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的守望》浪子文清

89、第三卷 第二十五章 故人终叹 半生庸碌困

　　消息传到县城的时候，是午后。
　　李梦如正在厨房里择一把韭菜。韭菜是早市上买的，三块钱一把，叶子肥厚，根上还带着潮润的泥土。她低着头，一根一根地掐掉枯黄的叶尖，指甲缝里嵌进去一点绿汁。窗外的阳光很好，十一月的天，难得晴得这么透，把厨房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照得叶片发亮。
　　电视开着，本地频道正在播一条新闻。她没认真听，手头忙着，耳朵里只进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字眼——"三门湾""救人""不幸遇难"……直到那个名字清清楚楚地撞进来。
　　陈望平。
　　她手里的韭菜掉在水池里。水流还在哗哗地冲着，冲得那些绿叶子在池底打着旋儿，转过来转过去，转得她眼花。她伸手去关水龙头，摸了两下没摸到，手抖得厉害，指尖在光滑的不锈钢面上滑来滑去，像一只找不到落点的虫子。
　　她站在原地，愣了很长一段时间。
　　厨房里很安静，只有冰箱低沉的嗡嗡声。阳光斜斜地照着，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贴着白瓷砖的墙壁上。那个影子佝偻着，肩膀塌着，一动不动的，像个被钉在墙上的旧照片。
　　她慢慢地蹲下去，靠着橱柜的门板，整个人缩成一团。膝盖顶着胸口，两只手捂着脸，指缝间凉凉的，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别的什么。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沉重地砸在肋骨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陈望平死了。那个从白浪山走出去的、写诗的、二十一岁就离开故土的少年，死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海里。死在救人上。
　　就像苏慧一样。
　　她想起苏慧。
　　其实她从未见过苏慧本人。只在陈望平偶尔寄回的报纸上见过她的名字——记者苏慧，某某版面，某某报道。那时候她还住在县城那套老筒子楼里，每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那个沉默寡言的丈夫转。日子是一潭死水，没波澜也没声响。偶尔从娘家那边听人说，望平在省城找了个对象，是个报社编辑，大学生，有文化，长得也好看。
　　她当时正在晾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手在衣架上停了一瞬。就一瞬。然后继续把湿漉漉的衬衫抖平、抻直、挂上晾衣绳。心里想过什么没有？可能想过。但那些念头太浅了，像水面上漂的油花，一晃就没了。她没资格想那些。她嫁了人，生了孩子，是别人的老婆、别人的妈，跟那个姓陈的、爱写诗的小伙子隔着十万八千里。她连他的脸都快记不清了。
　　后来听说苏慧死了，死在1999年的一场山洪里，救人救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搬了家，从老筒子楼搬进了单位新分的集资房，两室一厅，带阳台，比原来宽敞不少。她记得那天晚上她炒了三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清炒时蔬，一个西红柿蛋汤。丈夫吃完就回屋看电视去了，两个孩子扒了几口饭也跑开了，她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慢吞吞地把剩菜都吃了，吃得很干净。吃完去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她想起望平那个瘦高的、不爱说话的背影，想起他小时候坐在山坳里看书的模样。然后就那么哭了。没有声音的、只是眼泪往下掉的哭。水龙头开着，她弯腰洗着碗，眼泪滴进水池里，和洗洁精的泡沫混在一起，看不出来。洗完了擦擦手，拍拍脸，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送孩子上学，照样买菜做饭。
　　日子就是这样。什么都能咽下去。苦的涩的辣的酸的，嚼碎了吞了，胃里翻腾一阵也就过去了。人不能跟日子较劲，较不过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她坐在厨房冰凉的地砖上，想起陈望平，想起苏慧，想起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都死在救人上。一个死在土里，一个死在海里。一个三十一岁，一个四十九岁。中间隔了十四年，隔了山海，隔了生死，可到头来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她想起很多年前，有那么几次，她见过陈望平。
