声音从门口传来。林烟端着一杯热水站在门框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那是林默淘汰下来的一件,穿在她身上大了好几号,她把袖子卷了好几圈才露出指尖。她的腿伤已经基本痊愈了,走路时只剩下极其轻微的、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的跛态。
林默没有否认。他接过她递来的水,握在手心里,没有喝。
林烟没有走。她站在他面前,安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跟你一起去。我家以前就在凯拉特,我在那里生活过。我熟悉那里。”
林默抬起头,目光中闪过一丝意外:“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生活过?”
“我小时候就在那里出生,”林烟说着,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后来在我十岁的时候,父母带我进了城。我在凯拉特住了整整十年,那里的每一条田埂、每一个村子我都熟。村里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我。”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林默,目光中带着一种认真的、甚至有些恳切的坚定,“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带你熟悉那里。有我在,你至少不会像个完全的外来人一样两眼一抹黑。”
林默沉默了。他看着林烟那张仍然带着些许稚气的脸,看着她眼中那种超越年龄的笃定,心中快速地权衡着。带上她意味着多一份牵挂、多一份风险——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跟着他进入一个局势不明的地区,万一出了什么事,他很难原谅自己。但另一方面,她说得没错。他对凯拉特一无所知,而她就是那片土地上长大的人。她认识当地人,熟悉当地的风俗和语言习惯,有她在身边,他的身份会自然得多——一个带着妹妹来乡下讨生活的年轻公务员,这个说辞比一个单身男子突然出现在农业区要可信得多。
而且他想起了一个多月前那个夜晚,她含着泪光对他说“你去哪我就去哪”时的眼神。她不是在说漂亮话。她是认真的。
“行吧。”林默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就一起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到了那边,一切听我的安排。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能做到吗?”
林烟用力地点了点头,嘴角抑制不住地微微上扬,但她很快又压住了那个笑意,换成了一副郑重的表情:“能做到。”
林默看着她努力憋住笑意的样子,没有说什么,但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弧度,短暂到几乎不存在,如果林烟注意到了,她也不会知道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多么罕见的时刻。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夜色中的银都城安静得有些不真实,远处的街灯在雾气中晕开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斑,像是一只只昏昏欲睡的眼睛。在那些灯光的阴影里,他知道复兴局的暗探仍在游荡,搜捕的大网正在一寸一寸地收紧。他在这里待不了多久了。
“那就准备一下吧。”他放下窗帘,转过身来,“这两天之内出发。凯拉特。”
他说出这个地名的时候,心中仍然没有底。但至少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走向那片陌生的土地。
第二天一早,林默穿着一件略显旧但依然笔挺的深灰色西装,走进了市政管理委员会人事处的办公室,将一封亲笔写就的辞职信放在了处长的桌面上。信中措辞恳切,理由充分——旧枪伤复发,医生建议长期休养,不宜继续承担繁重的公务工作。他甚至还附上了一张从医院开具的证明,那是他出院时请那位主治医生多开的一份备用件,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人事处长象征性地挽留了几句,见他态度坚决,便也不再勉强。林默在市政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前不久刚因解救安全部长一事登上报纸,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处长不愿在这种敏感时期得罪一个“英雄”,痛快地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并按规章结算了一笔离职补偿金。这笔钱加上安全部长给的奖金中剩余的部分,足够他在乡下置办产业并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了。
随后他又去了市政厅的土地管理部门,以“返乡务农、休养身体”的名义申请了凯拉特地区的一块私人农业用地。接待他的官员翻了翻档案,确认凯拉特还有一部分未分配的国有耕地,又见林默证件齐全、来历清白,便没有过多刁难,盖章批准了申请。整个过程顺利得让林默有些意外,但他很快想通了其中的缘由——内战时期,城里有点门路的人都想往乡下跑,他这个举动在当时看来并不反常。
