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麦田》xyyyt_下雨天

3、割麦 天还没

　　天还没亮，姥爷就起来了。
　　我是被院子里那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木板门吱呀一声，然后是脚步声踩在地上。
　　我睁开眼，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还是灰蓝色的。拿起手机一看，刚过五点半。
　　城里这个时间，我可能刚睡下不久。但在这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我套了件外套走出去。姥爷正蹲在院子的水龙头旁边，手机拿着一把镰刀，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的磨。旁边还靠着两把，刀刃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把我尕狗娃吵醒了？”他没抬头。
　　“没，自己就，醒来了。”
　　“再睡一会去。”
　　“不用了，我帮您干干活。”
　　姥爷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低下头继续磨刀，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你一个城里丫头，干不了这活”，但又怕说出来伤到我。姥爷这辈子就这样，话不多，心思重，什么都在肚子里装着。
　　我没多解释，走过去蹲在他旁边，看他磨镰刀。
　　我确实没干了这活。
　　磨刀的声音在院子里响着，一高一低，像两个人的呼吸。院子角落里的鸡还没放出来，在笼子里咕咕地叫。东边的天际从灰蓝慢慢变成鱼肚白，又染上一层薄薄的橘色。
　　“姥爷。”
　　“嗯。”
　　“今天割麦子吗？”
　　“今天割。”
　　“就咱俩吗？”
　　“够了。地不大，一天能割完。”
　　我知道他说的“地不大”是客气话。麦田虽说不像当年承包的那么多，但少说也有三四亩，两个人在一天内割完，对姥爷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拼老命的事。
　　但我没再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说“姥爷我帮你”他会推辞，说“让人代割”他舍不得钱，说“别割了反正要征收”他不会听。
　　有些事，只能说了再做。
　　太阳露出头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麦田里了。
　　姥爷走在最前面，腰间别着两把镰刀，手里还拿着一把。他停下来，弯腰拔了几根麦杆，在手里捻了捻，又放在鼻底闻了闻。
　　“干了。再晚两天就要掉穗了。”他像是在和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然后他直起腰，深吸了一口气，望着眼前那片金色的麦浪，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短，一闪就收住了，但我看见了。
　　姥爷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像被风吹皱的水面，一层一层地漾开，眼睛眯成两条缝，里面漏出浑浊却温暖的光。
　　“开始了。”姥爷说着，弯下腰，左手抓住一把麦秆，右手的镰刀贴着地皮一拉，唰的一声，那把麦子就齐根断了。他把割下的麦子放在一旁，又去抓下一把。
　　动作不快，但每一刀都干净利落。
　　我站在他身后，看了几个动作，也弯下腰，照着他的样子割。
　　弯腰的姿势像在给大地鞠躬，每割一把都要弯下去、直起来，再弯下去、再直起来。。太阳还没升高，后背已经出了一层薄汗。麦芒扎在手背上，胳膊上，又痒又疼。
　　我偷眼看姥爷。
　　他已经割出去一大截，身后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割倒的麦子，麦穗都朝着一个方向。他弯腰、挥镰、起身、移动，每一个动作都像被量过一样，幅度不大，但从不浪费力气。
　　我想起小时候也跟他下过地，那时候我才六七岁，跟着在田埂上捉蚂蚱、摘野花，偶尔帮他捡掉落的麦穗儿。姥爷在前面割，我在后面捡，一边捡一边嚷嚷着累了渴了，姥爷就从腰间的水壶里给我倒水喝。
　　那时候，他的背还是直的。
　　现在，他每起一次身，都要用手撑着膝盖借力。
　　割到一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热气从地面蒸起来，麦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姥爷停下来，直起腰，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的汗。他回头看我见我已经落在后面十几米远，也没说什么，只是走回来把腰间的水壶递给我。
