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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浩   “ ...

  •   “我叫林浩。这是我的父母为我取的名字。很久之前,我以为将来我会成为一个朴素老实的农民。

      12岁那年,村里开会,我和一帮孩子到村长家的客厅。坐在自带的木质小矮板凳上,村长太太把彩色电视的遥控打开,正巧播的是称讼香港一国两制成效的纪录片。

      其中的高楼林立与年轻男女时髦的穿着深深迷住了孩子们的眼睛。在后来看来平平无奇的爆米花对于这些坐在厅中的小孩来说是难得的新奇美味,它被衣着鲜亮的人捧着,焦黄色的糖液看着很甜。

      大楼高得要刺破云端,来往的车流穿梭在宽阔的霓虹灯闪亮的街道。

      我对香港的初始印象,便来自于此。纪录片的人或物在我的记忆深处渐渐模糊了。我仅记得记者的一句话,是富于感情的饱满的播音腔,它牢牢的扎根在我的脑海,并伺机寻找养料肆意地生长:香港,是座大城市,许多年轻人在这儿找到他们命运的归宿。这座享受了国家政治经济厚爱的城市将不断的向世界去闪耀它的光华,成为东方世界的一颗明珠标识。

      17岁,我填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志愿,同年,录取通知书寄到这个小村庄来。邮递员蹬着自行车从村子到我家门口,也许经过镇上我的中学。从中学到村子再到我家是十九里又三里,小小的高中没有住宿。也许他蹬着自行车蹬过我不知走了几遍的路,他在途经无数棵相同的树中记住了树的模样,然后来到我家门前敲了敲门。

      有村民告诉了我的父亲,他从庄稼地里赶回来,母亲在镇子的厂里晒香菇。我到的时候父亲也跑到了,他裤管还没有放下来,满头满脸的汗。他低头看着上衣的干净处擦了擦手上的汗,抬起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快要落下的太阳照得他短短的稀疏的银发闪闪的。

      他小心翼翼的做了个想要伸手的姿态,又愣住了,他张着干裂的嘴唇微微呼吸着。

      我伸出双手将这封文件从年轻邮递员的手里接过来。在这个傍晚,窄窄的水泥路旁的稻谷被风吹拂得侧弯下去,这封录取通知书仿佛宣告了我的命运。

      我独自一人在土砖砌作的小屋子里收拾行李,我的房间邻着牛棚,可以听到牛“哞哞”的叫唤。

      父亲坐在垫了几层床单的硬板床上数着钱,昏黄的光从窗里溢出来,上头是黑乎乎的动作着的人影。

      我将我要带的一切整理妥当了,包括几件旧旧的灰黄色的洗薄了的衣服、几条黑裤子,一件表弟不要了的款式老土但厚实的棉袄。破了趾头的袜子母亲用灰色的线缝好了,不大明显。

      我做了个梦。梦里许许多多的稻谷拂过我的面颊,我的指头里沾着些黑黑的土。从土里,我翻出一个又一个的陶罐子,罐子飞到半空中,倾倒(dao,第三声)着降下许多水来。

      水浇湿了埋着我的书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身子沉沉地沉进土里,被这片生了养了我的土地封存着,成为它的养料的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我爬到房子上修理了瓦片,等我下来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坐在小小的方桌旁吃粥。

      墙侧的窗子开着,冷冷的白光照进来,落在木质粗糙迸着裂纹的桌子和他们捧着的一种难看的蓝色与较它浅一些的瓷碗上。

      父亲不是很灵活的伸了筷子去夹小碟子里母亲腌的姜片,青筋从他疏松衰老的皮肤底下凸起来。母亲微微垂着眼睛吃粥,几滴眼泪落到她的虎口处,她细细的咀嚼着并不稠浓的粥。那时我是不大会说话的,现在也是。于是,在这个静谧的早晨,我开口到:我要去香港了。我会寄钱回来。

      我的声音微微震动了空气中的晶莹的尘埃,落在这个不大的屋子里,没有引起什么响动。他们照常吃着饭,然后起身把碗端到水槽里,嘴里嚼着馒头。

      母亲打开厨房里立柜的门。这个柜子仿若玫红蒙了一层灰的漆面,因为是木质,被瘦老鼠啃了两个大洞,后来补上了。所以颜色是不一致的。但是柜子在厨房的边角里,被阴影罩着,不是很看得出来。

      她伸出手从柜子里拿出几个馒头和一个压在装着馒头的塑料袋底下的信封,“路上吃。这里,是我和你爹给的钱。”