　　第一次是刚嫁到县城没多久。那时候还住在百货公司后面的职工宿舍，房子旧，窗户小，冬天灌风夏天闷热。有天傍晚她去巷口倒垃圾，看见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站在路灯底下，手里捏着个信封，正仰头看门牌号。路灯昏黄昏黄的，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拎着垃圾桶愣在原地。他也看见了她。两个人隔着七八步远，谁都没开口。巷子里很安静，能听见远处谁家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着黄梅戏。他手里那个信封被他捏得皱了，边缘都起了毛边。后来是他先开口，叫了一声"梦如姐"。声音有点哑，像是赶了很远的路。她应了一声，嗓子眼堵着什么似的，只应了一声"哎"。他说他来找一个同学，同学住这附近，地址写的不太清楚。她给他指了路，往前走第三个巷口右拐，红漆铁门那家就是。他点点头说谢谢。然后两个人就又站了一会儿，都没话说了。她拎着垃圾桶的手有点酸，换了个手拎着，他就说那梦如姐我先走了。她嗯了一声，看着他转身走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一晃一晃的，走到巷口拐弯就不见了。她拎着垃圾桶站了很久，直到旁边楼房有人喊"谁家垃圾不倒放那儿臭死了"，她才回过神，赶紧把垃圾倒了，把桶拎回去。进了屋才发现手还攥着那个垃圾桶的提手，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后来又见过一次。隔了几年，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大概是她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她在街口买完菜往回走，迎面碰见了他。他看起来比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老了一些，眉眼间多了沉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脚上是一双半旧的解放鞋。他看见她，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嘴角往上弯了一下，但那笑意没到眼睛里。两个人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她问他怎么来县城了，他说来处理点事情，顺便看看有没有便宜的书卖。她点点头说那你看完了来家里坐坐，他现在住的地方她是知道的，就随口报了个地址。他说好，但后来没来。她那天做了一桌子菜，等到天黑也没见人影。菜凉了热，热了又凉，最后她自己吃了，吃着吃着就掉眼泪，一边吃一边掉，咸的辣的混在一起分不清滋味。第二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她照常洗衣服拖地，谁都不知道她等过谁。
　　还有一次更晚，具体是哪年她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候她的腰已经开始不好了，站久了就酸。她在县医院门口的公交站等车，准备回娘家看一个生病的亲戚。车没来，她靠着站牌站着，忽然听见有人叫她。一抬头，是他。他手里拎着一袋药，脸色比前几次见时更差了些，颧骨突出，眼窝凹陷，像是生过一场大病的模样。她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老毛病了，肠胃不好。她让他回家去煮点小米粥养养，他答应了，嘴里应着，人也上了车。她后来回娘家那几天，心里一直悬着，做什么都心不在焉的，弟媳妇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却翻来覆去，把枕头底下的那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条捏了又捏，始终没有打出去。
　　就这些了。从1985年之后算起，她统共也就见过他三四回。每一次都短暂，每一次都隔着点什么，每一次她都想多说两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走的时候她从来不敢多看，怕看了就忍不住，怕忍不住就什么都来不及收场。
　　现在彻底不用再见了。他死在了海里。
　　她蹲在厨房的地上，觉得腿麻了。想站起来，撑着橱柜的门板使了使劲，没站起来，膝盖软得像棉花。她就索性坐在地上，背靠着橱柜，两条腿伸直了摊在冰凉的白瓷砖上。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脚面上，那双布鞋是自己纳的，鞋帮上缝着一圈暗红色的滚边，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起了毛。她盯着自己的鞋尖看了很久，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砸在鞋面上，洇开一小团深色的印子。
