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煞归墟》毛毛小丸子

2、白事先生 木川是被手

　　木川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
　　他那部碎了屏的二手智能机，闹铃声是一段走了调的《梁祝》，他闭着眼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划掉闹钟，翻了个身。
　　后背硌在硬板床的木头棱子上，疼得他龇牙咧嘴。
　　这张破床是他四年前从旧货市场五十块钱拖回来的，床板中间塌了一块，每晚睡觉都像在练铁板桥。他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欲坠的老吊扇发了会儿呆——扇叶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四年前的夏天留下的蚊子尸体还粘在上面，黑乎乎一片。
　　二十五岁那年，他被父母扫地出门，从敦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回到江南。口袋里揣着七百块钱和一张写着老房地址的纸条，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十八岁，戈壁工地上的钢筋刺穿了他的右眼。原生眼球破裂，手术植入异体义眼。从那天起，他的世界就变了——不是变暗了，是变得太亮了。亮得他几乎疯掉。昼夜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阴祟缠身，夜夜无眠。工地干不了了，学也没上完，同龄人考大学的考大学、打工的打工，只有他把自己关在那间朝北的小卧室里，窗帘拉得死死的，整夜整夜地对着墙角说话——不是自言自语，是在骂那些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滚开。有时候骂着骂着就吐了，跪在地上干呕，呕出来的全是酸水。

　　他坚信问题出在眼睛上。那只义眼。一颗无温度的玻璃球。自从它被植入他的眼眶，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就蜂拥而至，像黑暗中闻到了血腥味的苍蝇。他把所有苦难的源头都归到这只义眼上——只要换掉它，换一只更好的、更先进的、材质更接近人体组织的义眼，也许那些东西就会重新变回看不见的存在。也许他能做回一个正常人，找到一份正经工作，过年的时候敢回家，在饭桌上给他妈夹一筷子菜，什么都不解释，什么都不用说，就像那七年从来没有存在过。

　　攒钱，换眼睛，重新做人。三步走完，他的人生就能重启。

　　但他从来没攒够过。一只好点的进口义眼，带生物相容性涂层、带微血管模拟、带瞳孔自动调光的那种，至少八万起步。七年在西北，他从十八岁混到二十五岁，连八千都没攒下来过——找不到正经工作，没人愿意雇一个整天神神叨叨、右眼明显有残疾的年轻人。来江南的头三年，他靠白事生意勉强攒了一万五，存折上的数字涨得比老牛拉车还慢。他算过，照那个速度，攒够八万要到将近四十岁。

　　然后疫情来了。

　　准确地说，是2020年春节前开始的。一开始没人当回事，新闻上说有不明原因肺炎，木川扫了一眼手机就把这事忘了。他在这个小镇上过了四年，最大的新闻不过是菜市场猪肉涨了两块钱。但到了正月初，气氛突然变了。镇上封了路，大喇叭从早到晚循环播放防疫通知，所有人都被要求居家隔离。他的白事生意也跟着歇了——没人出门，没人办葬礼，连医院都不让家属进太平间。

　　那两个月他以为自己要饿死了。但他没饿死。因为三月份开始，死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不是一下子全涌过来的那种多，是缓慢的、持续的、每一个礼拜都比上一个礼拜多几个的那种多。殡仪馆的火化炉二十四小时不停转，预约火化要排队排到三天以后。家属哭都哭不过来，有的家庭一个月里走了两个老人，来他店里买寿衣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木的，连眼泪都流干了。木川那段日子忙得脚不沾地，有时一天要赶两场下葬，面包车的轮胎磨平了两条。花圈卖断货，香烛卖断货，骨灰盒的库存清空了三回。他从早到晚穿着那件黑色短袖在坟场和殡仪馆之间来回跑，口罩换了一个又一个，防护服穿脱了无数次，有时候忙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店里，累得连澡都顾不上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但他的存折上的数字开始涨了。涨得比他前三年加起来都快。