      我看不到她的神情,她低着头转过身拿了盆里的两个馒头用袋子一装就出了门跟上父亲的步子。袋子里有瓶水,装的家里烧开的水。

      我把水槽里的碗洗了。先是用细细的水冲,然后按了指尖点更少的洗洁精到抹布上,快速的揉搓出泡沫。再用抹布轻轻的抹过碗,洗净了抹布后又顺着水擦碗,再是拧干了抹布将两块碗擦干了放回碗橱去,合实了碗橱的门。

      我将碟子用菜罩罩上,便将地扫了。

      再之后,我背着书包、挎着几个包袱走到村口去,搭人家的牛车要付钱。李叔叔赶着牛车回来看到我,“林浩啊?去哪里?叔送你去,不收你的钱。”他笑着,脸上的褶子也一齐舒展了。

      我上了李叔叔的牛车,又在镇上下了车,等公交的时候一个妇女顺手塞了我一个苹果,又急急扭着较为雍肿的身体离开了,她手里提着黑白文件袋。

      我到火车站买了票,等车等到中午。候厅里是不太热的,行走或坐立人吵嚷的说话声交汇在我的耳边,我啃着白馒头,一点点的嚼出甜味,再嚼得比米粒更细,直至粉沫在舌尖被唾液化开。

      上了火车,由于买的末等车厢,人的脚丫子味与瓜子皮、小孩的哭闹声游魂似的环绕。我靠着窗看书,感到有些困了就到卫生间去刷牙,然后头靠在椅背上。我把装钱的信封和装了录取通知书的包袱紧紧的护在怀里,随着鱼笼里兜售的鱼似的人群下车又坐船,依旧是末等的。船摇摇晃晃,我的胃如潮水般不断翻涌着,甚至比潮水翻涌得更厉害。我闭着眼以减轻眩晕,就这样直直地坐到了香港,饿了就吃母亲给的馒头。

      到了香港,没有可以住的地方。我看到附近的餐馆的招工启示,于是我伸手稍稍理了理头发进去应聘。

      三十五岁的瘦高男人上嘴唇是浓密的黑胡子,他结实的胳膊撑在厨房的冷柜台面上,右手用圆珠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他抬起头,“算你走运!告示刚贴上去。”

      我被录用了,包吃,包住。

      在员工宿舍的第一个晚上,我吃完了母亲给我的馒头的最后一个。有个男人在吃快速面,他一面搅动着汤勺一面微微转头问我要不要剩下的汤汁。我拒绝了,喝了一杯刚烧开的热水,然后去集体的水池边刷牙。

      那些穿着工作服的人聊着新出的菜品以及今天遇到的客人,还有宿舍另一边的女员工。

      月亮是白的,弯的,像新的鱼钩,轻而易举的就能勾破上钩的鱼儿的腮。

      在这里,我认识了林凤。我们同是洗碗工。

      因为同样姓林,又都来自大陆的小村子,在这个异乡,几天下来,我们敞开了彼此的心扉。

      她的嗓音很好,很快被星探发掘了。

      于是她辞去了这份工作,但唱的曲子的碟片总会寄一份给我。

      我每月往家里寄换了的人民币1600元整。

      不久后她的经纪人发现了蛛丝马迹,勒令她不准再同我有往来,叫狗仔发现简直是灾难,也对不起粉丝。

      “更何况,他在餐厅做洗碗工。你和这种一辈子没有什么出息的人沾边做什么?”

      她的经纪人寻到餐馆来,特地要求我来送餐。

      这个妆容精致的男人背躺着沙发靠背,伸手轻轻的将桌上的盘子拿起一个,又随意地往地上一摔。

      “您好。盘子碎了。结一下帐。”

      我先把手中的桌案放置到空着的桌面上,再蹲下身子,从铺了柔软的酒红色地毯上捡起陷进去的盘子的大块和细小的碎片,然后站起来,走几步路,将它们丢到木质垃圾桶里去。

      “一共2700元。”我说。

      “拿去吧。”他轻蔑的笑起来,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皮夹,细长白皙的手指数了几张钞子,然后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卷,递给我。

      “够你一个月工资了吗?”他冷声。

      “不,还差点儿。我们餐馆一个月是3280元的薪资。”

      这时是暑假。

      “林浩!”

      我的一个同学推门走进来。

      他身后是我们的中文老师。

      “你在这里做兼职吗?”

      我的老师看了眼我身上的工作服。

      他的嗓音有些沙哑,林文轩拧了拧手中的红色刻字保温杯,打开盖子将水倒进杯盖里递给他。他端起保温杯盖轻轻啜饮了一口,水还冒着白色的热气儿。

      “你是港中文的学生?”男人问我。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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