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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章 一九八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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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腊月二十三。
兴岳矿的年集还继续,排房巷道里飘着烧肉和炸豆腐的油气。小爱把窗户纸重糊了一遍,窗户上贴了一对双喜,又在门框上贴了副对子,红纸黑字,是张崇德写的——“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字迹工整,墨汁渗进纸纹,干透了,边角微微翘起。
武凤萍进院时,小爱正蹲在水管边杀鱼。鲤鱼是托人从大沟村买的,还活着,尾巴甩了她一袖子水。她没抬头,只说:“案板上有白菜,先把馅剁了。”
没有迎亲,没有鞭炮,也没摆席。晚饭比平时多添了四个菜:红烧肉、炖鱼、炒鸡蛋、酸菜白肉。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醋碗里漂着香油花。张崇德开了一瓶汾酒,给自己倒了半盅,又给张泽顺倒了半盅。两人没碰杯,各自抿一口,搁下。
小爱把鱼肚子那块最嫩的肉夹到武凤萍碗里,什么也没说。
正月初六,张泽顺生日。一早起来,灶上已经煮好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小爱在围裙上擦着手,送他们到院门口。武凤萍回头,看见她站在门框边,手还攥着围裙边,没有挥手,只是望着,眼里有湿润。
矸石山的暗火亮着,像一粒粒晒透了的红豆。
张泽顺把围巾给武凤萍拢紧,说:“走吧。”
半年以后,到九月份。
太原五中校园里的梧桐开始落叶了,巴掌大的叶子,黄了一半绿一半,被早来的秋风刮得满地滚。张泽顺每天清早到校,第一件事是拿扫帚把教室门口的落叶归拢到树根底下。武凤萍笑他,说你这习惯是矿区带来的,见不得地上有东西。他不辩,只说落叶归土,肥了根,明年叶子更密。
新婚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像煤火上的热水,不沸腾,也始终温着。
他们分到的班不是好班,年级里垫底的。另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被安排做代课老师,满心委屈,教案写得潦草。武凤萍不说什么,只是每天备课到很晚,红笔用秃了好几根。张泽顺当班主任,头一回带班,班里四十七个学生,他用了两周时间,把每个孩子的家庭住址、父母职业、期中各科成绩,全记在一个黑皮本上。那本子原是父亲用剩的,封皮上还有“兴岳矿机电科”的蓝色印章。
班里有几个孩子格外让人费心。其中一个姓周,父亲是天同矿务局总工,母亲在省煤管局办公室工作,两口子忙得脚不沾地。这孩子聪明,就是坐不住,课上一半心思早飞到操场上了。周总工来过学校一次,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站在走廊里和张泽顺握手时,目光越过他肩膀往教室里看。没叹气,也没诉苦,只说:“张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张泽顺说:“不麻烦。”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井下接住一块递过来的炭。
之后半年,周家这孩子每天放学留下来。张泽顺讲数学,武凤萍讲英语,讲完了让孩子做题,做完了当面批改。有时天黑透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灭,只剩下他们那间教室还亮着。周总工有时派车来接,司机按两声喇叭,孩子才慌慌张张收书包,跑出门又回头,喊一声“老师再见”。
那年初秋,武凤萍怀孕四个多月了。
周总工的儿子收到了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孩子考上了山西大学经济系,超水平发挥,比模拟考试高出三十多分。周总工打电话来,声音里有压不住的喜气,说张老师、武老师,务必赏光,务必。
饭局定在十一国庆节。迎泽宾馆,包间不大,桌子是暗红色的圆台面,转盘压下去,起一层细密的水汽。周总工亲自点了菜:姜汁松花蛋、平遥牛肉、过油肉、糖醋丸子、葱烧海参、拔丝山药、三鲜汤,最后一道是主食刀削面——师傅端着木板到桌边削,面条飞进沸水,一条一条,雪白,匀净。
酒过三巡,周总工把筷子放下,看着张泽顺。
“张老师,你是霍邑县人?”