　　木川心里清楚，这种钱赚得亏心。每次他从家属手里接过厚厚一沓现金——疫情期间好多人不愿意用手机支付，觉得不吉利，非要给现金——他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悲伤表情，嘴里说着“节哀顺变”，心里却在算：今天这单又往八万的目标近了五百。然后他会在回家的路上骂自己一句。人都死成这样了，你还在算这个。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还是会把钱存进银行，看一眼存折上的余额，做一道减法，告诉自己还差多少。

　　对面修钟表的刘老头有一次隔着街喊他：“小木，你这阵子生意不错啊，天天往外跑。”木川笑着回了一句“混口饭吃嘛刘叔”，转头就钻进面包车里把车门拉上了。他知道刘老头没有恶意，但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总觉得像是被人在心口上戳了一下。
　　每天看着那些披麻戴孝的家属哭得站不住，他也会难受。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抱着她爷爷的遗像不肯松手，谁劝都不听，最后是她妈硬把照片从她手里掰出来的。
　　木川站在旁边看着，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低头去烧纸，把脸藏在火光后面。他是一个需要攒够八万块钱换眼睛的人，他可以心软，但他没有资格停下来。谁也救不了谁，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六月起，河里开始捞上来死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镇上人心惶惶，流言比疫情传得还快。但木川没空操心这些。他不是警察，河里的死人由别人去管，他手上的白事单子已经排到下个礼拜了。

　　木川翻身坐起来，光脚踩在水泥地上，走到墙角的水龙头前拧开，接了一捧凉水泼在脸上。他抬头看了眼镜子——镜子里的人也看着他。
　　寸头。小麦色的黑皮。骨相锋利，下颌线条削得像刀背。右眼的眼白上浮着一层极淡的青灰色，瞳孔比左眼略大一圈，在光线下有种不正常的反光。

　　就是它。

　　他盯着镜子里那只义眼，面无表情。十一年了，这只玻璃球在他的眼眶里安了家，像个不请自来又赖着不走的恶棍。
　　四年下来，他对这只眼睛的脾气已经摸透了。不能长时间暴晒，晒久了眼眶会发炎流脓；不能情绪太激动，太激动眼压会升高，疼起来整张脸都跟着抽。他估算过，按现在的攒钱速度，大概还需要两三年就能换上新义眼。如果能保持疫情以来的生意量，也许更快。
　　木川套上一件黑色短袖，把门拉开。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他眯起左眼，从兜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
　　他住的地方是父母留下的临河二层老房，一楼被他改成了店面，门口挂着块手写的木牌——白事一条龙。
　　字是他自己写的。四年前刚到镇上的时候，他把这块牌子挂出去，整条街的邻居都绕着走。白事这一行，在任何地方都晦气，在江南小镇更是晦气中的晦气。老年人觉得他一个外来的小伙子干这个是不祥之兆，中年人觉得跟他沾边会坏运，小孩被大人耳提面命不许靠近那栋破房子。
　　头三个月，他没接到一单生意。靠着在菜市场帮人搬货、在快递点帮人分拣包裹，勉强撑了下来。最穷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他在超市门口站了十分钟，最后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瓶老干妈，蹲在河边吃了两天。但他没走。他要是走了，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了。这只眼睛只有在江南才能攒够钱换——西北的机会更少，大城市竞争更激烈，至少在这个没人愿意干白事的小镇，他还有一门独门生意可以做。

　　转折发生在第四个月。巷尾的李奶奶走了，九十一岁，寿终正寝。家属嫌殡仪馆的套餐太贵，又找不到人愿意上门操办——镇上原本有个老白事先生，去年也走了，这一行彻底断了档。木川知道了，主动找上门，说他能做。

　　李奶奶的儿子狐疑地打量了他半天，最后问了一句：“你做过吗？”

　　“做过。”木川面不改色地撒谎，“在西北做了好几年。”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独立操办白事。他熬夜翻了那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葬经》，把里面能用的词全抄在一张纸上，第二天念的时候手心全是汗。但事办成了。李奶奶走得体面，家属满意，给了他一个红包——六百块，外加一条中华烟。