　　她哭得不好看。没有声音，没有起伏，就是眼泪一直往下淌，淌到下巴上，滴答滴答掉在衣服上。她也没有抬手去擦。就这么坐着，由着眼泪流。厨房里那股子韭菜的味道还在，清冽的生涩的，混着自来水的水腥气，混着她身上洗衣粉的味道。这些味道太熟悉了，熟悉到她闭着眼都能描摹出这个厨房的每一个角落——灶台左边第三个抽屉里放着剪刀和削皮器，碗柜最上层摞着一套用了二十年的青花瓷碗，碗底都磕出了细纹，水龙头拧到底会滴答漏水，得再往回拧半圈才行。
　　这就是她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厨房里做了三万六千多顿饭，炒过的菜、煲过的汤、煮过的粥，加起来能把整个富水河填满。可这些饭菜做给谁吃呢？丈夫吃了三十多年，永远面无表情地扒饭夹菜，连咸了淡了都懒得说一句。两个孩子吃了二十多年，吃着吃着就飞走了，一个去了武汉，一个去了深圳，每年春节回来待几天，临走塞给她点钱，说妈你照顾好自己。她把他们一个个喂大了、送走了，剩下她自己还在这个厨房里，日复一日地择菜、洗菜、切菜、炒菜、洗碗、擦灶台。食材和锅碗之间，就是她全部的人间。
　　而苏慧呢？那个她从未谋面的女人，那个在报纸上留下名字的记者，那个被山洪吞没的女人——她活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偶尔翻到的一份旧报纸。报纸是包东西用的，不知道谁带来的，被揉得皱皱巴巴。她本打算直接扔了，可展开的瞬间看见了苏慧的名字。是一篇报道的署名，印在标题下面，宋体小字，"本报记者苏慧"。她拿着那份报纸看了很久。报道写的是一个偏远山村的留守老人，用了大半版的篇幅，写老人怎么一个人生活，怎么种地，怎么生病了没人管，怎么攒了一辈子钱给孙子盖房，孙子却再也不回来了。写得很细，细到老人的手是什么样子、碗里吃的是什么饭都写出来了。她读着读着就入了神，站在垃圾桶旁边把整篇报道从头到尾看完了。
　　看完之后她把那份报纸叠好，压在了柜子最底下那格，跟户口本、房产证放在一起。后来搬了几次家，那份报纸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她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想，这个女人，跟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苏慧会跑到山里去，会坐在陌生老人对面听他说话，会把那些没人听的故事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她看见的是苦难，记下来的也是苦难，可她在苦难面前不是缩着脖子走过去的。她蹲下来看，伸出手摸，把自己整个人泡进去。
　　而她李梦如，一辈子都在躲。躲进厨房里，躲进柴米油盐里，躲进母亲和妻子的身份里。她以为躲得够深就安全了，可躲到最后，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她站起来，腿麻得针扎一样疼。扶着橱柜挪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捧了把凉水泼在脸上。水顺着下巴滴进领口，冰得她一激灵。她抬头看镜子，镜子里那张脸老了，眼角挤满了细密的纹路，眼皮耷拉着，嘴角往下坠。这间厨房的镜子上永远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和油雾，人影是模糊的，朦朦胧胧地只看见一个发灰的轮廓。
　　她看了很久那个轮廓。最后用袖子擦了擦镜子，把那张脸擦清楚了，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老成了什么样子。五十三岁了。跟守安一样大的年纪。跟陈望平死去的年纪隔了四岁。他们兄弟俩，一个还活着，孤零零地守着那座空山；一个没了，永远留在不知道多远的海边。
　　她想起守安。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她轻易不碰。碰了就疼，疼了也忍着，忍着忍着就习惯了。三十多年了，她已经学会了不主动去想他。可有时候，山里的风吹到县城来，带着点泥土和草木的气息，她就会愣一下，心里那个位置就隐隐地发酸。
　　她跟守安这辈子见过几次面。次数不多，每一次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头一次是她刚嫁到县城不久，回娘家探亲，在村口的槐树底下碰见他。他刚从地里回来，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泥巴，肩上扛着一把锄头。看见她，他脚步顿了一下，锄头从右肩换到左肩，嘴唇动了动，喊了一声"梦如"。她也停下，手里拎着给娘家带的点心，纸绳勒得手指发红。两个人隔了两三步的距离站着，日头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碎金子一样洒了一身。他问她过得好不好，她说好。她问他爹身体怎么样，他说还行，老毛病了。说完这两句就没话了。最后他说还要去给田里放水，扛着锄头走了。她站在槐树底下看着他的背影拐过山坳才走，纸绳把手指勒出了一道深红的印子。
