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四块饼干 我和姜德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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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姜德志约在先前的那个地方碰头。
这个地方是哪，我也不打算交代了，反正就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是我们准时在那个地方碰了头，然后一起出发，去经历一场没有脚本、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去了以后要干什么的神秘之旅。
这场神秘之旅的始作俑者，是我们部门那位准副部长，王捌荒女士。
这里要用“准”字，是因为部门的调整还没有正式落地。文件还在走流程，公章还在某个领导桌上晾着，反正就差最后那么一哆嗦。但在王捌荒心里，这哆嗦已经哆嗦完了。这一点，从她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态、以及看人时眼光的倾斜角度，都能看出来。不过按照规矩，她现在还是一位普通员工，资讯部的，跟我平级。当然这个“平级”也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一位即将成为副部长的普通员工，跟一位永远不可能成为副部长的普通员工，从根上就不是一个物种。
上了车，我才从王捌荒嘴里撬出此行的目的地。
她先是笑而不语，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在我反复追问之下，才轻描淡写地吐出几个字：大桥工程。
不是先前定好的地铁项目小年夜活动。不是。而是六十公里外的一处大桥工地。两个小时车程，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刚好够一个人把另一人的耐心耗尽。
车开了，王捌荒的嘴也开了。她开始说话，从单位的人事变动说到邻居家的狗生了几只崽，从大桥工程的技术参数说到她上周买的一件羽绒服打了几折。她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多到我觉得这两个小时不是两个小时，而是两天。但奇怪的是，她说了一大堆，一句跟脚本相关的话都没有提到。我们是要去拍什么的？不知道。桥上有什么可拍的？不知道。对方联系人是谁？不知道。几点到、几点拍、几点撤？一概不知。
天！我们这是去干吗呀？
我坐在我旁边看着手机，好像是你们说你们的，我只负责到地方。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但我不行。我忍不住。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述中，我只打断过王捌荒一次。
我用的是一种调侃的语气。我说，王捌荒，再过几天你到我们部门来，我就得叫你王部长了。
这话说得很随意，随意得像我随口吐的一粒瓜子皮。但我注意到，瓜子皮落地之前，王捌荒的脸上已经起了变化。那种变化很微妙，像是有人在她脸上点了一盏灯，从里往外亮，她想灭都灭不掉。那是一张极力想保持平静、但喜悦已经不可遏制地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冒的脸。
她说：“我对权力这东西不感兴趣。”
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严肃得像是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席上。但那个表情和她脸上的光完全不匹配，就像一个人穿着西装却踩着拖鞋。我当时是能憋住笑的。我憋住了。但我的心里已经开始不停地嘲笑了，笑得前仰后合、满地打滚。
此时的王捌荒，就像那些买了一双新鞋的人。什么事都没有，正常走路就行，但她偏偏不会走了。她的手不知道往哪放，脚不知道该迈多大，整个人被那双鞋控制了。她对权力不感兴趣，但权力对她感兴趣，这就够了。权力像一双新鞋，套上之后，连路都不会走了。
我还想说点什么，但电话响了。
电话响得真是时候。我心里还在想，得亏这个电话，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接她那句话。我对权力不感兴趣——这话你让我怎么接？我总不能说“那您真是高风亮节”吧？那显得我假。我也不能说“您不感兴趣那您别当啊”——这话说了我就得走回去。
所以电话响了，救了我。
但接起来我就知道，这不是救星，是另一个坑。
刘伊。
这个名字现在提起来，我太阳穴就突突跳。
整个行程里，我和姜德志的电话连续地响起来，像两个闹钟此起彼伏。我挂了，他的响；他挂了，我的响。就像那个打地鼠的游戏，这个摁下去，那个冒出来。
“这个转场怎么进？”
“这个字幕放几秒？”
“这个地方用这个镜头行不行？”
“那个地方那个转场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三个字是最吓人的。因为“你觉得”之后，如果你给出了答案，她会接着问“你为什么觉得”。如果你解释了为什么，她就会说“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追问她觉得什么，她就会说“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不对劲”。如果你问哪里不对劲，她就会说“你帮我看一眼吧”。