　　他把那六百块塞进床底下的铁盒里，离八万又近了六百。

　　从那以后，他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小地方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做得好就会有人帮你说话。街坊邻居渐渐发现，这个黑瘦的西北小伙子嘴甜、会来事、喊人从不带重样的——见了大妈叫姐姐，见了大爷喊老板，见了年轻姑娘笑一下，对方耳朵尖就能红半天。

　　“小木！起了没？”

　　楼下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吆喝。木川从窗户探出头，看见了巷口卖早点的王姨。王姨五十出头，腰比水桶粗，嗓门比腰还粗，每天早上推着三轮车从他门口经过，必喊一嗓子。四年前王姨是第一个主动跟他说话的人——那天早上他蹲在门口啃冷馒头，王姨路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拐回来，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他脚边，里面装着四个肉包子，热的。

　　“起了起了！”木川三两下跑下楼，拉开门，“王姐今天气色好啊，这红衣服一穿，起码年轻二十岁。”

　　“少贫嘴。都四年了，每天就这几句。”王姨笑得脸上的褶子堆成花，从蒸笼里夹出两个肉包子塞进塑料袋，又拿了一杯豆浆，一股脑儿地递过来，“拿着。今天是不是又去坟场？看你这一身黑，大清早的晦气。这阵子你是真忙，天天往外跑，人都瘦了一圈。”

　　木川接过包子和豆浆，笑了一下：“忙点好，忙点有钱赚嘛。”

　　说完他就后悔了。这句话从他嘴里蹦出来，轻松得像是卖包子的说今天生意不错。但卖包子赚的是活人的钱，他赚的是死人的钱。王姨倒是没在意，摆摆手说“也是，这年头能赚钱就不错了”，蹬着三轮走了。木川站在原地，咬着包子，觉得嘴里那口包子咽下去的时候卡了一下。

　　“木川哥！”

　　两个穿连衣裙的姑娘从巷口走过来，一个扎马尾，一个披肩发，手里各拎着一杯奶茶。马尾姑娘叫陈怡，在镇上移动营业厅上班，三年前她奶奶去世，木川帮忙办的后事，从那以后她就隔三差五来他店里转一圈。镇上的人都知道这姑娘的心思，只有木川假装不知道。

　　“这么早就开门了？”陈怡把手里那杯奶茶递过来，“给你带的，杨枝甘露，少糖。”

　　木川接了，也没客气：“陈老板这业务能力，公司不给你涨工资说不过去。”

　　陈怡脸微微红了一下：“你又贫。今天周六，你不休息吗？”

　　“我哪有周六。”木川吸了口奶茶，朝店里努了努下巴，“这阵子单子多，昨天又接了个活，九点要到坟场。你要是买花圈可以，聊天的话等我回来再说。”

　　“谁要买花圈了！”陈怡瞪了他一眼，拉着同伴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那你晚上在不在店里？我妈包了馄饨，给你送点过来。”

　　“在在在，阿姨包的馄饨那必须吃。”

　　陈怡满意地走了。她身边的披肩发姑娘压低声音说了句“他最近好像又帅了”，两个姑娘同时笑出声，笑声脆得像玻璃珠子落在石板路上。

　　对面修钟表的刘老头从眼镜片后面抬起眼，慢悠悠地说了句：“小木啊，你这张脸，开什么店不好，非开这个。这半年生意倒是好了，就是太晦气，我这钟表铺子都跟着你沾了阴气。”

　　“刘叔，这您就不懂了。”木川喝完最后一口奶茶，把杯子往垃圾桶里一扔，“死人钱最好赚，因为没人跟你讲价。等我攒够了钱——”他顿了一下，把后半句话和奶茶杯子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刘老头只当他攒钱是为了讨媳妇，摇了摇头，继续低头修他的钟。
　　小姑娘们对木川的热情，还不就是因为他那张脸。四年来，他的殡葬用品店门口时常有姑娘假装路过——有的来给家里已故多年的老人“补买纸钱”，有的来给“远房亲戚”咨询骨灰盒的价格，借口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

