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死者记得他》VV不在

42、人工通道 11月1日

　　11月1日下午两点，保全审查继续。
　　档案服务厅的第八台节点、三分钟启动日志和QS-CX-0311纸质原件被分别提交。纸张先完成墨迹年代与印章编号初检，没有发现后期补写迹象。更完整的鉴定仍需时间，因此法院只把它作为支持继续保全的初步证据。
　　杜维真承认“源身份终止”不属于现行死亡登记类别，却称它是2039年旧项目的内部技术状态，不能直接等同于注销自然人身份。
　　法官问：“技术状态有没有导致贺临川的账户、任职记录和社会识别同时失效？”
　　“从结果看，存在关联影响。”
　　“持续了多久？”
　　杜维真没有回答。
　　三年多的现实后果，不会因为最初写在项目内部就只属于项目。
　　委员会又称今天八点五十八分的启动是升级包残留定时任务，不代表有人违反法院命令。这个解释反而证明委员会无法在收到暂停令后彻底停止程序。
　　下午三点十分，法院作出阶段性裁定。
　　11月1日一致性升级继续暂停三十日；十二台兼容节点全部列入证据保全，未查扣的四台由独立技术组接管；委员会不得以升级、维护或医疗评估名义继续执行身份校正；所有受影响人员是否接受检查，由本人分别决定。
　　委员会还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升级包的签署链、统一维护密钥调用记录和十二台节点的历史维修清单。材料由法院指定的独立保管人接收，不再先经过委员会内部一致性审查。
　　三十日不是案件结束期限。法院可以根据节点鉴定和受影响人数继续延长，也可以在风险被排除后缩小范围。
　　完整A06不进入委员会证据副本。现阶段仅保留四十三秒节选与校验值。
　　祁正衡的当前声明也被单独保护。裁定明确，他拒绝恢复记忆不能被委员会用于证明公共档案正确；任何一方若要求治疗，仍需重新取得他本人同意。
　　杜维真当庭提出复议。法院登记申请，但复议在作出新决定以前不停止本次保全。
　　裁定还单独处理了贺临川的参与资格。
　　法院没有直接恢复他2039年的公民档案。旧任职、住址和社会关系仍需逐项核实，不能因为委员会的版本失去可信度，就把所有相反记忆自动写成事实。
　　书记员为他签发一张临时身份争议凭证。
　　凭证上的姓名是贺临川，状态为登记争议中。它允许他在本案内接受通知、主张个人神经数据权利、使用必要医疗服务，也允许他在身份系统拒绝时请求人工核验。
　　凭证有效期与三十日保全同步。期满时如果身份调查仍未完成，可以根据法院记录续签，不要求贺临川先证明所有被删除的年份。它不是施舍一个临时名字，而是在档案争议期间保住他已经能够表达的当前身份。
　　这张纸不能让旧同事突然想起他，也不会补回三年间不存在的账户记录。它只承认，在争议查清以前，系统无权继续把眼前的人当成一项错误数据。
　　办理凭证时，书记员指着通知联系人一栏，说明可以填写，也可以留空。
　　贺临川没有立即落笔。
　　他过去三年没有能够通过身份系统确认的亲属或朋友。黎向晚是独立医疗人员，沈砚秋负责案件，都不适合作为日常通知联系人。
　　闻知序站在窗口外，没有主动替自己安排位置。
　　贺临川转过身：“这里可以写你吗？”
　　“可以。”闻知序回答。
　　“不是A07。”
　　“我知道。”
　　“以后如果不愿意，可以撤掉。”
　　闻知序看了他一眼：“联系人也不是永久授权。”
　　这句话让贺临川停了片刻，随后才落笔。
　　贺临川在联系人栏写下闻知序的姓名。书记员只核对闻知序是否知情，没有询问他们属于哪一种关系。
　　凭证签发以后，档案节点的邻接记录也完成解析。剩余四台设备中，有一台在市殡葬事务中心遗属支持室。过去三周，它先后接收过六名载体家属的预约编号。
　　预约时间分布在死亡手续完成后的第三至第七天，名义都是免费哀伤咨询。节点参数却要求优先处理家属对死亡过程的因果判断，而不是失眠、进食或急性悲伤等常规问题。
　　这说明六起死亡结束以后，程序仍在尝试控制由谁来讲述死者最后发生了什么。
　　法院没有因此命令六名家属统一接受神经扫描。节点任务只能证明存在干预计划，不能证明每个人都已经受到相同影响。后续通知必须分别说明已知风险和未知部分，也必须把拒绝检查列成与接受检查同等有效的选项。
　　调查人员没有立即联系家属说明记忆可能受到影响。突然告知同样可能改变他们对丧失过程的理解。独立医疗组先起草风险说明和拒绝检查的选项，节点查扣则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晚上六点，贺临川和闻知序离开法院。
　　出口的自动闸机无法识别临时纸质凭证，屏幕仍然显示账户不存在。值班法警看过裁定编号，从控制台旁拿出钥匙，打开了最边上的人工栏杆。
　　他又在纸质出入册上记下放行时间和贺临川的姓名。
　　贺临川从栏杆下经过时，机器没有显示姓名，也没有发出核验成功的提示。
　　替他打开通道的，只是一个读完了纸面记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