“兴岳矿的。”
“矿上子弟。”周总工点点头,眼里有光,“我说呢。”
他给张泽顺斟满一杯酒,自己也满上。
“我儿子这一年,变化有多大,我当爹的心里有数。你两口子费的心,不是学校那份工资能还的。”他把酒盅端起来,没碰杯,只是举着,“我们局里缺人。矿务局办公室,正需要一个笔杆子,更需要一个厚道人。你要是愿意来,我帮你在人事处说句话。”
他把酒喝了。
张泽顺看着自己面前那盅酒。灯光下,酒液微微晃动,像井下安全帽上那盏矿灯在水洼里的倒影。
他想起兴岳矿的矸石山,想起母亲小爱在炮泥房里学写字时握钢笔的姿势,想起父亲张崇德把《格言联璧》递给他那晚说:“你太爷爷说过,张家这一旺脉,就在这里。”
他没立刻回答。
武凤萍在桌下轻轻握了握他的手。
那晚回家,武凤萍给父亲打了电话。老武在组织部待了大半辈子,听女儿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五个字:
“可行。让他去。”
张泽顺交调动申请报告那天,太原五中校长看了他很久,最后在报告上签了字,没多问,只叹了口气:“小张,你是个当老师的好材料。”
张泽顺鞠躬,说:“谢谢校长。”
他没说的是,矿区出来的孩子,对煤是有感情的。那种感情不是眷恋,是认得。就像矸石山那些暗火,从小看着,知道它烧在哪儿,怎么烧起来的,烧完了剩什么。那是他记忆的底色,是他父亲、母亲、无数矿区人用命换来的温度。
他不可能一辈子站在讲台上指地图。
他得回去,往那火跟前走。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二十七岁的张泽顺来到天同。
天同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张泽顺站在矿务局机关大楼前,等门卫打电话核实身份。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是武凤萍陪他在五一商场买的,说穿这身报到显得稳重。
门卫放下电话,朝他点点头,拉开玻璃门。
他迈进去。
楼道很深,日光灯照得走廊亮白如昼。他的皮鞋底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不紧不慢,像当年走在韩信岭那条雪路上,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远处,隐约传来矿井提升机运转的轰鸣声,沉闷,持续,像大地深处的心跳。
他站在那轰鸣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往前走。
张泽顺在天同矿务局办公室很快站稳了脚跟。他写材料扎实,待人诚恳,不到三个月,上下都认得这个从太原五中调来的年轻人。
这年初冬,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到天同矿务局检查工作。局长叫上张泽顺全程陪同——一来他笔头快,能记能写;二来他懂矿区,说话办事不露怯。一个星期里,从井下工作面到调度室,从汇报材料到座谈记录,张泽顺没出过一点差错。副省长问什么,他能答到什么;副省长没问到的,他也备好了数据,贴在文件夹侧兜里,随时能抽出来。
最后一天,副省长在矿务局小食堂吃完工作餐,擦了擦嘴,看了看张泽顺。旁边的局长赶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小张,今年刚从太原五中调过来的,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副省长点点头,站起来,走到张泽顺跟前,没多说话,只是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一拍不轻不重,落在肩胛骨上,像父辈的叮咛,又像组织的分量。拍完,副省长拎上公文包,上车走了。
消息传得比汽车快。不出几日,省里教育系统就有人私底下递了话给太原市教育局:人家张泽顺在天同干得出彩,省领导都拍了肩膀,他媳妇武凤萍还怀着孩子挤在单身宿舍,你们看着办。
市教育局领导把五中校长叫来,问了问武凤萍的情况。校长如实汇报:武凤萍带的班,原来年级垫底,今年高考硬是冲进了全省前二十,直接让五中的高考成绩拿了全省第一;她本人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现在住在单身宿舍,确实困难。
领导拍了板:分给她。
于是,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武凤萍拿到了那套旧楼房的钥匙。九十八平,三室一厅,空了一年多,原是留给副校长的,因人事变动一直没人住。暖气烧得足,窗户上还结着霜花。张泽顺从天同赶回来,帮着把单身宿舍那点家当搬过去。武凤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手抚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轻声说:“这下孩子有地方落了。”
腊月二十三刚过,张崇德和小爱从兴岳矿坐长途车到了太原。小爱拎着一兜子炸好的豆腐、丸子,张崇德提着一编织袋霍邑县馒头。武凤萍挺着大肚子在厨房里忙活,小爱一把把她按到椅子上,说:“你别动,灶上的事我来。”
腊月二十七,院子里忽然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草绿色的212吉普车停在了楼下,司机是周总工身边的小刘。