　　木川心里门清。但他从来不戳破。笑两句、贫两句、把人高高兴兴送走，他不敢谈恋爱。不止是谈恋爱，他连朋友都不敢交。
　　他和所有人都能聊上两句，插科打诨，热热闹闹。但热闹完了他还是一个人回到那间破房子里，关上门，打开床底下的铁盒，对着那张存折上慢慢爬升的数字发呆。

　　四万。离八万还差一半。快了。照这个势头，再攒一两年就够了。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扔掉这只义眼，换一颗新的。好的。不会让他看见鬼的那种。然后重新做人。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躺在床上，累得浑身散架，也会想，这半年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掏出来的。
　　死者家属递给他红包的时候，双手是抖的。有些人连红包都买不起，只能拿旧报纸包着钱，一层一层拆开，里面夹着零零碎碎的纸币。他每次接过来都说“够了够了”，然后转身把数字记进存折。他从不坑人，收的钱比殡仪馆便宜一半，穷人家办后事他还偷偷少收几百。但他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些人越痛苦，他离八万就越近。

　　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操蛋的活法吗。

　　但他没有选择。白事是他唯一的出路，疫情把这个出路拓宽了，他难道要因为良心不安就拒绝上门的生意吗？他又不是菩萨。

　　菩萨也救不了他。他得自己救自己。
　　反正白天起来还是要干活，还是要笑，还是要对着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露出恰到好处的悲伤。想太多了容易失眠，明天还得去坟场。

　　木川把店门大敞开，开始往门外搬东西。今天是白事一条龙的全套服务——他一个人当八个人用。花圈、纸钱、香烛、寿衣、骨灰盒、遗像支架、白布幔子，全部装上一辆破面包车。这车是他四年前花三千块买的二手五菱，车门关不严，空调是坏的，开起来整个车像在敲架子鼓，但能装。四年下来，这辆车载过不计其数的花圈，送过几十口棺材，轮胎沾过坟场的黄泥，车厢里常年弥漫着一股纸钱和香烛混合的气味。最近半年跑得尤其凶，驾驶座的坐垫都被他的屁股磨出了一个坑。

　　今天这单生意的苦主姓陈，死者是陈家老爷子，八十三岁，肝癌走的。不算横死，算是白喜事。木川最愿意接这种活——家属情绪相对稳定，流程按部就班，不用半夜被叫起来去河边捞死人。而且这种正常寿终的红包往往最厚，存折上的数字能多跳一格。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单做完，离八万又近了一步。

　　他发动面包车，引擎嘶吼了三声才不情不愿地点着火。他挂上挡，沿着河边那条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往镇外开。

　　车窗开着，河风灌进来。

　　木川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右眼隐隐发痒。他抬手揉了揉眼眶，义眼在眼球底座里轻微地转动了一下，发出一声极细微的、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摩擦声。

　　河风里有什么东西。

　　他说不上来。他的义眼只能看见鬼，看不见别的东西。但这条河最近让他不舒服。四年来他每天都要经过这条河，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最近一个多月，每次靠近河岸，他的义眼就会隐隐发胀，像是那颗玻璃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被什么东西唤醒。

　　一个半月，河里捞上来三个人。第一个是女的，第二个是卖鱼的，第三个是前几天那个清洁工。镇上的人都在传，说这条河不对劲。有人说是水鬼找替身，有人说是上游工厂排了什么东西，疫情期间人心惶惶，流言传得比病毒还快。

　　木川没接话。他不是本地人，这种话题他说不上嘴。再说了，他自己就是个被鬼缠了半辈子的人，没资格说别人邪门。

　　他把目光从河面上收回来，踩了一脚油门，面包车哐当哐当地往坟场方向开去。

　　陈家老爷子选的是土葬。镇上殡葬改革喊了多少年，老一辈的还是不肯火化，非得睡棺材入土。木川接了这单活，提前两天就上山挖好了墓穴。今天他的任务是把棺材从灵车上卸下来，放进墓穴，填土，立碑，烧纸，哭丧——全套流程他一个人顶。