　　后来又有几次。她回娘家奔丧的时候见过一面，他站在人群外面，没上前跟她说话，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余光瞥见他，心里颤了一下，但没有转头。丧事办完她坐车回县城，车开出村口的时候她从后窗望了一眼，看见他还站在老屋门口，像一截被时间钉住了的影子。
　　还有一次是九十年代初，她出来买菜，在县城东街的路口碰见了他。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脚上的鞋子刷得干干净净，像是特意拾掇过。她后来才知道，他是来县城给村里办什么事，顺便——也许是故意——从她常买菜的那条街走了一趟。两个人站在水果摊旁边说了几句话，他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大的上小学了。她问他山里怎么样，他说还是老样子，人越来越少了。说着话，卖水果的老板娘在旁边削甘蔗，甘蔗皮落了一地，那种甜丝丝的气味混着街上的尘土味，她到现在都还记得。后来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对她说"那我先走了"，就转身汇进了人群里。她拎着菜篮子站在原地，看他被来来往往的人吞没了，才低下头继续挑西红柿，挑着挑着发现眼眶发热，使劲眨了眨眼，把那股热意憋了回去。
　　还有一次更晚，可能是九八年还是九九年，她已经记不太清了。在渡口，她回娘家给父亲上坟回来，等渡船的时候看见了他。他也来渡口送什么人，两个人隔着半条河岸站着，远远地互相点了点头。那天风大，吹得她头发糊了一脸，她用手把头发掖到耳后，再抬头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渡船来了她上了船，船到河心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眼，岸上已经空了，只剩一棵歪脖子柳树在风里摇着枝条。
　　就这些了。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每一次都短暂得像一次眨眼的工夫，短到她来不及说什么，来不及做什么，来不及把那句压在心底三十多年的话掏出来。她不知道他是不是跟她一样，也把每一次碰面反复地想起来，反复地咀嚼，像嚼一粒没有甜味的口香糖，嚼到腮帮子发酸也舍不得吐。
　　这些见面的间隙里，她听别人说他一直没娶。有人劝过他，乡里干部也给他介绍过，他都摇头。问为什么，他只说"惯了"，就两个字，把人全挡在外面。她听了什么都不说，只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睁着眼看天花板看到天蒙蒙亮。身边的人打着鼾，她侧过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不敢翻身，不敢出声。
　　她从来没后悔过嫁人这件事。她认命。嫁人是她自己的选择，或者说，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那个年代，那样的家境，一个乡下姑娘能被县城工人看中，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她爹她妈都这么说，村里的婶子大娘也这么说，连她自己都觉得，这大约就是命。命让你往东你就往东，让你往西你就往西，硬掰是掰不过的。
　　可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呢？如果渡口那次私定终身之后，她死活不肯嫁，绝食也好，逃跑也好，怎么样都好，就是咬死了不松口——守安会不会也硬气一回，上门来抢人？她不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命运只给了她一条路走，别的那条路长什么样，她连做梦都梦不见。
　　她嫁了张建国之后，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就是没有温度。结婚头两年，张建国对她还算客气，说话带着笑，偶尔下班回来给她捎点零食点心。后来生了孩子，他就慢慢淡了。不是变坏了，是变空了。他回家吃饭，吃完饭就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睡觉，早上起来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两个人的对话固定在几个句式上："饭好了没""嗯""孩子作业写完了没""写了""睡了""睡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她想跟他说点什么，可他永远坐在电视机前面，后脑勺对着她，像一堵不会动的墙。
　　她曾经试过。试过在饭桌上讲今天菜市场的见闻，试过说隔壁谁家媳妇又怀孕了，试过问他单位里有什么新鲜事。得到的回应要么是一个"嗯"，要么是沉默，沉默到她自己都觉得尴尬，讪讪地住了口，低头扒饭。后来她就不说了。习惯性地把话都咽回去，咽着咽着，喉咙就像堵了什么东西，再也说不出来了。