打开后车门和后备箱,往下搬东西:冻带鱼、猪后腿、一箱花生瓜子、一兜水果糖、两箱汾酒、一箱橘子、一箱国光苹果,还有一挂三百响的鞭炮。小刘抹了把汗,笑着说:“周总工说了,给张秘书和武老师拜个早年。这些东西不成敬意,都是矿上分的年货,匀出来一份。”
张泽顺看着堆在楼道口的年货,沉默了一会儿,对武凤萍说:“咱爸咱妈那边,也送一半过去。”武凤萍点点头。当天下午,张泽顺把那箱汾酒拆开,两瓶一份,又分了半扇猪腿、半箱带鱼、一兜糖果,用包袱皮裹了,骑自行车送到了岳父家。老武开门看见女婿脸上的霜,没多话,只说了句:“进屋喝碗姜汤。”
腊月二十八,天刚擦黑,武凤萍在厨房里炖鸡,香味顺着门缝往外飘。张泽顺从书房里翻出红纸,裁成两长两短,铺在方桌上。墨是刚研的,还带着一股松烟味。
“爸,写副对子吧。”张泽顺把笔递过去,“一年到头,光景总得有个念想。”
张崇德接过来,先没落笔。他把笔尖在砚台边顺了顺,看着那两张红纸,看了一会儿。张泽顺知道,父亲不是不会写,是在想写什么。
“那年你曾爷爷在滕州,把《格言联璧》和《曾国藩家书》传给我,说了一句——”张崇德的声音不高,像是说给自己听,“‘张家这一旺脉,你就带走了。’”
张泽顺没接话,把红纸往父亲面前推了推。
张崇德低下头,落笔。笔锋沉着,一笔一划像是往木头里刻:
祖德流芳旺脉远
孙枝衍庆昌龄长
横批写的是:泽嗣绵延
张崇德搁下笔,退后一步看着那两行字,嘴角动了动,没说好不好。张泽顺站在旁边,目光落在下联那个“昌”字上,停住了。
“下一辈,轮到‘昌’字了。”张崇德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儿子说。他伸手摸了摸那红纸上的字,墨迹还没干透,指肚上沾了一点黑。“你曾爷爷当年是依着字辈排的——文、亭、大、思、家、世、启、玉、瑞,尚、寿、广、崇、泽、昌、发、志、安。你爷爷是‘广’字辈,我是‘崇’字辈,你是‘泽’字辈,你儿子——”
“昌字辈。”张泽顺说。
父子俩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把“想要个男孩”这句话说出口,可那一眼里,什么都说了。
张崇德把笔搁在砚台上,转身去厨房端了碗热茶,抿了一口。“贴吧,”他说,“趁天还没黑透。”
张泽顺端着浆糊盆,踩着凳子把对联贴在了门框两边。正月里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谁都能看见这两行字。谁看见谁心里都得念叨一句——张家这一脉,旺不旺,就看这一胎了。
张泽顺又裁了几张方红纸,蘸饱了墨,一笔一划写了好几个“福”字。正着贴,倒着贴,门上贴,玻璃上贴,连衣柜上都贴了一个。
小爱从厨房探出头,看见满屋子的红,笑着说:“够了够了,再贴连灶王爷都没地方站了。”张泽顺没吭声,把手里的最后一个“福”倒着贴在了里屋的门楣上,才拍拍手,从凳子上跳下来。
腊月三十,太原城里已经到处是鞭炮声。
新分的旧楼房里,炉子烧得通红,暖气片烫手。小爱和武凤萍在厨房包饺子,白菜猪肉馅,面是头天晚上就和好的,醒了一夜,筋道。小爱擀皮,武凤萍包,两个人不说话,案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张崇德坐在客厅那把藤椅上,翻着报纸。张泽顺把电视机打开,调了半天,出现了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这是第二届春晚,屏幕上姜昆、李文华正说着相声。
饺子下锅时,小爱喊了一声:“准备接灶!”张泽顺到阳台上放了挂小鞭,噼里啪啦响了一阵,楼道里都是硫磺味。
四口人围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红烧带鱼、炖猪蹄、蒜泥白肉、酸菜粉条、一盘松花蛋,还有小爱炸的素丸子。饺子端上来,热气糊了眼镜。张崇德给自己和张泽顺各倒了一杯汾酒,碰了碰杯,抿一口,说:“今年这个年,像个年了。”
小爱把一个饺子夹到武凤萍碗里,说:“多吃几个,孩子长腿。”武凤萍笑了,咬了一口,是白菜馅的。
窗外,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成一片,电视里零点钟声敲响,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响了起来。张泽顺扭头看了一眼武凤萍,她靠在沙发上,手搭在肚子上,眼睛亮亮的。
正月初五,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天还没黑,武凤萍就觉着肚子不对劲,腰一阵一阵地往下坠。小爱有经验,一看那阵势就知道要生了,连忙说:“怕是到时候了,赶紧送医院!”张泽顺急忙下楼拦了辆出租,送到太原市中心医院。
大夫一查,说骨缝还没开够,还差得远呢,得等着。又说:“不能光躺着,得下地活动活动,走走路,孩子才往下走。”那一夜,张泽顺扶着武凤萍在走廊里过来过去地遛,走一阵,歇一阵,再走一阵。
武凤萍疼得直冒汗,可大夫说要等瓜熟蒂落,时候不到,急也没用。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来来回回,像地底下那些不知疲倦的暗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