一切手续办妥之后,他在约定的时间和林烟碰了头。林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两身朴素的衣裳——一身是灰蓝色的粗布衣裤,袖口和膝盖处打着几块针脚细密的补丁;另一身是深褐色的旧外套配黑色长裤,布料虽然粗糙但洗得很干净。她自己换上了那身灰蓝色的衣服,把头发简单地扎成一条辫子垂在肩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姑娘。林默则仍然穿着他那身公务员行头——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暗红色领带,左领上别着那枚执政联盟的徽标。这身装扮在银都的街头是融入人群的伪装,但到了凯拉特,却是他向当地官员和乡绅表明身份的必要道具。一个穿着体面、持有正规文件的“城里来的退休公务员”,比一个穿着随便的陌生人更容易获得农村社会的信任。
他们选择了一辆傍晚出发的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这是林默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火车站的检查最为严密,长途汽车的乘客名单会被登记备案,而马车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反而最容易避开官方的耳目。驾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车夫,满脸风霜,沉默寡言,收了钱之后便不再多问,只顾扬鞭赶路。
马车沿着银都南郊的土路缓缓前行,城市的轮廓在身后的暮色中逐渐缩小、模糊,最终被地平线吞没。道路两旁的景色从密集的房屋和店铺逐渐过渡为零星的村落和大片的田野,空气中也渐渐多了一股泥土和草木的气息,取代了银都城中常年弥漫的煤烟和汽油味。
林默靠在车厢的木栏上,随着马车的颠簸轻轻摇晃。林烟坐在他身边,紧挨着他,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刚见面时近了许多。她不再像最初那样小心翼翼地和他保持着一尺以上的空隙,而是自然而然地靠在他身侧,有时候马车碾过坑洼路面时她会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袖口,稳住身体后又悄悄松开。
他们聊了很多。聊凯拉特的天气,聊那里的农作物和集市,聊林默从来没有见过的农村生活。林默给她讲了一些自己在银都工厂里的经历,略去了那些过于敏感的部分,只挑了一些工友间的趣事来讲。林烟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发出几声轻笑,笑声在暮色中显得清脆而短暂,像是黄昏的鸟鸣。她也会给他讲凯拉特的一些风土人情——哪一家的烤饼做得最好吃,哪一条河里的鱼最多,哪个村子里的老槐树下夏天最凉快。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林默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光彩,那是回忆起故乡时才会有的、温暖而柔软的光芒。
聊着聊着,话题不知怎么就拐到了更深的层面上。林默侧过头,看着林烟被晚霞映红的侧脸,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问的问题:“你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林烟脸上的笑容微微凝滞了一下。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沉默了很久。马车轮子碾过碎石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林默以为她不想回答,正准备说“不想说就算了”,她却开口了。
晚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麦秸和泥土的气息。天边的晚霞正在一寸一寸地沉入地平线,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种深邃的橘红色,像是有人在世界的尽头点燃了一把大火。马车继续向前,朝着那片林默完全陌生的土地,朝着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未知的未来,不紧不慢地行驶在暮色渐浓的道路上。
林烟的声音在暮色中缓缓流淌,像是一条穿越记忆的河流,带着泥沙和碎石,一路蜿蜒向前。
林烟于1959年出生,小时候住在凯拉特北边的柳溪村。村子不大,也就三四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种地。林家有三亩田,一头黄牛,还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每年秋天枣子熟的时候,林烟的爹会拿着长竿子打枣,林烟和弟弟就蹲在树下捡,捡满一篮子就拿去给娘,娘给他们蒸枣糕吃。林烟的奶奶做枣糕的手艺是全村最好的,蒸出来的枣糕又甜又软,林烟能一口气吃三大块。
林烟的爷爷是个木匠,手艺很好,村里谁家的桌椅板凳坏了都来找他修。他闲下来的时候会给林烟和弟弟做小玩意儿——木马、木枪、小风车。弟弟最喜欢他做的木枪,整天拿在手里跑来跑去,说要当兵打仗。爷爷就笑,说当兵有什么好的,好好种地才是正经。