　　她有时候想，张建国恨她吗？应该不恨。他只是不在乎。不在乎她这个人，不在乎她每天在想什么、做什么、开心还是不开心。她在他的生活里像一个必要的摆设，像那台冰箱、那台电视，摆在那儿就行，不用说话，不用有情绪。而她也就真的成了一个摆设。每天准时把饭菜端上桌，准时把屋子打扫干净，准时把衣服洗好叠好放进柜子里。做完这些她就无事可做了，只能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电视里的人哭啊笑啊闹啊，她面无表情地看完一集又一集，看到眼睛酸了就去睡觉。
　　有一次，大概是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张建国晚上喝了点酒回来，没来由地冲她发了一通火。具体骂了什么她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你除了做饭洗衣服还会干什么？一天到晚闷声不响的，跟个木头桩子似的。"她站在那儿，手里还端着给他泡的醒酒茶，茶杯是结婚时候买的，杯壁上印着一对鸳鸯。她低头看着那对鸳鸯，热水氤氲上来，把两只鸟熏得雾蒙蒙的。她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没有哭。只是坐着，坐了很久。第二天早上照常起来做早饭，张建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喝了粥去上班。她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刷锅洗碗晾衣服。
　　从那以后她就彻底死心了。死心这种东西，跟生病一样，不是一下子的事。是一点一点地，这个地方死一块，那个地方死一块，慢慢慢慢地整颗心都凉透了。凉透了也好，凉透了就不疼了。她把自己缩进日复一日的家务里，让洗衣服、做饭、拖地、买菜填满每一分钟，填到没有空隙去想别的、去感受别的。她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滴答滴答走着，走到哪天发条松了，停了，也就完了。
　　可现在她忽然觉得不甘心。
　　这种不甘心来得毫无道理。五十三岁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牙都开始松了，腰也常常犯疼，还有什么可不甘心的？可她就是不甘心。想到苏慧那么轰轰烈烈地活过、爱过、死过，想到陈望平为了一份念想守了半生海、最后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想到守安守着一座空山等了半辈子也没等来一个圆满，她就觉得心里有个地方钝钝地疼。
　　她这一辈子，有没有真正活过？
　　她爱过守安，那是真的。十四五岁的年纪，在梯田里一起干活，他给她递水、帮她背筐，她偷偷看他一眼，心里扑通扑通跳得跟擂鼓似的。后来他托人捎话，约她去渡口见面。她去了，站在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等，等得手心都是汗。他来了，两个人并排站着看富水河的水从脚下流过，他搓着手跟她说："梦如，我想娶你。"就那么一句，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全，可她当时觉得，这一辈子就是这个人了。
　　后来没成。后来她嫁给了张建国。
　　嫁给张建国的头几年，她夜里做梦经常梦见渡口。梦见柳树，梦见河水，梦见守安站在水边冲她笑，露出一口白牙。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她侧着身躺着，把脸埋进枕头里，不敢翻身，不敢出声。身边的张建国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打着轻鼾。她听着那个鼾声，心里空得像个黑洞，什么都填不满。
　　后来连梦都不做了。也许是做过的，只是醒来就忘了。人到了一定年纪，连做梦的能力都在退化。她的世界里只剩下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日三餐四季轮回。她变成了一个女人该变成的样子，贤惠的、沉默的、不起眼的、可有可无的。所有人都说她是个好女人，本分、勤快、不惹事、不折腾。只有她自己知道，"好女人"这三个字，是用命换来的。用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所有鲜活滚烫的那一部分换来的。
　　而苏慧，那个她没有见过的女人，至死都是鲜活的。三十一岁的年纪，在暴雨洪水中跑进跑出，把老人一个一个背到安全的地方。她完全可以不回去的。她已经在高地上了，安全了，活着了。可她回去了。她明知道回去可能会死，还是回去了。她让所有人活，唯独让自己死了。