你帮我看一眼。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打到我说“我们马上要进行拍摄了，不能再通话了”，才算截至。我说“截至”这个词的时候，心里特别爽，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无法反驳的挂电话的理由。你不能我拍片子时还遥控你怎么剪片子吧？你不让我拍，片子谁拍？你拍？你连专场都不知道怎么进的人，你拍？
挂掉电话，我长出一口气，回头看姜德志。姜德志也看我。我们对视了一眼，那个眼神里写满了同一个意思：活着真难。
到了大桥工地，我下车一看，心里大呼：德志，我又中“凤雏”之计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地。这是一个让人站上去就想跪下的大桥工程。桥面还没铺，钢筋架子露在外面，一根根螺纹钢交叉排列，像一张巨大的棋盘。但这不是一张平整的棋盘。螺纹钢之间的空隙有大有小，有的比我的脚还小，踩上去稳稳当当；有的刚好比脚大那么一圈，一脚踩空，人就下去了。这些孔洞下面不是什么万丈深渊，是数米厚的水泥。
我和德志在上面走。不是走，是小步地挪，像两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每一步都要先试探，试探稳了才敢把重心移过去。德志拿着摄像机，我站在他侧面的角度也拿着摄像机，我们要在这个钢筋网格上完成拍摄。螺纹钢在脚底硌得生疼，那种疼不是尖锐的疼，是钝的、持续的、从脚底板往上传的疼。我胳膊疼，因为要保持平衡，两只手一直张着，像一只笨鸟在试图起飞。但在这网格上转身更不易，我转个身要用五六步，每一步都在找落脚的地方，每一步都像在排雷。
王捌荒呢？
王捌荒被两个工人人连搀带扶地弄上网格之后，就坐下了。不是主动坐下的，是腿软了，蹲不下去，站又站不稳，最后以一个很别扭的姿势“坐地炮”了。网格上面坐地炮，那个画面你想想——钢筋硌着屁股，两条腿不知道怎么放，手抓着旁边的钢筋，整个人缩成一团，表情介于哭和笑之间。那个样子，很像一个不愿意上幼儿园的孩子坐在校门口耍赖。
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把王捌荒坐地炮的样子拍下来。这个冲动非常强烈，强烈到我拿话筒的手都抖了。但是我胳膊实在太疼了，而且在这个网格上转身太费劲了，我要是转身去拍她，很可能一个重心不稳，我自己先漏下去。于是我忍了。我忍住了这个冲动。但直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我还在后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用手机拍下来，什么片子不片子的，都不如那个画面珍贵。
当时我在想，如果是刘伊来了会怎样？刘伊那个黄鼠狼般提心吊胆的性格，那个步伐，那个走路不看脚下的习惯，她要是上了这个网格，十有八九会一脚踩空，从某个空隙里漏下去。漏下去之后呢？下面是数米厚的水泥。那就不是受伤的问题了，是献祭。献祭给这座大桥。等以后大桥竣工通车，每逢有车辆经过，司机们还得鸣笛致哀，哀悼那位“凤雏”姐姐。
想到这里，我居然笑了。在钢筋网格上，在随时可能踩空的危险中，我笑了。这说明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
拍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太阳从东边跑到了西边，我们在网格上挪了无数个来回，拍完了该拍的一切。具体拍了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反正王捌荒说拍什么就拍什么，她说的就是脚本，她就是脚本。
拍摄完成之后，我收好设备，跨出网格，双脚踩在实地上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我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姜德志也差不多，他把摄像机小心地放在地上，整个人靠在车上，一句话都不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有气无力地对德志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作为同部门同事合作了。按理说，这个片子应该我来剪，但是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交给你吧。”
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的身体出卖了我——我还弯着腰，还撑着膝盖，气还没喘匀。姜德志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是点了点头。这就是姜德志，他从不说多余的话，但点头就代表答应了，答应了就一定会办。
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工作交接。很平常的那种。谁拍谁剪，分工明确，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甚至还在心里表扬了自己一下：会求助了，会承认自己累了，这是成熟的表现。