但是变故来得太过突然。
那一年,林烟记得自己大概是七八岁。那年春天雨水少,到了夏天又闹虫灾,田里的麦子稀稀拉拉的,收成还不到往年的一半。村里人都愁坏了,但更愁的事情还在后头——收租的时候到了。那边的地主姓周,住在镇上,家里有好几百亩地,村里的田有一大半都是租他家的。那年歉收,林烟的爹去找周老爷商量,看能不能减免一些租子,或者宽限到明年再补上。周老爷不同意,说租子一粒也不能少,限期三天之内交齐,交不齐就加利息。
林烟的爹没办法,回到家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那头黄牛、爷爷攒的一捆木料、娘陪嫁的一对银镯子——东拼西凑,还是差了一大截。第三天傍晚,周老爷派了四个家丁上门催租。领头的是个黑脸大汉,腰间别着一根短棍,说话嗓门很大,一进门就踹翻了林烟家的水桶,吼着说要是不交租就把他们家的房顶掀了。
林烟的奶奶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腿脚也不太好,但她还是颤巍巍地走上前去,拉着那个黑脸大汉的衣袖,求他宽限几天,说家里实在拿不出来了,等明年收成好了一定补上。那人不耐烦地一甩手,奶奶没站稳,又上前去拉,结果那人回身就是一脚——正踹在奶奶的胸口上。
奶奶仰面倒下去,后脑勺磕在了门槛上。全家都吓坏了,林烟的爹冲上去抱住奶奶,娘哭着喊人去叫大夫。那几个人看到出了事,也有些慌了,骂骂咧咧地走了。奶奶被抬到床上之后就一直没醒过来,她岁数大了,骨头脆,那一跤摔得太重了。她在床上躺了五天,第六天凌晨就走了。
爷爷从奶奶走了那天起就像变了个人。他不说话,也不吃饭,整天坐在奶奶的坟前面发呆。林烟的爹端了饭送到他面前,他看一眼,摇摇头,又转回去看着那张照片。不到半个月,爷爷也走了。
那一年里,林烟同时失去了奶奶和爷爷。奶奶下葬那天,林烟抱着她的墓碑哭了一整个下午,哭到嗓子都哑了,哭到眼泪流不出来了,还是不想松手。林烟不明白——奶奶那么好的人,她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她只是想要多一点时间来凑够那些租子,为什么那些人连这点时间都不肯给她?
林默沉默地听着,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时候不需要语言。任何语言在这种重量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他只是在马车又一次颠簸时,稳稳地扶住了林烟的肩膀。
林烟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第二年,收成比前一年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够交租。周老爷亲自带着人来了,站在我家门口,指着我爹的鼻子说:‘今年再交不上,我就把你家房子烧了,让你们全家睡大街。’我爹跪在地上求他,我妈也跪下了,我和弟弟躲在门后面吓得直哭。周老爷看都没看我们一眼,转身就走了,走之前丢下一句话——‘最后期限,十天。’”
“那天晚上,我爹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旱烟。第二天早上,他对我妈说:‘收拾东西,我们走。’我们把家里能带走的东西打成两个包袱,我爹背一个,我妈背一个,我和弟弟一人提一个小布袋。那天半夜,我们锁上了家门,摸着黑离开了柳溪村。我不敢回头,我怕一回头就走不动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下,我们家那座土坯房的轮廓模模糊糊的,像一个瘦小无助的孩子,正在目送我们远去。”
“我们走了五天,才走到银都。进城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我想,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去凯拉特了。”
到了银都之后,日子并没有好起来。林烟的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码头扛货,去工地搬砖,去一切需要力气的地方找活干。但城里的活也不是天天都有,有时候他一整天都等不到一个雇主,就只能空着手回来,坐在门槛上沉默地抽旱烟。林烟的娘也去了纺织厂当女工,每天在机器前面站十几个小时,手指被棉纱勒出一道一道的口子,回到家连碗都端不稳。两个人的工钱加在一起,勉强够四个人一天吃两顿稀粥,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住在城南一条很窄很窄的巷子里,巷子深得见不到底,两边都是歪歪扭扭的木板房,房顶上的油毡布补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租的那间屋子大概只有现在住的这间公寓的一半大,没有窗户,白天也要点灯。墙壁是薄木板钉的,到处是缝隙,冬天的时候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冷得像是住在露天里。四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盖着两床又薄又硬的破棉被,半夜常常被冻醒。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林烟记得那年入冬之后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银都的街上积雪能没过脚踝,屋檐下挂着一排一排的冰凌,又粗又长,像是野兽的牙齿。林烟的弟弟就是在那年冬天生病的。他开始只是咳嗽,咳了两天之后开始发烧,烧得浑身滚烫,小脸蛋通红通红的,嘴唇却白得像纸。林烟的娘把家里唯一一条厚一点的被子全裹在他身上,又熬了姜汤给他灌下去,但一点用都没有。他的烧一直不退,人越来越虚弱,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发出小猫一样的哼哼声。