　　灵车已经在坟场入口等着了。陈家的孝子贤孙站了一排，披麻戴孝，阵仗不小。木川跳下面包车，先跟陈家大儿子打了个招呼。大儿子五十出头，眼睛哭得通红，握着他的手说了一串客气话，塞了个红包过来。木川接红包的时候顺手捏了一下厚度——够意思。他脸上堆出一个恰到好处的悲伤表情，语气诚恳得像死了自家亲戚：“陈哥节哀。老爷子是好人，走的时候安详，这是福气。”

　　大儿子的眼泪又下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不出话。木川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把红包揣进兜里。红包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分量和存折上即将增加的数字一样实在。他垂下眼，把那一瞬间涌上来的、不该有的满足感压下去，转身去搬棺材。

　　八个人抬的柏木大棺，他一个人扛不了，好在大儿子雇了六个年轻力壮的亲戚帮忙。木川指挥着他们把棺材从灵车上卸下来，套上抬杠，六个人前四后二，他在前面领路，一步一步沿着山路上坡。

　　七月的坟场热得像蒸笼。知了在松柏树上叫得声嘶力竭，黄土在烈日下裂开一道道口子。木川的黑色短袖湿透了贴在背上，汗顺着寸头的边缘往下淌。他的右眼又开始痒了。

　　不止是痒。

　　是一种很细微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眼眶深处蠕动的感觉。他忍住了，没去揉。义眼发炎是老毛病了，天气热加上出汗就会加重。他打算干完这趟活回去滴点眼药水，今晚早点关门睡觉。

　　墓穴到了。木川指挥着抬棺的人把棺材平稳地放在两根横木上，然后自己跳进墓穴做下葬前的最后一道仪式——扫穴。

　　墓穴里比他预想的要潮湿。脚踩在穴底的黄土上，不是那种干燥松软的触感，而是有点黏，有点滑。他低头看了一眼，穴底的泥土颜色比周围的土层深了一个色号，像是被水浸过。

　　最近夏季雨水多，山里渗点水也正常。他没多想，拿起扫帚开始扫穴。但扫着扫着，脚底那股湿意越来越明显，他甚至能感觉到鞋底踩下去的时候有细微的水渍从泥土里被挤压出来，发出轻微的“咕叽”声。

　　他停下来，用鞋尖蹭了蹭地面。黄土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但踩上去的触感分明是湿的——不是表面泼了水的那种湿，是从地下渗上来的那种湿，像是脚底下几尺深的地方有一汪看不见的水在往上冒。

　　木川皱了一下眉。他挖过不少墓穴，夏天的坟场有时候确实会返潮，但湿成这样——鞋底已经开始打滑了——不太常见。

　　算了。赶紧扫完赶紧上去。这地方让他不舒服，不止是脚底那股湿气，还有右眼深处越来越明显的胀痛。那只义眼像是感知到了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在眼眶里不安分地微微震颤。

　　他加快动作，把穴底的浮土扫干净，在四个角落各放了一枚铜钱。嘴里念着词：“天圆地方，律令九章。今日下葬，万鬼伏藏。”

　　念词的时候，脚底那股湿意似乎更重了。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不是错觉，是他真真切切感觉到了——鞋底踩下去的时候，地面好像在轻轻往回推了一下。不是土松软的那种塌陷，而是像踩在了一个装满水的橡皮袋上，有一股极轻微的、从下往上的反作用力。

　　他不念了。

　　木川握着扫帚站在穴底，低头盯着脚下的黄土。太阳正当头，坟场的温度至少三十七八度，他的汗滴在泥土上，瞬间就被蒸发。但脚底那股湿意是凉的。

　　“小木？好了没？”上面有人催了。

　　“……好了。”木川抬头，脸上又挂回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一切顺利，准备放棺。”

　　他从墓穴里爬上来。脚底还黏着一层湿漉漉的黄土，他在地上蹭了两下鞋底，蹭掉那些泥，然后开始指挥放棺。

　　柏木棺材被六个人用绳索缓缓吊进墓穴，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就在这一刻。

　　木川的右眼猛地爆出一阵剧痛。

　　他闷哼一声，单手捂住右眼，身体弓成了一个虾米。

　　“小木？你咋了？”陈家大儿子看出不对劲。

　　“没事——”