　　李梦如想起自己在山洪那年做了什么。1999年夏天，白浪山也发了水，虽然没浙东那边厉害，但河水涨满了堤，低洼处的田都淹了。县城这边没事，只是连着下了好多天雨，她住在楼上，照样买菜做饭洗衣服。有一天傍晚雨特别大，她趴在窗口往外看，看见富水河的水已经漫到岸边的柳树根了，浑浊的水面上漂着树枝、塑料瓶、一截不知道谁家的木头。她看了一眼就把窗户关上了，怕雨潲进来打湿了地板。然后回到厨房接着切菜，菜刀剁在砧板上，笃笃笃，有节奏地响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时候她不知道，在同一片天空下，在几百里外的浙东山村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洪水里背着一个又一个老人往外跑。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浑身泥水、精疲力竭，还在咬着牙往危房里冲。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最后被泥墙砸中、被洪流卷走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切完了菜，炒好了菜，等张建国下班回家吃饭，吃完饭刷碗，刷完碗看电视，看完电视睡觉。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雨夜。
　　可此刻她站在厨房里，忽然觉得那个雨夜一点都不普通。那个夜晚，千里之外，有一个女人用命换了几条老人的命。而在同一个夜晚，她李梦如正为了一顿饭、一个碗、一个面无表情的丈夫，消耗着她本来可以用来燃烧的一生。
　　她蹲在厨房地砖上很久，久到窗外的日头偏西了，光线从雪白变成暖黄，斜着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更长了。她撑着想站起来，腿彻底麻了，像踩在棉花堆里。她扶着橱柜一点点起身，膝盖咔咔响了两声，是老骨头的声音。
　　她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手还是抖的，拨号码的时候按错了好几次，听筒里一直嘟——嘟——嘟地响。终于拨通了，那边接起来，是娘家一个远房侄子的声音。她尽量让声音平稳，问他听没听说陈望平的事。
　　侄子顿了顿，说听说了，山里的老人都知道了，守安叔那边也已经得了信。
　　她问守安还好吗？
　　侄子沉默了一下，说："梦如姑，守安叔……那天听说了消息，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整天。天黑的时候谁喊他都不应，后来陈家族里一个晚辈翻墙进去，看见他就坐在堂屋那把老椅子上，手里攥着一封信。人倒没大事，就是……整个人都空了。你都不知道，他那眼神，看着跟死了一样。我们劝他吃点东西，他摇摇头说'不饿'，劝他喝口水，他摆摆手说'不渴'。就那么坐着，从天亮坐到天黑，从天黑又坐到天亮。我昨天去看他，他还坐在那儿，姿势都没变过。那把椅子底下，烟头堆了满满一地。"
　　她握着听筒的手在发抖。嘴唇也在抖，她想说点什么，可牙关打着颤，字一个一个地往外蹦，不成句子。最后她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挂完之后她站在客厅中央，觉得这个屋子空得吓人。两室一厅，九十多平方，住了他们两口子二十多年。可此刻她站在这里，觉得这房子大得像一片旷野，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把她吹得摇摇晃晃。
　　她走到门口换了鞋。那双布鞋，刚换上的时候还干干净净的，现在鞋面上沾了泪痕，洇成深色的斑。她没看，拉开门就走了出去。楼道里很安静，隔壁人家的狗听见动静叫了两声，她没理。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扶着楼梯扶手，台阶一级一级在脚下退后。
　　出了单元门，外面的风迎面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她打了个哆嗦，拢了拢外套的领子，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本能地往前走，出了小区大门，沿着人行道一直走。
　　街上的梧桐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黄澄澄地挂在枝头，风一吹就飘飘摇摇地往下掉。她踩着落叶走，脚底下沙沙地响。路过的行人不多，偶尔有人看她一眼，大概觉得这老太太一个人埋头走路的样子有点奇怪，但也只是看一眼就走了。
　　她走了很久，不知不觉走到了富水河边。
　　河还是那条河，从白浪山一路淌下来的，淌了千百年了。她站在岸边，扶着栏杆往下看。水流比夏天时候慢了许多，清澈了不少，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和水草。对岸的柳树叶子黄了大半，枝条垂在水面上，被水流轻轻地扯着，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像有什么话要说却说不出口的样子。
