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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哈尔滨·饺子与户口本 顾清父母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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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之行结束后,她们飞了一趟哈尔滨。
飞机降落在太平国际机场时,是下午三点。舱门打开,一股干冷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与洛阳的温润形成鲜明对比。林墨第一个打了个哆嗦,然后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缩着脖子说了一句:“操,忘了哈尔滨比洛阳冷这么多。”
“你上次来的时候就说过这句话。”叶晚跟在她身后下机,语气平淡。
“那是因为我每次都忘记!”
“那你下次可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我记了,但备忘录提醒的时候我在忙,看了一眼就划掉了。”
“那你记了等于没记。”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记得一样。”
“我记得。”叶晚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条羊绒围巾,慢条斯理地围上,“所以我带了围巾。”
林墨看着她,沉默了两秒,然后转头看向走在后面的顾清:“你老婆欺负我。”
顾清正在低头看手机,闻言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她说的都是事实。”
“你们夫妻俩联合起来针对我。”
“我们是夫妻,”顾清依然没有抬头,“结婚证上写着的。”
“操,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拿结婚证说事。”
苏婉走在最后面,手里牵着苏见,背上背着林初——小姑娘在飞机上睡着了,到现在还没醒。她没有参与前面的对话,只是安静地观察着到达大厅的环境:出口在哪里,洗手间在哪里,哪里有热水供应。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到哪里,先搞清楚基础设施的位置。林墨曾经评价她“像一台人形导航仪”,苏婉没有否认。
顾清的父母已经在到达大厅等着了。
顾清的母亲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藏蓝色羽绒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肯定装了吃的。她站在到达口,伸长脖子张望着,一看到顾清的身影,立刻扬起手来挥了挥,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顾清的父亲站在她旁边,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旧棉袄,脊背依然挺得笔直,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没有挥手,但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顾清身上,从她走出通道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移开过。
顾清加快脚步走过去,叫了一声:“妈,爸。”
母亲一把拉住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顾清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的目光已经越过她,落在了后面那一串人身上——叶晚,林墨,苏婉,还有四个孩子。
这是苏婉第一次见顾清的父母。
叶晚走上前,自然地叫了一声:“爸,妈,我们回来了。”她的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仿佛她不是从几千公里外飞来,而是刚刚下班回家。顾清的母亲笑着应了一声,目光在叶晚身上停留了一下,然后落在了她身后的苏婉身上。
苏婉走到顾清父母面前,微微欠了欠身,礼貌地叫了一声:“叔叔好,阿姨好。”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温和。顾清的母亲看着她,笑着点了点头:“你好你好,快进屋,外面冷。”苏婉没有立刻进门,而是放下行李,洗了手,然后自然地走到面板前,拿起一张饺子皮,开始包。
她包饺子的动作很熟练。在成都那些年,她一个人过年的时候,包过无数次饺子。那时候她住在面馆老板提供的楼梯间夹层里,低矮得直不起腰,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晚上十一点才能躺下。过年的时候面馆关门了,她没有钱回南澳岛,就一个人待在那个夹层里,用一个小电锅煮饺子吃。窗外是成都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窗内是一个人和一盘饺子。那些年她包饺子的手艺,就是在那些孤独的除夕夜里练出来的。
顾清的母亲看了一眼她包的饺子——皮薄馅大,褶子均匀,一个个像小元宝似的整齐排列着——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姑娘,手真巧。”
苏婉笑了笑,没有抬头,继续包着下一个饺子。她的手指很稳,每一道褶子都捏得均匀而细致,像在做一件精密的手工活。然后她轻声说了一句:“阿姨,我是林墨的配偶。”
客厅里安静了一瞬。
林墨刚喝进去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她强行咽下去,然后被呛到,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叶晚坐在旁边,淡定地递了一张纸巾给她,没有看她,但嘴角有明显的上扬弧度。顾清的母亲手里那个饺子停在半空中,看了看苏婉,又看了看林墨,然后又看了看苏婉。她的表情经历了从疑惑到理解再到恍然大悟的过程,最后她把饺子放下,擦了擦手,走到苏婉面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好。都是一家人。”
苏婉抬起头,看着顾清的母亲,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她没有说什么“谢谢阿姨”之类的话,只是低下头,继续包饺子。但她包饺子的动作,比刚才更轻快了一些。
那天晚上的饭桌,是顾清家历史上最拥挤也最热闹的一次。一张老旧的八仙桌,平时只坐三个人,此刻挤了十个人——顾清、叶晚、林墨、苏婉、四个孩子,加上顾清的父母。椅子不够,林墨和叶晚坐的是塑料凳;碗筷不够,顾清的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两套;杯子不够,孩子们用的小碗代替。但没有人介意这些细节。
桌上摆满了菜——红烧排骨、糖醋鲤鱼、蒜蓉西兰花、地三鲜、锅包肉、酸菜炖粉条,还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饺子。顾清的母亲不停地给大家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这个排骨炖了一下午”“饺子不够还有”。她给苏婉夹了一块锅包肉,又给林墨添了一勺酸菜粉条,然后转头看了看叶晚的碗,发现已经堆成小山了,才满意地收了手。