　　话没说完，他看见了。

　　脚下的黄土表面正在渗水。不是从上面浇下来的水，是从地下往上渗出来的，细密的、无声的、一层一层往外洇的水珠。水珠在黄土表面聚成一片薄薄的水膜，在正午的烈日下反射出一种不正常的、油腻腻的光泽。

　　然后那层水膜动了。

　　它逆着地面的坡度，从四周往中间聚拢，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把它归拢。水膜聚成了一摊水，水越聚越深，颜色从透明变成灰白，从灰白变成深灰，从深灰变成黑色。

　　一团浓稠的、无定形的黑色水汽从那摊水中缓缓升起。

　　没有人看见它。抬棺的人正在把绳索从棺材底下抽出来，陈家大儿子正蹲在墓碑旁边擦眼泪，家属们正在忙着从竹篮里往外拿供品。没有人低头看地面，没有人注意到木川脚下的黄土上有一团不存在的黑雾正在凝聚成形。

　　只有木川看见了。

　　他想动，想喊，想跑。但他的身体动不了。右眼的剧痛像一根钉子把他的全部神经钉穿了，四肢被锁死在地上，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黑雾从水面中完全脱离出来，贴着他脚下的地面无声地滑过。它所到之处，干燥的黄土瞬间被洇湿，留下一道像蜗牛爬过一样的水痕。它碰到了最前面那个抬棺人的脚，从那双解放鞋的鞋面上漫过去——那个人没有任何反应，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它朝木川涌过来。

　　木川终于喊出了声。一个短促的、沙哑的、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音节。

　　“呃——”

　　所有人同时转头看他。以为他是中暑，以为他是低血糖，以为他是太累了。陈家大儿子甚至伸出了手准备扶他。

　　没有人看见那团黑雾正沿着地面攀上他的鞋底、他的脚踝、他的小腿。

　　那团东西没有温度。它从每一个毛孔渗入他的皮肤，钻进他的血管，沿着他的经脉往上爬。小腿、膝盖、大腿、小腹——像一条没有骨头的蛇，盘绕着他的身体往上缠。

　　然后它停了。

　　在他的右眼深处。

　　那团黑雾触碰到他义眼的一瞬间，整个停顿了一下。木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痛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感觉到那团东西在碰到他的义眼之后，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像一头猛兽把爪子按在猎物身上之后，忽然在猎物的气味里闻到了某种让它困惑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木川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想。他的意识正在被剧痛撕成碎片，视野边缘已经开始发黑。他唯一能感知到的是那团黑雾正在收紧，正在往他的喉咙方向涌。它缠上了他的脖子。

　　不是勒。不是掐。是从每一个毛孔渗进去，从内部压迫他的气管。他的喉咙像是被人从里面塞进了一团浸了冰水的棉花，又冷又胀，呼吸的通道被一寸一寸地堵死。

　　木川的身体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僵直了，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后脑勺重重地砸在黄土上。他的眼睛睁着——左眼，他唯一的好眼睛——瞳孔放大，眼球表面泛起了一层细密的血丝。嘴唇在几秒钟内从正常的血色变成青紫，又从青紫变成灰白。手指蜷曲成爪状，指甲深深地抠进泥土里，抠出了十道深深的沟痕。

　　“小木！小木！”陈家大儿子蹲下来拍他的脸，拍了两下发现不对劲——皮肤是凉的，完全不正常的冰凉，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他慌慌张张去摸木川的脉搏，摸了半天，脸色变了，“没、没心跳了……快打120！快！”

　　抬棺的人全围了上来。有人掏出手机打电话，有人把木川的头扶起来垫在自己腿上，有人解开了他的领口试图做心肺复苏。一双双手按在他的胸口上，拼命按压，但每一次按下去，手心里那个胸膛都安静得像一块石头。

　　木川能感觉到这些。意识还在，但身体已经不属于他了。他能感觉到有人在按压他的胸口，有人在他耳边喊他的名字，有一个抬棺的大叔声音都变了调，一直在说“这娃才多大怎么就没了”。这些感觉像隔着几层棉被传来的，模糊、遥远、越来越淡。

