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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算 “不,不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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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亮起,沈愿安不由眯了眯眼睛。
演播厅比她想象的冷。空调开得太足,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薄外套,化妆师说上台要穿亮色,她说不用。
“沈医生,放松一点。”记者在对面坐下,笑着把话筒推近,“我们就是聊聊天。”
沈愿安点了一下头。
耳返里导播在倒数:五——
沈愿安抓了下衣服。
枪响。
四——
枪响。
三——枪响
沈愿安站了起来。
“我,我是医生。”
记者连忙拉着她坐了下来。
“沈医生,怎么了?”
“不好意思。”沈愿安坐了下来。
二——
一——
红灯亮了。
“各位观众晚上好。”记者对着镜头微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不久前从援外医疗一线回国的外科医生——沈愿安。”
“沈医生,您是自己申请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对吧?”
“对。”
“为什么?”
“想。”
记者等了两秒,没等到下文。
“‘想’是什么意思?”
沈愿安没说话。
记者低头翻手卡:“资料显示,您先生也是无国界医生。你们……一起申请的?”
“嗯。”
“当时怎么商量的?”
沈愿安把话筒握在手里,看着它。
“没商量。”
“心照不宣?”
“差不多。”
记者笑了笑:“这么简单?”
沈愿安抬起眼睛看她。
“不简单。”她说。然后闭嘴了。
记者停了一拍,换了个方向:“那到了那边,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沈愿安没回答。她盯着记者身后那盏灯。
“每一天。”她最后说。
“每一天?”记者追问,“每一天都记着?”
“差不多。”
“沈医生,你在那边救活的人多,还是没能救活的人多?”
“没能救活的多。”
“沈医生,资料上显示你们团队去的时候是十五人,但回来的只有三人,他们是都牺牲了吗?”
“两个转去北边的点。后来联络断了。四个撤回欧洲总部。三个被撤离到邻国。还有三个死了。”
“您先生呢?”
“在死的那堆里。”
“方便说是怎么牺牲的吗?”
“地雷。”
“那方便——”
“这位记者,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您说。”
“你觉得你算一个好记者吗?”
“或许吧。”
“不,不算。”
“您这是?”
“我见过一个记者,她告诉我,一个好记者,要让活着的人好好活着,而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让人重新死一次。”
“请问她是……您的朋友?”
“对,她叫许桉,是一名战地记者。”沈愿安站起身,“她是一个好记者。”
记者没有拦。摄像机红灯还亮着。导演在耳返里喊“别切,别切”,摄像师的镜头追着她的背影,一直拍到侧幕边缘。她走出去之前停了一步,侧过头,没有看镜头。
“你下次再采一个从战场回来的人,先问他能不能倒在床上睡个安稳觉。他要是说能,你再问别的。”
然后她走了。
“不要只写谁死了。写谁还活着。写他活成什么样了。写他在废墟里种了一朵花,写他还能笑出来,写他在断壁残垣里给孩子做了一把弹弓。”
“因为我们是记者,我们要让人看见活着的样子。”
沈愿安脑子里响起了许桉说的话。
她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脑子里还在响着那句话。许桉说那话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一辆破皮卡的后斗里,车在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上颠,她扶着一箱葡萄糖,许桉扶着一台摄像机。天快黑了,远处的山被炮火映成橘红色,许桉转过头来,脸上全是灰,唯独眼睛是亮的。
“沈医生,”她那时还是笑着说的,“如果我们写的东西只让人看到死,那跟播死亡名单有什么区别。我们要让人看到还能活。”
沈愿安站在电梯前。走廊里很安静。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她没等电梯。转身走了楼梯。
她很快就回到了医院。
“沈医生?你不是在直播吗?”
“播完了。”
“这么快?”
“嗯。”
她换了白大褂。口袋是空的。她在急诊留观室走了一圈,看了一个腹痛的,一个摔伤的老人,一个发烧的孩子。孩子大概三岁,在妈妈怀里哭,她蹲下来看了一下喉咙,转头对妈妈说:“扁桃体有点肿,不严重,开点药回去观察。”
妈妈道了谢,抱着孩子走了。沈愿安站在留观室门口,看着那个孩子趴在妈妈肩上,哭声渐渐小了,最后变成了抽噎。她站了一会儿。
窗外有救护车闪着灯进来了。她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留观室那张空了的位置。
那里刚才坐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发烧,扁桃体肿大。她开了药。他明天会退烧。他会在妈妈怀里睡着。他会长大。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这件事,她自己也不知道拿什么去羡慕。
她推开了急诊的大门。夜风灌进来。不热。是凉的。
“沈医生,”护士在后面喊,“有车祸伤,三个——”
“来了。”她说。
然后走进去了。
晚上回到家,她倒在床上干瞪眼。
要不是在直播,她一定会骂今天那个傻逼记者。
可惜在直播。所以她只是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走了”,体体面面地退场。她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不错,没有在镜头前失态,没有摔话筒,没有站起来指着那个记者的鼻子说“你他妈问够了没有”。
不过她已经在心里骂了无数次了,每次都不带重样的。
她翻了个身。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棉的,洗过很多次,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很淡。不是东国那种空气里的味道。那边的味道她到现在也说不清——硝烟、柴油、汗、血、消毒水、干裂的土。每天混在一起,闻久了鼻子就麻木了。
她翻回来。还是睡不着。
伸手摸手机,三点四十七分。屏幕亮了一下。她看到一个推送:“无国界医生沈愿安专访:战地归来的她说了什么”。她没点进去。把手机扣过去。
本来她都要忘了。
不能说是忘了吧,因为根本忘不掉,只能说是放下了,或者说是习惯了。
就像背着一个很重的东西走了很远的路,慢慢也就感觉不到重量了。你习惯了它压着你的脊椎、肩膀、后颈,习惯了呼吸的时候胸口那块地方是堵着的。
她回到医院上班,每天按点来,按点走,查房、写病历、做手术。同事觉得她正常了,能开玩笑了,食堂吃饭的时候会跟着聊两句。她自己也以为差不多了——那些画面开始变远,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想起来还是疼,但不再是一碰就出血的那种疼了。
然后她答应了那场直播。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院办来问的时候,她本来要说“不去”。可院办说那边想找一个无国界医生聊一聊,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边真实的情况,她听到“真实的情况”四个字,嘴就自己张开了。
她说“好”。
院办的人愣了一下,说“您确定?”她说“嗯”。
她以为她能控制。她以为那些事情她可以说得很平,像讲别人的故事。她以为只要不哭,就算过去了。她做了很多准备——在脑子里预演了一遍会被问到什么,想好了该怎么答,哪个问题可以多讲两句,哪个问题用两个字收掉。她甚至练了表情,对着洗手间的镜子看自己说“他去世了”的时候脸上会不会有变化。
没有。镜子里的她什么表情都没有。她觉得很满意。
可她没有准备那个傻逼记者。
毕竟不是所有记者都是好记者。
像许桉那样。
她想睡觉,可她的脑子突然像被上了发条似的。
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