　　“喝水。”
　　我接过来，水是温的，带着铁壶的味道。我一口气喝了小半壶，又把壶递回去。
　　姥爷也喝了两口，然后站在地里，眯着眼朝远处望。
　　麦田的另一头有几台收割机在轰隆隆的跑，是隔壁赵家的地。机器走过的地方，麦子被齐刷刷的吞进去，秸秆被打碎的吐出来，麦粒收进了车斗。几趟下来，一亩地就割完了。
　　“姥爷，咱咋不用收割机？”我试探着问。
　　姥爷看了那台机器一眼，慢慢地说：“别人家的地，他们收。咱家的地，我自己收。”
　　“为啥？”
　　他没回答，弯腰继续割麦。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明白了。
　　这块地，他种了大半辈子。每一寸土他都翻过，每一株苗他都摸过。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不对，麦子是夏天收的。一年又一年，他的汗落在这块地里，他的脚印印在这块地里，他的青春、他的中年、他的衰老，都在这块地里。
　　这是他的地。
　　他不想让机器来收。
　　他想最后再摸一摸那些麦子，最后再弯一次腰，最后再用那把跟了他几十年的镰刀，亲自把这一季收成请回家。
　　就像一个人要送别老友，不会让别人代劳。
　　我吸了吸鼻子。
　　这一次，我不觉得累了。
　　太阳爬到头顶的时候，姥爷终于直起腰，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朝田埂那边努了努嘴：“歇歇吧。”
　　我两走到低头的槐树底下，刚坐下，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吃饭了——！”
　　是姥姥。
　　他提着一个竹篮，沿着田埂小路慢悠悠的走过来。头上顶着一块防风沙的头巾，脚上穿着自己缝的布鞋，走得不快，但很稳。竹篮在他手臂上晃晃悠悠，风把盖子吹开一角，露出里面搪瓷盆的白边。
　　“说了别送别送，大热天的。”姥爷嘴上这么说，人却站起来，迎过去几步。
　　姥姥把竹篮搁在树荫下，掀开盖布，一层一层往外拿。一盆米饭，一碗豆角炒肉，一碗西红柿炒蛋，一碟腌黄瓜，还有一壶凉茶。东西不多，但每一样都用干净的纱布盖着，连筷子都用布裹了，怕落灰。
　　“你俩一上午割了多少？”姥姥蹲下来，一边摆碗一边问。
　　姥爷没答，坐下了，端起凉茶先灌了半壶。
　　我替他回：“快一半了，姥姥。”
　　姥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秋天的菊花瓣。她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看人的时候温温软软的，像晒过的棉被。
　　“我们麦麦累坏了吧？”她把筷子递给我，“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
　　我接过筷子，鼻子忽然有点酸。
　　姥姥的手跟姥爷的不一样。姥爷的手是粗粝的，像树皮；姥姥的手虽然也粗糙，但指节没那么大，掌心还有一层薄薄的茧。她的指甲剪得很短很齐，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色——那是土地给她的印记。
　　我夹了一块鸡蛋塞进嘴里，烫的斯斯吹气。
　　“慢些吃，又没人抢你的。”姥姥笑着说，把凉茶往我这边推了推。
　　姥爷闷头吃饭，一口接一口，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吃饭快，像是怕耽误了地里的活。筷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响声。
　　姥姥坐在旁边，自己不吃，就看着我们吃。她手里有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摇，风不大，但匀，刚好够三个人用的。
　　蝉在头顶上叫，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慌。
　　“今年的麦子好。”姥姥忽然说了一句。
　　姥爷嗯了一声，筷子没停。
　　“你爷爷那会儿，也种这块地。”姥姥又说，“那时候产量不行，一亩才收多少？两百来斤。现在你看看，这穗子，多沉。”
　　我知道姥姥说的“爷爷”不是亲爷爷，是姥爷的父亲。那老人我没见过，只在堂屋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看过一眼——黑瘦，颧骨高，眼睛盯着镜头，像盯着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会儿交公粮，”姥姥把蒲扇换到左手，腾出右手给姥爷碗里夹了一筷子菜，“你爹赶着牛车，天不亮就走了。粮站的人拿个铁签子往麻袋里扎，抽出来看看成色，说声‘行’，你爹那一整天脸上才有笑。”
