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成Beta后，我被顶头上司发现了》薇薇昕

3、下乡 第三章

　　第三章

　　城西老街在城市的角落，夹在一片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和一条正在拓宽的马路中间，像一块被遗忘的补丁。

　　从公交车坐到终点站还要走十五分钟，沿途的路从柏油变成水泥，从水泥变成坑坑洼洼的实土，两旁的房子也从刷着新漆的公寓变成了灰扑扑的老式土砖。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出一副生活气。垃圾桶旁边蹲着一只三花猫，眯着眼看了我一下又到我脚边嗅了嗅最后懒洋洋地闭回去。这巷口有几棵老梧桐树，树荫底下摆着两把竹椅，空着，大概是昨天晚上这里老人忘拿回去的。

　　今天特意换了深色的短袖和黑色长裤，运动鞋，采访包斜挎在肩上。这里也确乎同江潮说的一样，土灰多。

　　拆迁办的临时办公点建在老街中段的一间空的门面房里，门口挂着一块简陋的牌匾，里面只有一个中年男人在低头翻文件。我推门进去表明身份，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又来记者了，你们都来好几回了，我们提的要求不合，还来干什么。"语气平淡，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像在说一件他早已习惯的事。

　　我拿出采访本，按照陈姐教的套路先问了大面上的政策依据和推进进度。对方回答得滴水不漏，全是标准话术，"按照全市统一标准执行""目前正在积极沟通协调"。我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这类官样回答虽然没什么信息量，但报道里必须要有平衡。

　　“如果就是问这种问题那请回吧。要是真还想调查什么，自己去居民户问，别来为难我们这挂名的小管理了。”

　　没多久，我从拆迁办出来，转身往街巷深处走去。真正的困难就在这。

　　第一家是个独居的老太太，我隔着院门喊了两声没人应。旁边一个正在扫地的阿姨抬头看了看我："找刘婆婆？她上女儿家去了，下午才回来。"

　　我顺势把采访本掏出来："阿姨您好，我是报社的记者，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老街拆迁的事，方便聊两句吗？"

　　那阿姨扫地的动作没停，头也没抬："不聊，你们记者写来写去也没用，我们说了又不算。"她拎着扫帚回了屋子，啪一声把门带上了。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把她的反应记在本子上。第二家开门的是个大叔，听了来意后倒没有直接赶人，但话里话外全是戒备："你们之前那个女记者，写出来的稿子我们看了，说什么'双方积极协商'，积极个屁！半年了没人来跟我们积极过。"

　　"大叔，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补偿价太低了。周围新建的商品房一平多少你们知道吗？拿那个价让我们搬，我们搬了去哪住？"他越说越激动，声音提高了几度，"你们要写就写这个，别写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现在那几个钱，别说好好生活了，过不了几天我这一大家子全要去睡桥洞。"

　　"您说的是，补偿标准我们确实还在争取。"我一边快速记录一边点头，"能具体说说您这边理想赔偿金是想要多少呢？"

　　大叔看了我一眼，像在判断我是真心还是走流程。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语气缓了一些："算了，不说了，说了也是一样，也没人管。"再就把门合上了。

　　我在门外站着，还想在打听一下，却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叹息。

　　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态度出奇地一致——门开一道缝，看清是记者，要么摇头说"不接受采访"，要么说几句抱怨的话就关门。
　　我本能地观察着每一家的表情和语气，默默记在本上。太阳越来越烈，脖子后面出了一层薄汗，我站在巷子拐角，把本子合上，喝了一口水，想先找个歇脚的地方，再把抑制贴换一番。

　　跟两个月前那位被赶走的记者手记里写的一样，街坊们的情绪是真实的。但还是因为长期无人理睬的失望已经盖过了倾诉的欲望，他们也不是不想要人听他们说话，是不信讲了就有用。说到底，之前的采访流程大概还是太"采访"了——该问的都问了，但都没问到真正的点上，更没有改变这个状况。

　　我站在梧桐树荫底下想了半天。本子上记了四户人家的门牌号都是对补偿标准的不满，每家都提了"不给到位坚决不搬"。但光有这些还写不成稿子，我需要一个愿意完整讲、愿意被记录的人。

　　旁边院子里传来收音机声，放的是评书。我探头往院门里看了一眼，一个老人家坐在竹椅上摇扇子，旁边矮桌上搁着半杯茶和一副老花镜。院墙的墙皮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红砖，墙角放着两个水桶和一把铁锹。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直接敲门。那院门开着半扇，我站在门槛外，没进去。

　　"爷爷听评书呢？"我说。

　　老人家转过头来，从老花镜上方看了我一眼。
　　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手里那把蒲扇摇得不紧不慢，院里还不时传来阵檀香。

