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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水第三天 水库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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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退水第三天,我在被淹二十八年的柳湾小学屋顶上,看见一个撑红伞的女人。
一辆皮卡从眼前驶过,我再看时,人已经没了。红伞还插在泥里,四周没有半个脚印。当天的巡查登记本上,又多出了我母亲的签名。
这件事过去快一年了。
大家听听图一乐呵,文中所有地名和人名我都改过。不是为了故弄玄虚,而是有些人至今不愿意别人再提起柳湾村。去年有人把我在水库拍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到半天,照片和账号一起没了。后来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嫌日子过得太安稳。
这一切都得从这时候说起。
去年七月,澄江一带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旱情。水库原本就要检修东侧泄洪闸,几件事撞在一起,水位降到了建库以来的最低点。退水第三天,库区北岸露出一大片黑色淤泥,先是房梁,接着是瓦顶,最后连一条石板路都从水里冒了出来,那是被淹了二十八年的柳湾村。
我叫周照,当时二十九岁,在县水务服务中心做测绘。说得体面一点是技术员,其实是合同工,哪里缺人就往哪里顶。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六点,我和护库员高俊沿北岸巡查,给裸露建筑编号,劝走挖铜钱、捡木头和拍短视频的人。
七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四十分,我第一次看见那个撑红伞的女人。
她站在水面中央。
准确说,是站在柳湾小学的屋顶上。旧教学楼只露出二层以上,青瓦积着半尺厚的泥。那女人穿灰蓝色上衣,打着一把很旧的红布伞,背朝我们,一动不动。
当天太阳很毒,水面上没有雾。我和她之间最多三百米,不存在看花眼。
高俊也看见了。他先骂了一声,说这帮拍视频的真不要命,然后拿扩音喇叭喊:“上面的人,马上下来!下面全是淤泥,陷进去没人救你!”
女人没有反应。
高俊又喊了一遍。她慢慢把伞往左偏了偏,露出半张脸。
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五官,只觉得她在看我。
下一秒,一辆运送围栏的皮卡从后面经过,卷起一阵灰。我抬手挡了一下,再看过去,屋顶上只剩一把合拢的红伞,斜插在淤泥里。
女人不见了。
从屋顶到水边没有路。那片泥像刚熬开的芝麻糊,别说一个人,就算丢只鸡进去,也得留下两排爪印。
可我用长焦镜头把屋顶从左到右扫了一遍,一枚脚印也没找到。
高俊沉默了很久,说:“可能蹲下了。”
我说:“那伞谁拿着?”
他没回答。
那天的巡查提前结束。回到临时板房,我把无人机照片导进电脑,放大柳湾小学的位置。屋顶上确实有一把红伞。伞旁边的泥里还有几道白色痕迹,像有人用手指写过字。
分辨率不够,我只勉强认出最前面的两个:周照。
那是我的名字。
高俊看完后,坚持说是瓦缝反光,让我别自己吓自己。他把巡查登记本推过来,叫我补签上午的记录。
本子是最普通的蓝皮硬抄,每组两个人,进库和离库各签一次。早上六点十分,我和高俊的名字挨在一起。下面本该空着,却多了一行字。
“沈春梅,九点四十,柳湾小学。”
沈春梅是我妈。
字是蓝黑色的,笔画细而直,和她平时写购物清单的字一模一样。就连“梅”字最后一横往上挑的习惯都没差。
我给她打电话时,她正在菜市场和鱼贩子还价。背景里很吵,她听我问柳湾村,突然不说话了。
过了几秒,她问:“你爸又跟你胡说什么了?”
我说不是爸,是我在巡查本上看见了你的名字。
她立刻把声音压低:“小照,你听妈的,调个班。这几天别去北岸。”
“你去过柳湾?”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北岸?”
电话那头传来塑料袋被攥紧的响声。她再次说自己没去过,然后匆匆挂断。
当晚我回父母家吃饭。我爸周守义患有轻度认知障碍,清醒时和普通老人没区别,糊涂时会把我叫成别人。他年轻时在移民办开车,参与过澄江水库搬迁。我原以为能从他嘴里问出点东西,没想到刚说出“柳湾”两个字,他手里的筷子就掉在了地上。
他盯着我,嘴唇颤了半天。
“你从哪儿回来的?”他问。
“水库。”
“谁让你回来的?”
我妈啪地把汤勺搁在桌上,让我别刺激他。
我爸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他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指甲几乎掐进肉里。
“七户。”他贴着我耳朵说,“名单上少了七户。”
然后,他抬头越过我的肩膀,像是看见门外站着什么人。
“罗老师,”他小声说,“别点了。这个不是你的学生。”
我回头看去,防盗门关得好好的。
门缝底下,却缓缓淌进来一线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