林烟的爹去药店问过,退烧的药要不少钱,他们家根本拿不出来。大夫说,这孩子要是再不能保暖,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林烟的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一个铁桶,对林烟说:“走,跟我去捡煤。”
他们去了城北的铁路线附近,那里偶尔会有运煤的火车经过,颠簸时会洒落一些碎煤块下来。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了,男女老少都有,每个人都提着一个袋子或一个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轨延伸过来的方向,像一群等在猎物必经之路上的狼。火车来的时候,所有人一拥而上,趴在铁轨边上抢着捡那些洒落的煤块,有的人甚至冒险爬到铁轨上去捡,差点被车轮碾到。林烟的爹把林烟护在身后,也弯着腰拼命地捡。
他们在铁路线上待了大半天,捡了大半桶碎煤。林烟的爹把桶提在手里,牵着林烟的手往回走,一路上他都没怎么说话,但林烟能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心里急。他走得很急,几乎是半拖着林烟一路小跑回去的。
但他们还是晚了。
林烟的声音在这里突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林默需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
他们推开门的时候,屋里很安静。林烟的娘坐在床沿上,背对着门口,一动不动。弟弟躺在床上,被子盖得好好的,两只小手放在被子外面,已经紫了。林烟的爹手里的铁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煤块撒了一地。他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弟弟的脸,然后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缓缓地跪在了地上。
林烟的娘没有哭。她坐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弟弟的脸,嘴角慢慢地咧开,露出一个笑容。她开始笑,越笑越大声,笑得浑身发抖,笑得眼泪直流,笑得停不下来。她从那天起就疯了。
林烟的娘疯了之后,不再认得他们。她有时候对着墙壁说话,有时候一个人唱歌,有时候半夜突然爬起来往外跑。林烟的爹怕她出事,每天晚上用一根绳子拴在自己的手腕上,另一头拴在她的手腕上,她一有动静他就能醒过来。有一天晚上,林烟和林烟的爹抱着睡——那天太冷了,他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只能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第二天早上林烟醒来的时候,发现绳子另一头空了。林烟的娘不见了。
他们找了整整一天,最后依然是不知所踪。知道林默母亲去向的,估计只有那些开着卡车,在大街上将冻僵的尸体一个个放进裹尸袋然后装车的收尸人员了。哦对了,这些人捡尸体可不是善良地清理街道,而是用来卖钱的。西方国家似乎很喜欢人骨制品。
后来就只剩下林烟和爹两个人了。
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日子比以前更苦了,但至少还有彼此。林烟的爹跟她说,只要他还在,就不会让她饿着冻着。林烟相信他。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还会保护她的人了。
但是内战爆发了。
有一天傍晚,两个征兵官闯进了他们住的巷子。他们穿着军装,戴着钢盔,手里端着枪,挨家挨户地搜刮壮丁。他们踹开林烟家的门,看到林烟的爹,二话不说就要把他拖走。林烟的爹拼命挣扎,跪在地上求他们,说他还带着一个女儿,女儿还小,不能没有他。征兵官根本不听,一脚踹在林烟的爹的膝盖窝里,把他踹倒在地,然后掏出绳子捆他的双手。
林烟急了,扑上去拉住爹的衣襟不放。她哭着喊他们放开爹,喊得嗓子都破了。那个征兵官被她拉得不耐烦了,一把推开她,林烟没站稳摔在地上,他又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把枪口对准林烟旁边的地面,扣下了扳机。
砰的一声,子弹打在林烟耳朵旁边的泥地上,溅起的碎石子打在她的脸上,生疼生疼的。她被那声枪响震懵了,耳朵里嗡嗡直响,什么都听不见了。她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他们把爹拖上卡车。爹在卡车上回过头来看她,嘴巴一张一合的,好像在说什么,但林烟什么都听不见。卡车开走了,卷起一路灰尘,消失在巷口的暮色里。
林烟就那样坐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了,直到巷子里的人家都点起了灯,直到隔壁的大婶出来把她扶起来,林烟才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混着灰尘,糊了满脸。