　　"你谁啊？"

　　"我是报社的记者。"我说，语气放的很平，"不着急，您先听您的，我就是站这儿歇歇脚。"

　　老人家看了我一会儿，没赶人，但也没有接话。他转过头去继续听评书。蒲扇一摇一摇的，收音机里正讲到关键处，说书人的声音高亢激昂。

　　我也真就靠着院墙站着，没再说话。太阳晒得墙皮闷闷发烫，透过薄薄的衣料贴在背上。那只三花猫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过来了，蹲在我脚边舔爪子，可能是太喜欢我的味道所以还抓上了我的裤脚。

　　评书讲完了一段，老人家伸手把收音机关了。他转头又看了我一眼，摇着扇子："你站了有一会儿了，歇好了没？现在要干嘛。"

　　"嗯，歇好了。"我冲他点了一下头，"我走了。"

　　我转身的时候他喊住了我："哎——你是真想听还是走个过场？"

　　我回头："真想听。"

　　老人家沉默了几秒，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那着蒲扇冲旁边的矮凳敲了敲："坐下说。"

　　我在矮凳上坐下来，打开采访本。他把收音机往旁边挪了挪，把茶杯端过来抿了一口，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二年。我儿子在这条街上长大的，现在他在城东买了房，让我搬过去一起住。"

　　他顿了一下："我不搬。这是我的家。"

　　我握笔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记下来。

　　"您家里几口人？"

　　"就我一个了。老伴走了三年。"

　　"您觉得拆迁办那边给的补偿标准合理吗？"

　　"合理个屁。"他声音不大，但笃定，"我打听过了，隔壁区同地段的标准比我们高了两成。说是什么统一标准，统一个屁。他们就是欺负我们这条街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没人闹。"

　　我没有急着追问，只是让他讲。他从补偿标准讲到老伴生前种在院子里的那些棵树，说每年秋天一开花满院子香，说搬了之后不知道会不会被推掉。他讲得很慢，夹杂着长久的沉默和偶尔的叹气。

　　我把能记的都记了。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

　　临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送我到院门口，指着巷子深处说："你往前走五十米，左拐第一家，住着个姓徐的小孩，我记得他媳妇快生了，这些天因为拆迁的事急得不行。你再去问问看他愿不愿意说。"

　　我说了声谢谢，把那棵桂花树的事单独记了一页。

　　往前走了五十米左拐，院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一个年轻男人来开门，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穿着背心裤衩，脸上带着熬夜的黑眼圈嘴里叼了根牙签。我主动报了身份，他犹豫了一下，往屋里看了一眼，回头说："进来说吧，别站门口，热。"

　　徐哥是这条街上最年轻的住户，在城东打工，去年才把媳妇接过来。房子是租的，但房东说拆迁之后他得搬走，补偿款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他媳妇的预产期也就剩一个月了，搬走的话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落脚。

　　他说到最后嗓子有点哑，低头搓着手。

　　我全程没打断他，只是偶尔点头回应。最后合上本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那你写出来有用吗？"

　　我看了他三秒，说："可能吧，我尽量。"

　　他苦笑了一下，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我站起来告别，他送到门口，又补了一句："隔壁张阿姨家的女儿读高中，复习资料堆了一屋子，这马上也要高三备考了，也是愁的不行。"

　　我把张阿姨家的门牌号记在了徐哥那页的空白处。

　　从老街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我在巷口买了一瓶冰水，坐在公交站台的塑料椅上喝完，把今天记的采访内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刘婆婆没在家、扫地阿姨拒绝了、抽烟的大叔抱怨了几句关门了。第四第五家都是类似的情况，愿意坐下来聊的只有评书爷爷和徐哥，但这两个人的口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方向——补偿标准不一致是老街居民最大的不满，而搬迁后的安置问题则是压在很多租户心头的石头。

　　我在本子空白的一页写了一行字：切入点——标准不一致与安置困难。然后合上本子。

　　公交来了。
　　我上车，还是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慢悠悠地驶离老街。后视镜里那条灰扑扑的巷子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栋新建的楼盘后面。

　　回程的路上手机震了一下。

　　江潮："怎么样了？被骂了吗？"

　　我打出两个字："还行。"三秒后又补了一条："有进展。"

　　江潮发来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靠着车窗闭了一会儿眼。后颈的抑制贴已经快没什么用了，得赶紧换掉了。

　　今天太累了，连脸红的力气都没有。

　　但下车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评书爷爷说的那些棵树。秋天到了应该很香吧，等他搬走了就没了太可惜。

　　我停了一下，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明天再去一趟，给树拍张照。"

　　然后我背起包往宿舍走，八月的晚风迎面吹过来，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