　　她靠着栏杆站定，风吹着她的头发，白的黑的交杂在一起。她没有抬手去拢，就那么让风吹着。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她也不觉得冷。
　　她想起来，很多很多年前，也是在这条河边，陈望平还没有离开白浪山的时候，有一次她从娘家回来，在渡口碰见他。那时候望平大概十七八岁，个子已经很高了，瘦瘦的，戴着一副旧眼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他蹲在渡口那块青石板上，手里拿着个本子，埋头写着什么。她走过去，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是她，愣了一下，脸有点红，像是被人撞破了什么秘密似的，把本子往怀里藏了藏。她笑他，说写什么呢还怕人看。他支吾了两句，后来把本子递给她，说梦如姐你看看，我瞎写的，不好别笑话我。她接过来看，是一首诗。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但句子很好看，写的是富水河的黄昏，写渡船、柳树、远山的轮廓、归鸟的影子。她看了两遍，把本子还给他，说写得真好。他耳朵尖都红了，低着头把本子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像揣着一件宝贝。
　　那是她最后一次跟陈望平单独说话。后来他就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好好住过。
　　她忽然想，如果当初她没有嫁给张建国，而是守在山里，跟守安成了家，日子会是怎样？会不会也天天吵天天闹，贫贱夫妻百事哀？会不会他们俩在柴米油盐里磨着磨着，也像她和张建国一样，变成了两个无话可说的陌生人？她不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命运只给了她一条路走，别的那条路长什么样，她连做梦都梦不见。
　　可守安没有娶别人。他一个人守了三十多年，守到山空了、人走了，守到连弟弟也葬在了海里。他还在那儿守着，像一棵长在石缝里的老树，风吹不倒，雨打不垮，就那么在原地站着，站成了一座碑。
　　她想回去看看他。
　　这个念头涌上来的时候，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多少年了，她没有主动想过要回白浪山。娘家父母不在了之后，她几乎断了跟山里的所有联系。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疼了，梯田疼，渡口疼，连路边的一草一木都疼。她不敢回去，怕一回去就把那些压了三十多年的东西都翻出来，怕自己扛不住。
　　可现在她忽然不怕了。陈望平死了，死在救人上，死在善意上。苏慧死了，也死在救人上，死在善意上。这两个人用命告诉她一件事：人这辈子，有些东西比活着重要。比安稳重要，比本分重要，比做一个"好女人"重要。她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怕，最怕疼。可到头来疼也没躲过，躲了一辈子还是疼。不如干脆不躲了，疼就疼吧，疼到底也就那么回事了。
　　她转身往回走。步子比来时快了些，踩得落叶哗哗响。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走一步，影子就跟一步，不离不弃的。她走着走着忽然想笑，嘴角扯了一下，那笑意还没成形就散了。眼角又涌上来什么，热热的，她抬手擦了一下，湿的。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客厅里黑着灯，张建国的皮鞋摆在门口，人已经回来了。她推开门，听见电视机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他吃完饭了，碗筷摞在餐桌上没收，剩菜盘子敞着口，凉透了。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副吃剩的碗筷，走过去，一个一个摞起来端进厨房。水池里还泡着她下午择的韭菜，已经蔫了，叶子软塌塌地贴在池底。她打开水龙头，把韭菜捞起来扔进垃圾桶，把碗洗了，锅刷了，灶台擦干净了。一切都做完，她擦了擦手，走进卧室。
　　张建国靠在床头看电视，眼皮半耷拉着，快睡着了。听见她进来，也没转头，只含含糊糊地问了句："晚饭呢？"
　　她站在卧室门口，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建国，我想回白浪山住一阵子。"
　　张建国终于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那张脸上没什么表情，连惊讶都没有，只是平平淡淡地说："随你。"
　　就这两个字。随你。
　　李梦如站在门口，看着床上那个跟她过了三十多年日子的男人。他头发白了，肚腩也起来了，眼角的皱纹比她还要深。她忽然发现，她对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么恨了。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无能。无能去爱，无能去疼，无能去看见另一个人活着的全部。而她呢，她也无能。她无能挣脱，无能反抗，无能开口说"我想要"，无能伸手去抓。他们两个无能的人，绑在一起过了三十多年，谁都不欠谁的。