顾清的父亲坐在主位上,话依然不多,但破例喝了好几杯白酒。他的脸颊泛起了红晕,目光在桌上来回扫过——从顾清到叶晚,从叶晚到林墨,从林墨到苏婉,从苏婉到四个正在埋头啃鸡腿的孩子,最后落在自己老伴身上。他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端起酒杯,对着空气说了一句“都在就好”,然后仰头干了。顾清看着他父亲仰头喝酒时喉结上下滚动的样子,忽然发现,父亲的脖子比以前松垮了一些,皮肤上的皱纹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累积着岁月的痕迹。她端起自己的酒杯,也喝了一口。白酒辛辣,呛得她眼眶发热。
饭后,顾清的父亲放下筷子,站起来,走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在顾清面前坐下,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打开看看。”
顾清看了他一眼,然后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本户口本——老式的,深蓝色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了。她翻开,看到第一页是父亲的信息,第二页是母亲的,第三页——
她的名字还在。
顾清,女,出生年月,与户主关系:女儿。旁边是知微和知著的名字,与户主关系:孙女。三个人的名字,整整齐齐地印在同一本户口本上。
虽然知微和知著已经入了荷兰籍,但哈尔滨这边的户籍一直没有销户。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只要你不去公安部门主动办理注销手续,户籍信息不会自动消失——至少在那些年,信息系统的联网还没有那么严密。顾清的父亲没有去办过注销,也没有人通知他去办。那本户口本上,三个人的名字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三棵在土里扎了根的树,没有人把它们拔掉。
顾清的父亲什么都没说,但他的手指在那三个名字上,一个一个地轻轻点过去——先点“顾清”,再点“知微”,最后点“知著”。他的指尖布满老茧,粗糙得像砂纸,但点在那些名字上的时候,轻得像怕把纸戳破。他停在“知著”那个名字上,停留了很久。
顾清看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指尖,停在“知微”和“知著”那两个名字上,停留了很久。她忽然意识到,这本户口本,可能是父亲手里唯一能证明“孙女还在”的东西了。她们在荷兰有新的身份,有新的生活,有新的语言和新的学校。但在哈尔滨这本已经磨损的户口本上,她们依然是他的孙女,依然是这个家的一员。
顾清合上户口本,把它放回信封里,然后推回到父亲面前。“爸,你收好。”
父亲接过信封,没有说什么,起身走回卧室,把户口本放回了原来的地方。他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冰糖葫芦。
“楼下买的,”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给孩子们尝尝。”
四个孩子立刻围了上来。知微拿了一根,知著拿了一根,林初和苏见各拿了一根。冰糖葫芦在灯光下泛着晶莹剔透的光泽,山楂红得发亮,糖衣薄脆如冰。知微咬了一口,糖衣碎裂的声音清脆悦耳,她眯起眼睛,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好吃!”
顾清的父亲看着孩子们吃冰糖葫芦的样子,嘴角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他没有笑出声,甚至没有完全咧开嘴,但那个弧度,是顾清从小到大见过的最接近“笑容”的表情。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每次下班回来,偶尔会带一串冰糖葫芦给她。他总是板着脸,把冰糖葫芦往桌上一放,说一句“楼下买的”,然后就走开了,从来不看她吃。但她知道,父亲会在厨房门口偷偷看一眼——她有一次假装没注意,余光瞥见了父亲站在厨房门口的身影,只是一闪而过,但她看到了。
冰糖葫芦吃完之后,顾清看了看时间,对父母说:“爸,妈,我们今晚不住这儿了。定了机场附近的酒店,明早第一班飞机走。”
母亲愣了一下:“这么快就走?不是才刚来吗?”
“假期没剩几天了,”顾清说,“还得去一趟川西。”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看了一眼林墨,似乎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行,那你们路上小心。”她没有挽留,只是转身走进厨房,过了一会儿,拎出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剩下的冻饺子,还有几袋她早就准备好的红肠和干肠。“带着,飞机上吃。”
顾清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妈”。
母亲摆了摆手,没有送下楼。她站在门口,看着她们一行人拎着大包小包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顾清看到母亲的眼眶又红了,但她依然笑着,对她们挥了挥手。
楼下,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顾清的父亲依然站在单元门口,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旧毛衣。他看着顾清,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川西冷,多穿点。”
顾清点了点头:“知道了,爸。”
她没有再抱他。刚才已经抱过了,再抱一次,她怕自己会走不了。
车子驶离小区的时候,顾清从后视镜里看到父亲依然站在那盏昏黄的门灯下,双手插在口袋里,望着出租车远去的方向。他没有挥手,也没有动,就那么站着,像一尊被岁月风化了的雕像。
顾清转过头,看着前方。车窗外的哈尔滨夜景在夜色中流淌——那些熟悉的街道,那些她从小看到大的建筑,那些在寒风中匆匆行走的路人。这座她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的城市,正在她的身后,一点一点地远去。
“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她轻声说。
叶晚坐在她旁边,握住了她的手:“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户口本还在。”
顾清没有说话,但她反握住了叶晚的手。
第二天清晨五点,一行八人抵达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天色还没亮透,候机大厅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旅客,大多数是赶早班飞机的商务客。四个孩子还没完全睡醒,被大人牵着,迷迷糊糊地走过安检口。
林墨走在最前面,背着她那个标志性的大登山包,手里攥着登机牌,嘴里念叨着:“川西川西川西川西……”像在念咒语一样。
“你这么兴奋干嘛?”叶晚在后面问。
“因为我好久没回去了!”
