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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别 大洋北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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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傍晚之后,很多事情不一样了。
我把她带回家了。
她很痛苦。
那天晚上,我抱了她,也吻了她。
17岁少女的唇是冷的,眼泪却温热滚烫,砸在我的唇边。
我疯了,看到她的模样,竟然下意识吻了她。嘴唇对嘴唇,只轻轻一下。
她没推开我。
她忽然不哭了。
她睡了。
我不知道她后来是怎么处理那些事的,她没多说,我也没多问。我只知道她住进了学校安排的宿舍,换了一个班级,不再是我的同桌。
但她还是会来找我。
有时候是课间,她站在走廊另一头,远远地朝我挥手。有时候是放学,她等在楼梯口,手里拎着两杯奶茶,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插好吸管,边走边喝。
她不再抛硬币了。
我注意到这件事,是在某一个放学的傍晚。我们路过那两家奶茶店,她脚步没停,直接拉着我走了左边那家。我低头看她的手,空的。她的口袋里也不再有叮叮当当的声响了。
我没问。她也没解释。
高考前的那个春天,崔佳音瘦了很多。但她精神却比从前好了不少。
她说她要出国。
“澳大利亚,”她趴在走廊的栏杆上,下巴搁在手臂上,偏头看我,“我姑姑在那边。”
“挺好的。”我说。
“黎语,”她叫我,声音有点轻,“你会不会想我?”
我没说话。
直到今天,我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二人绝口不提那个晚上的事,仿佛这样,就能做成一辈子的好朋友。
她假装不知道,我也假装不知道她知道。
至于我会不会想她,那是我才要思考的,是值得我用一生破解的命题。
看我沉默,她笑了一下,直起身伸了个懒腰。午后的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算了,”她说,“不用回答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很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没有回答她。我也没办法回答她。
——因为我留不住她。
崔佳音走的那天是七月,夏天最热的时候。她剪了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没人来送她,除了我。
“阿语。”
她小跑过来,在我面前站定。我们之间隔了半步,谁也没往前,谁也没退后。
“我要走啦。”她说。
“嗯。”
“到了给你发消息。”
“嗯。”
她低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
我摊开掌心,竟然是一枚硬币。
“还你一枚。”
我攥紧那枚硬币,指尖硌得有点疼。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像想是说什么。但最后她只是笑了笑,伸手捏了一下我的手指,很轻。
我试着回握她,崔佳音在不经意间抽开了,好似生怕我会再多说什么,多做什么。
好似怕她会因为我改主意。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觉察到,崔佳音是一阵碰一下就会收回来的风。
“阿语,你以后也要好好的。”
她走了,只留下这么一句。
她走了,又留我一人。
我站在门口,把手里那枚硬币翻过来,又翻过去,翻了一路。
崔佳音到了澳大利亚之后,确实给我发了消息。
她拍了学校的图书馆,拍了海边的落日。她说悉尼的冬天不冷,室友是个韩国人,做饭很难吃。
我一条一条回。有时很快,有时隔几个小时。
后来她发的消息少了。从每天几条,变成几天一条,再变成几周一条。
我看到她的朋友圈。她在学生会做事,参加了很多活动,交了很多新朋友。照片里的她笑得跟从前一样,明亮,张扬,像个小太阳。
只是那个太阳照不到我了。
我不难过,只是偶尔会想,她的口袋里还装不装硬币了。
大学毕业那年,她发了一条很长很长的消息给我。我看了两遍,然后删掉了。
她说她在悉尼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做设计。她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当地人,对她很好。
她说,阿语,他跟我求婚了。
最后她问:你会来吗?
婚礼定在十月的第二个周末,悉尼的春天。
我把请柬打开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放进抽屉里。那枚硬币放在最里面。
我没有去。
不是因为距离,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签证。
——我只是不敢。
我怕我坐在那里,看她的笑脸,看另一个人牵她的手,看她在别人的怀里笑。
我怕看见那些画面。
更怕我坐在那里,心里会想:如果时间停在那个巷子里,就好了。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好了。
我不想面对这个念头,不能面对这个念头。
所以我没有去。
我随了礼。不多不少,一个合适的数字,附了一句“新婚快乐”。
她收了,回了我一句“谢谢你阿语”。
然后她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穿着婚纱,站在海边,头发比高中时长了很多,被风吹起来。照片里,崔佳音笑得肆意。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放在桌上。再回神,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我不觉得悲伤,收到照片的那一刻,我竟极度平静。我没想太多,只是忽然想高二那年,崔佳音坐在我旁边。她凑过来看我在写什么。我说没什么。她就笑。
“阿语,你这个人什么话都藏着。”
那时候我没有回答她。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未来,也没机会了。
年少时滋生的情感,藏久了就烂在肚子里了。如若说出来,反倒没有地方放。
物是人非。
十七的崔佳音和我同求一个生机。二十七岁的我们分隔大洋两岸,一个新婚燕尔,一个静候佳音。
我把抽屉拉开,拿出那枚硬币。银质的,被我保存的很好,在台灯底下泛着光。
正面,反面。
第三面是生机。
可是崔佳音,你没告诉过我,第三面也是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