从那以后,林烟就只剩下一个人了。林烟的爹被带走之后,林烟一个人在那间破屋子里待了三天。她把门从里面插上,谁叫也不开。隔壁的大婶在门外喊她,给她送吃的,她也不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爹是她最后的亲人了,他走了,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坐在床上,抱着爹留下来的那件旧外套,把脸埋在里面,那上面还有他的气味,混着旱烟和汗水的味道。她闻着那个味道,假装他还在。
但人总要活下去。第四天,林烟饿了,饿得头晕眼花,胃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她打开门,把大婶放在门口已经凉透了的馒头拿进来,就着一碗凉水吃了下去。然后她开始出门找活干。
兵工厂在招童工。那时候内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前线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兵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人手严重不足。他们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只要是活人能干活就行。林烟去应聘的时候,工头看了她一眼,说她太瘦了,恐怕干不动。她说她能干,求他给她一个机会。他大概是看她可怜,摆了摆手让她进去了。
林烟的工作是给步枪枪栓上油。就是把刚加工好的枪栓浸到油盆里,捞出来沥干,然后码放到木托盘上。工作不难,但需要不停地重复,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腰酸背痛,手指被防锈油泡得发白脱皮。林烟那时候已经饿了好长时间,营养不良,浑身没力气,动作比别人慢很多。工头手里拿着一根鞭子,谁的进度慢了,他抬手就是一鞭。林烟的背上、胳膊上、腿上,全是一条一条的鞭痕,新旧叠加,从来没有消过。
有一天,林烟正在搬运一箱枪栓——那箱子很重,她搬得很吃力,一步一步地挪——头顶上忽然传来一阵吱嘎吱嘎的声响。她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就感觉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朝她砸了下来。是几箱装满步枪部件的板条箱,堆得太高了,绳子断了,整个垮塌下来。林烟只来得及往旁边躲了一步,其中一个箱子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腿上。
林烟疼得当场就晕了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兵工厂后门外的泥地上,右腿钻心地疼,完全使不上力。工头站在门口,叼着一根烟,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说:“抬走吧,这丫头废了,留着也没用。”
林烟拖着那条断腿,一步一步地从兵工厂爬到了街上。路上的行人看到她,有的绕开走,有的停下来看一眼,摇摇头又走了。没有人帮她。她咬着牙,用两只手撑着地面,拖着那条完全不能着地的腿,一点一点地往医院的方向挪。每挪一步,伤腿就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痛得她满头大汗,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到医院门口的,也许是求生的本能,也许只是不甘心死在那条肮脏的巷子里。
林烟到了医院,爬上了台阶,靠在门框上,求他们救救她。柜台后面的人看了她一眼,说没有监护人,没有钱,医院不收。她说她可以以后做工还钱,求他们先帮她治腿。那个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她别挡在门口妨碍其他人进出。
林烟从台阶上退下来,退到墙边,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她把那条断腿伸直放在地上,看着它肿得不成样子,紫黑紫黑的,已经不像是她的腿了。她想,大概这就是报应吧。奶奶死了,爷爷死了,弟弟死了,妈妈死了,爸爸也被抓走了,他们都走了,凭什么她还活着呢?老天爷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从她身边带走,现在终于轮到她了。她靠在墙上,把脸埋进膝盖里,放声大哭起来。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那样哭过了。她哭她的奶奶,哭她的爷爷,哭她的弟弟,哭她的妈妈,哭她的爸爸,哭她自己。她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整个人都麻木了,只剩下肩膀还在不受控制地一抽一抽地抖动。
然后林烟听到了一个声音:“小妹妹,你怎么了?”
林烟轻声说出了那句话,像是把那一天那一刻的画面重新拉回到了眼前。她看着林默,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带着泪光的笑意。
“我抬起头,就看到你了...林默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