可回到家中，我才知道我对德志的请求是个英明之举。英明到什么程度呢？英明到我应该给自己发一面锦旗。
因为刚到家，门还没关严实，鞋还没换好，电话就响了。
我一看，刘伊。
刘伊。这两个字现在在我手机里出现的频率，已经超过了任何人。每次手机一响，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先看是不是她。如果是她，我就深吸一口气，把手机举到耳朵边上，用一种“我很好、我很平静、我没有崩溃”的声音说：“喂，刘伊，什么事？”
“你能帮我这个么？”
这是她的开场白。永远是这一句。不是“你能不能帮我”，不是“麻烦你帮我”，而是“你能帮我这个么”。听起来像是一个疑问句，实际上是一个祈使句。它的潜台词是：你帮我这个，因为你能，因为你有能力，因为你有能力而不帮是不道德的。
我说：“什么事？”
“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专场么？”
“哪个专场？”
“就是研讨会的那个专场。”
“什么研讨会？”
“就是那天咱们拍的研讨会啊，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那个研讨会的片子，是刘伊拍的——不对，是刘伊和我一起拍的，但准确地说是我拍的，她负责在旁边上窜下跳的拍废片儿。当时还有李茜七，但李茜七只是来学习的，也没教什么，因为我当时顾不过来了。
这个研讨会是个突发工作，不在原本的计划里。四个计划内的工作加上这一个突发，一共五个事。前四个事我都理得清：第一件，我和姜德志一起拍，他剪辑；第二件，我自己拍自己剪；第三件，我和姜德志一起拍，姜德志剪辑；第四件，就是刚才那个大桥，我和姜德志一起拍，我把剪辑交给了姜德志。
第五件，就是这个研讨会。我和刘伊拍——算了，不说了，我拍，刘伊在旁边。拍完之后，刘伊用了两天时间剪出一个片子。那个片子我看了一眼，就一眼，我就知道不能用了。不是说剪得不好，是不能用。不能用和不好是两回事。不好可以改，不能用就彻底没法改，因为从根上就错了。
她剪了两天，剪出一套废片。然后她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小声地、持续地、让你心软的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的尽力了。”“以后片子都你来剪吧。”说来说去，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帮我剪了吧。
我能怎么办？我说不行，你自己剪？她哭得更厉害了。我说那我们一起看看？她就笑了。她说好，你帮我看一眼就行。只看一眼。
看了第一眼，就有第二眼。看了第二眼，就有第三眼。看了第十眼的时候，我已经在剪了。剪到第三十眼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乎在重剪整个片子。剪到第五十眼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现实：这个片子是我在剪，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剪，刘伊在电话另一端，负责说“谢谢”。
我一点一点地，在她的引导下，剪完了整个研讨会的成片。
注意“在她的引导下”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很关键。它不是“我主动剪”，也不是“她让我剪”，而是“在她的引导下”。引导的方式包括：哭、叹气、沉默、说“我真的不行”、说“你帮我看一眼”、说“这个地方你能帮我调一下么”。这些方式像一根根细细的绳子，不动声色地把我捆住了，然后一点一点把我往剪辑台前面拉。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坐在这里了，软件已经打开了，时间线已经铺好了，我连逃的理由都没有了。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凤雏”之计。庞统献连环计，把曹操的战船一条一条连起来，曹操还以为是为了他好。刘伊献连环计，把一段一段的视频连起来，她还以为是我在帮她。
至此，春节之前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五个事，五个故事，五个让我怀疑人生的经历。
我可以做一下总结了。
第一件事，我和姜德志拍，他剪。第二件事，我自己拍自己剪。第三件事，我和姜德志拍，姜德志剪。第四件事，我和姜德志拍，我把剪辑给了姜德志。第五件事，我和刘伊拍——不对，我拍，刘伊在——李茜七学习。刘伊剪了两天剪出一套废片，然后在我的帮助下——也不对，在我被她引导着的情况下——由我重新完成了剪辑。
你看懂了吗？
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呢？
几天后，我从马途的嘴里听说。刘伊对他说，“领导对他们剪片子的要求太高了，我为了剪这个片子两天就吃了四块饼干！”
我连解释都不解释，我们家从太爷到我这辈儿没有人骂过一句脏字。
但今天我会用两个特殊的字来结束这个蛇年！喜迎马年大吉！
我X！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四块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