“你上次回去是什么时候?”
林墨想了想,然后说:“爷爷奶奶去世那年。”
叶晚没有再接话。她知道那一年对林墨来说意味着什么——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作为两位老人留在世上唯一的后人,一步一步走过川西那些崎岖的山路。那时候她没有哭,只是沉默地走完了全程。回到荷兰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做出了一件她迄今为止最压抑也最有力量的作品——一件全黑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廓形大衣,只在领口内侧绣了一行小字,是她奶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川西方言。
“这次回去干嘛?”叶晚换了个话题。
“听说山上新开了一家民宿,口碑不错。”林墨说,“我想去看看。”
“就看看?”
“顺便……让娃们知道我老家长什么样。”
她说得很随意,但顾清和叶晚都听出了那句话底下藏着的东西。那是林墨很少流露的一种情绪——不是悲伤,不是怀念,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她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的、想要把自己的一部分传递给下一代的本能。
飞机起飞后,林墨靠在舷窗边,看着窗外的哈尔滨逐渐缩小,然后被云层覆盖。她等了一会儿,等飞机穿过云层,看到了下方的山脉和河流,然后指着窗外,对旁边的林初说:“看到那些山没有?那边就是川西。妈妈的老家。”
林初趴在舷窗上,使劲往外看,但除了连绵的山脉轮廓,什么也看不出来。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问林墨:“妈妈,你家还有人在那里吗?”
林墨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没有了。但山还在。”
林初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她没有再问。她只是学着林墨的样子,趴在舷窗上,看着窗外那些在晨光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山川轮廓。
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时,是上午九点半。她们没有进城,直接在机场租了一辆八座商务车,然后沿着成温邛高速向西行驶。车窗外的景色逐渐从城市变成郊区,再从郊区变成田野,最后变成起伏的山峦。公路在山谷中蜿蜒前行,两侧是苍翠的植被和偶尔出现的村落。
林墨开着车,这次她没有迷路。她握着方向盘,目光注视着前方蜿蜒的山路,偶尔给孩子们指一指窗外的风景:“那边是幺妹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雪山。”“这条路我小时候走过了无数次,那时候还是土路,现在都铺上沥青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介绍一个普通景点的旅游指南。但顾清注意到,她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在某些路段会微微收紧——那些路段,大概是她记忆里某些特定的位置。
中午时分,她们到达了那个民宿。它建在半山腰上,由几栋老式的川西民居改造而成,保留了青瓦白墙的原始风貌,内部却是现代化的舒适装修。院子很大,种着几棵桂花树和一棵老核桃树,树下摆着竹椅和木桌。站在院子里,能看到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和山谷中零星散布的村落。
民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姓刘,跟林墨沾点远亲——按辈分,林墨该叫他表哥。他见到林墨,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迎上来:“哎呀,林墨?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临时决定的。”林墨说,“这是我家里人,带他们来看看。”
刘老板看了看她身后那一串人——四个大人,四个孩子——眼睛都直了:“这些都是你的?”
“对。”
“都是你生的?”
“不是。说来话长,反正都是我的。”
刘老板没有追问。他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转身去给她们安排房间。
那天下午,林墨带着一家人去了村子后面的山坡。那里有一座老坟,墓碑上的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林公”和“林母”的字样。坟前没有鲜花,只有几株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摆。
林墨站在坟前,没有跪下,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放在墓碑前的石台上。
“爷爷爱抽烟,奶奶老骂他。”她说,语气很淡,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每次骂完,还是会给他买。”
没有人接话。四个孩子站在后面,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大人们都沉默着,他们也安静了下来。山风吹过,吹动坟前的野草,也吹动林墨的头发。她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过身,对孩子们说:“走吧,带你们去看核桃树。”
她牵着林初的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她的步伐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像她爷爷当年走在这条山路上的样子。
那天晚上,她们坐在民宿的院子里,喝着茶,看着远处山峦在暮色中逐渐隐没。四个孩子在院子里追着萤火虫跑,笑声在夜风中飘散。头顶的星空比城市里清晰得多,银河隐约可见,像一条横跨天际的淡白色光带。
林墨靠在竹椅上,仰头看着那片星空,忽然说了一句:“小时候我躺在我家院坝里看星星,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人回答她。但所有人都和她一起,仰起了头,看着那片她童年时代看过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