　　只有一样东西是清晰的——那团黑雾还在他身体里。

　　它在攻城掠地。从胸口开始，往两侧蔓延，沿着肋骨爬向腋下，沿着脊椎往下沉向腹腔。
　　它要杀了他。这个认知在木川越来越薄的意识里渐渐清晰。这东西不是鬼，不是他以前见过的任何阴祟。鬼是死的，这团东西是活的。它在进食。它在把他当成食物。

　　他的心脏在那一瞬间被黑雾完全包裹住了。

　　木川听见自己的心跳停了。左胸口那个跳动了二十九年的东西，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按了下去，不再动了。

　　黑雾裹着他的心脏，木川感觉自己正在从内部变冷，从心脏开始，一股深及骨髓的寒意向四肢蔓延。他的手指尖先失去了知觉，然后是脚趾，然后是整条手臂，然后是双腿。

　　他要死了。

　　这个念头清晰地浮上来，不带任何情绪的波澜。他要死了，在二十九岁，在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坟场，在为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头下葬的时候，被一团只有他能看见的黑色水汽杀死。这辈子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人。床底下那个铁盒子里攒了四万，离八万还差一半，再也没机会攒够了。没了就没了。

　　然后一个念头冒出来，在越来越薄的意识里，像一根刺扎在最软的地方——他到死都没换掉那只眼睛。

　　他的意识开始变薄。闭着眼睛，他感觉不到光了，听不见人声了，闻不到黄土的气味了。世界在关闭。

　　然后——

　　黑雾突然松开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一秒它还在用力绞紧他的心脏，下一秒它就松开了所有的缠绕，从他身体里退了出去，退得干干净净。木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是隐隐约约觉得那团东西不是被人赶走的——它是自己走的。黑雾穿过他的皮肤，沉入他身体下方那片被渗水洇湿的黄土，消失在墓穴底部渗出的水痕里。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压在他心脏上的无形力量消失了，但木川的心脏没有重新开始跳动。它被挤压了太久，像是被掐灭的蜡烛，灯芯已经塌了，就算把掐它的手指移开，它也燃不起来了。黑雾虽然离开了，但它留下的损伤还在——他的气管被从内部压伤了，喉咙里堵着一团看不见的淤塞，呼吸肌像一根被拉到极限又突然松开的橡皮筋，已经失去了回弹的力气。他陷入了机械性窒息的状态，自主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意识悬浮在一片无边的黑暗里，像沉入深水底部的一块石头。

　　假死。

　　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木川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了将近二十分钟。瞳孔对光反射完全消失，颈动脉无搏动，心音全无。一个年轻的急救员跪在地上做了十分钟的心肺复苏，压得满头大汗，最后被同行的医生拍了拍肩膀，轻轻摇了摇头。

　　没救了。

　　木川被抬上了救护车。按照疫情期间的处置流程，不明原因猝死、无家属在场的遗体，必须先送到殡仪馆，由法医进行尸检，排除传染病和其他可疑死因。

　　救护车开走了。陈家大儿子站在坟场入口，看着远去的车灯，手里的红包还没送出去。红包被他的汗浸湿了，表面那层红纸裂开了一小块。他想不明白，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刚才还在跟他说话、冲他笑、叫他陈哥，怎么眨眼间就倒在地上不动了。他把红包揣回兜里，决定明天亲自送到木川店里去——他还不知道那间店以后都不会再开门了。

　　抬棺的大叔们沉默地站在原地，烈日把他们的影子压成短短一截。棺材还悬在墓穴上方，绳索没有解开，柏木的棺身被晒得微微发烫。穴底的黄土上，那块被渗水洇湿的痕迹还在，在正午的暴晒下缓慢地蒸发，缩小，颜色从深褐变回浅黄，最后彻底消失，像是从来没有湿过。

　　大约半小时后，殡仪馆的登记处接到了一个电话。值班的老周一边听着电话那头，一边在登记表上写字。他挂了电话，把登记表推给走廊里经过的一个人。

　　“通知邱法医，今晚加班。有具新到的遗体需要做紧急尸检。死者男性，二十九岁，姓名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