　　她点点头，说："那我收拾收拾，过两天就走。"
　　张建国"嗯"了一声，又把脸转回去看电视。她退出来，轻轻带上了卧室的门。
　　回到自己那间屋，她打开衣柜。柜子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她的衣服、旧被褥、压箱底的毛毯。她翻了一会儿，翻出一个布包袱，蓝底白花的，还是她出嫁时候娘家陪送的。包袱皮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起了毛边。她把它抖开铺在床上，开始往里面装东西。两件换洗的衣服、一双布鞋、一条围巾。想了想，又把压在柜子最底下的那个铁盒子拿出来。盒子不大，锈迹斑斑的，锁扣都松了。她打开看了看，里面是几张旧照片。一张是年轻时候的她自己，扎着两条辫子，站在梯田里笑。一张是全家的合影，爹妈坐在中间，她和弟弟站在两边，背景是老屋的土墙。还有一张，是很多年前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巴掌大一块，印着"记者苏慧"四个字和一篇报道的片段。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个，只是当年剪下来的时候就留着，留到如今了。
　　她把铁盒子也放进了包袱里，压在最底下。包袱打好结，扎紧了，搁在床头。
　　然后她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色。远处有谁家在炒菜，油锅刺啦响了一声，香味飘进来，呛锅的葱花味儿。隔壁的孩子在练琴，磕磕绊绊地弹着《致爱丽丝》，弹错了好几个音，又从头开始。楼下有人在喊谁的名字，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
　　这些都是她听了一辈子的声音。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可今晚听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了。她坐在那儿听着，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酸酸的，胀胀的，又有点空落落的，像一口井，底下的水忽然涌上来，把井壁上的青苔都泡软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手指粗短，关节突出，指腹上全是老茧和裂口。这双手择过几万斤菜，洗过几万件衣服，擦过几万遍地。她把它们翻过来看手心，掌纹乱糟糟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一张画坏了的草图。
　　明天她就要回白浪山了。回到那个她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回到富水河、梯田、老槐树身边。回到守安身边。她不知道见了面要说什么，不知道守安看见她是什么表情。她什么都不想计划，什么都不想预设。她只是想回去。这辈子头一回，她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夜色一寸一寸地沉下来。她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听楼下的声音一点点静下去，听隔壁的琴声停了，听远处街上的车声稀了。整个世界都在安静，安静地沉入深秋的夜里。她坐着坐着，忽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有什么东西从身体深处被释放出来，轻飘飘地升上去，消失在黑暗的天花板里。
　　五十三岁的李梦如，在嫁给张建国的第三十四个年头，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她不知道这个决定会通向哪里。她只是觉得，是时候了。是时候回到那条河边，是时候去面对那些她躲了一辈子的人和事，是时候把那个压在心底三十多年的包袱解开看一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她摸了摸床头那个蓝底白花的包袱。布面粗糙，硌着手指，是实实在在的触感。她攥着那个包袱的角，攥得紧紧的，像攥着一根救命的绳子。
　　窗外起风了，吹得梧桐叶子哗啦啦地响。深秋的风凉了，带着一股子泥土和枯草的气息，混着远处富水河的水腥气，从窗缝里丝丝缕缕地钻进来。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个味道，她认得。是山那边的味道。是白浪山的味道。是她埋了三十多年、却从来没真正忘记过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