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档案》柳再溪

9、第 9 章 法

　　法租界巡捕房来函的时候，韩羽澜正在填那张结案报告。

　　表格行数不多，死因栏，身份栏，处理意见栏，空了三行。

　　笔尖悬在纸面上一寸，墨水干了半截，没落下去。

　　敲门声响了两下，记录员小周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封公文函，封口压着法国巡捕房的蓝印泥章。

　　“法租界来的，高署长让直接给您送过来。”

　　韩羽澜接过函，拆了封。

　　内页两页纸，法文在上，中文在下，措辞客气，大意是法租界近日有一起坠楼案件，因涉及租界外籍人士与中国商户之间的财务纠纷，需要华界警务厅派员协查。

　　署长高炳坤已经签了同意，函末附了一行手写批注：此案由韩羽澜主事负责对接，租界巡捕房李督察为联系人。

　　他把函放在桌面上，指尖敲了敲那行批注。

　　周德庸的结案催办和法租界的协查函同一天到，像是踩着点来的。

　　“函上写的坠楼是什么时候的事？”

　　“回主事，听说是十天前了。法租界宜昌路那边一栋四层洋楼，一个叫赵永昌的绸缎庄老板从楼上掉下来，当场没了。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封了现场，对外说的是失足坠亡，家属闹过两次，被压下去了。”小周压低了声音，“但是街面上传的跟巡捕房说的不一样，有人说赵永昌死前三天刚从天津回来，带着一笔数目不小的现款。人一死，钱就不见了。”

　　韩羽澜把函折好放进抽屉：“赵永昌的家属现在还在临津？”

　　“在，住在法租界边缘那条槐树巷里，租的房。他老婆带着个半大儿子，日子不太好过。赵家以前在临津也算有头有脸的商户，这几年生意淡了，铺子盘出去两间，剩一间门面撑着。”

　　“法租界巡捕房那边有没有给过卷宗？”

　　“说是等您过去了当面交接。”

　　韩羽澜点了点头，小周退了出去。

　　门关上之后，他坐在桌前没动，手指搁在那封法租界公函的封口印泥上，指腹蹭了一下蓝印泥的凹凸痕迹。

　　法租界的案子跟华界向来泾渭分明，协查这回事，一年也未必有一次。

　　高炳坤批得这么痛快，要么是上头压下来的面子，要么是这案子烫手，法租界自己想往外甩。

　　他看了一眼窗外。

　　雪停了，屋顶的雪化了一半，露出灰黑色的瓦片。

　　临津的春天来得迟，三月末了，空气里还是那种干冷干冷的铁锈味。

　　下午他换了便服，没穿制式大衣，搭了一辆黄包车往法租界去。

　　租界的路跟华界不一样，柏油路面压得平，路两旁是法国梧桐，枝桠刚冒出一点绿芽。

　　洋楼一栋挨着一栋，铁艺栏杆漆着黑漆，楼前挂着带法文的铜牌。

　　偶尔走过几个穿西装的洋人，黄包车夫脚底下放慢了速度，绕到路边让。

　　巡捕房在霞飞路尽头，一栋灰白色两层建筑，门廊上悬着法国三色旗和五色旗，旗角在风里拍得啪啪响。

　　韩羽澜进了门，报了姓名，值班巡捕领他上了二楼。

　　走廊尽头一间办公室，门上铜牌写着李督察三个字。

　　门推开，里头坐着一个穿藏青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四十出头，脸晒得偏黑，颧骨高，嘴角往下压着，看起来常年不笑。

　　桌面上摊着一堆卷宗，烟灰缸里堆了四五个烟蒂。

　　“韩主事，坐。”李督察没起身，伸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高署长那边的人跟我说过了，你负责对接我们这边的事。”

　　“卷宗呢？”

　　李督察把桌上一册薄卷宗推过来：“赵永昌，四十七岁，临津本地人，做绸缎生意。三月十七号晚七点左右从宜昌路永泰大楼四楼坠下，当场死亡。现场无打斗痕迹，死者身上没有外力伤，除坠楼造成的骨折和颅脑损伤外无其他创伤。初步判断为意外失足或自尽。”

　　韩羽澜翻着卷宗，速度不快。

　　现场照片拍得规整，赵永昌仰面朝天摔在楼后巷子里，身体呈一种不自然的扭曲，左臂折到背后，右腿弯着，像被叠起来扔下去的。

　　大楼四楼朝北的一扇窗户开着，窗台外侧有半个鞋印，是死者自己的皮鞋印。

　　“鞋印只拍了一半？”

　　“窗台窄，只能踩前半掌。角度问题，那个位置站不稳，所以说是失足。”

　　韩羽澜把照片抽出来对着窗外的光线看。

　　鞋尖朝外，脚跟朝里，如果是要从窗户跳下去，人的重心会先往窗外倾，脚掌着力点应该在脚掌前半部，鞋印形态符合。

　　但如果有人从背后推他，他为了维持平衡反而会脚跟先发力，鞋印不会是这个朝向。

　　“家属怎么说？”

　　李督察弹了弹烟灰：“他老婆来闹过两回，说赵永昌在天津做了一笔生意回来，随身带着两万块的银票，人死了钱没了。她说是被人害了。我们查了他天津那边的往来账目，确实有一笔两万块的货款入账，但他回来之后这笔钱的去向没有记录。他住过的那间房翻了三遍，一块银元都没翻出来。”

　　“银票有没有号？哪家钱庄开的？”

　　“天津隆昌银号的票，不记名。号查过了，没人去兑。”

　　韩羽澜合上卷宗：“你们怀疑什么？”

　　李督察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盯着韩羽澜看了一会儿：“韩主事，这话我只跟你说。赵永昌死前半个月，法租界有另外两个商人先后出事。一个是开茶叶行的孙敬安，正月二十在自家仓库里上吊。一个是做皮货生意的冯世良，二月初四出门之后再没回来，半个月后有人在租界外的运河边找到他的尸体，说是失足落水淹死的。这三个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他们死的那个月，账面上都有一笔大额进账。孙敬安有一万二，冯世良有八千，赵永昌有两万。进账之后不超过十天，人死了。钱全部失踪。法租界巡捕房三起案子分别结了，孙敬安是自杀，冯世良是意外，赵永昌是失足。三个案子不在一个督察手里，分别办的，谁也没把三件事往一起想。但卷宗全在我这。”李督察拉开抽屉，拿出两册更厚的卷宗拍在桌上，“我调了归档，看过一遍。三笔钱虽然分别从不同渠道来，但是背后都拐到同一个地方。一个叫诚德商行的铺子，开在租界南边一条偏街上。赵永昌那笔钱，天津隆昌银号转出来的渠道查不到末端，但他从天津回来那天下午，有人看见他在诚德商行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站了不到五分钟就走了。”

　　“那铺子什么背景？”

　　“名义上是个做南北杂货的中介行，实际上谁都知道它后面是法国人。法商普莱西的公司底下挂的一个壳，专门过一些不太好见光的账。”

　　韩羽澜盯着那两册卷宗，伸手翻开了孙敬安那本的首页：“三起案子都结了你才翻出来，为什么这时候交出来？”

　　李督察的表情没变，嘴角还是往下压着：“因为上面让结案。我按住了赵永昌这桩没签死，拖了十天，等高署长那边的协查函批下来。你们华界查这个，比我们租界巡捕房方便。法租界的洋人我们不能碰，但你们可以找别的路子。”

　　韩羽澜没接话。

　　他把孙敬安和冯世良的卷宗也翻了翻，三个人的死亡时间间隔一个月左右，死法各不相同，但钱都失踪了，都跟诚德商行沾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