　　姥爷的筷子慢下来，嚼东西的动静也小了。
　　“有一年，”姥姥继续说，声音不大，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天旱，麦子只收了半车。交完公粮，剩下的不够吃到秋。你爹蹲在院子里，一袋烟接一袋烟，抽到天亮。”
　　她停了一下，看了看那片割了一半的麦田。
　　“后来呢？”我问。
　　“后来？”姥姥把蒲扇摇了两下，“后来你姥爷那时候才十来岁，跟你爹去北边工地搬砖，挣了钱买粮吃。你姥爷的肩膀就是那时候压弯的。”
　　姥爷把碗里的饭扒干净，碗往地上一搁，站起来，拿起镰刀。
　　“多少年的事了，还说它干啥。”他转身往麦田里走，步子比刚才快。
　　姥姥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动了一下，不像是笑，倒像是叹气。
　　“去吧，割完了早回家。”她冲那个背影说。
　　姥爷没回头，只把手里的镰刀举了一下，算听见了。
　　姥姥开始收拾碗筷。她把搪瓷盆一个一个码进竹篮里，用那块蓝白格子的布盖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麦麦，你歇会儿再去，别学他，一辈子不知道累。”
　　“我不累，姥姥。”
　　“不累也歇。”她把竹篮挎上手臂，“地里的活干不完，人也得喘口气。”
　　她走了。还是那样，步子不快不慢，脊背微微弯着，像一棵被风吹惯了的老树。走到田埂尽头，她停下来，回头看了麦田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拐上那条回家的土路，慢慢消失在杨树的阴影里。
　　我靠在槐树底下，闭了一会儿眼。
　　太阳已经从头顶偏到西边去了，光线不再是白的，染了一层淡黄。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麦秸的气味和泥土的腥气。我把手插进地上的麦茬里，抓了一把土，攥紧，松开，土从指缝漏下去，有一些留在掌纹里。
　　姥姥说的那些事，我没经历过。
　　但她的手我记得。
　　小时候冬天，她的手总是皲裂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往里面抹蛤蜊油，抹了也长不好。她给我洗脸的时候，那双手碰在我脸上，像粗糙的布。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总把脸往后缩。姥姥就笑，说“姥姥的手扎人，姥姥知道”，然后把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两下，再轻轻碰我的脸。
　　其实是一样的，还是扎。
　　可后来我不缩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就不缩了。
　　我站起来，拿起镰刀，走进麦田。
　　姥爷已经割出去老远，他的草帽在麦浪里一起一伏，像一艘快要沉下去的船。我跟上去，弯下腰，割我那一垄。
　　这回不像上午那么慢了。腰还酸，手还疼，但身体像是记住了那个节奏——弯腰，抓麦，拉镰，起身，放倒。五个动作连在一起，不用想，手脚自己就会动。
　　太阳慢慢往西沉，影子越拉越长。
　　我和姥爷之间隔着一片倒下的麦子，谁也不说话。镰刀割麦的声音此起彼伏，唰——唰——像两个人在对答。
　　有时候我抬头看他，他的背影在金色的光里只剩下一个剪影，瘦，硬，像一把用钝了的刀。
　　地越来越小了。
　　割到最后一垄的时候，姥爷忽然直起腰，把手里的镰刀倒过来，刀柄朝下，插在土里。他转过身，面朝已经割完的那一大片麦茬地，看了好一会儿。
　　我也直起腰。
　　整块地都空了。麦子躺在地上，一捆一捆的，码得整整齐齐，麦穗朝一个方向，像躺下的人在睡觉。麦茬齐刷刷的，矮矮的，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姥爷蹲下去，抓了一把麦茬，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丢掉。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嘎嘣一声，脆得像折断一根枯枝。
　　他没有说话，沿着地边走了一圈。
　　我跟着他。
　　他的脚印踩在麦茬中间，深深的，踩断的麦茬发出细碎的咔嚓声。走到地头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他停下来，摸了摸树干。
　　这棵树我从小就有。树皮皴裂，朝北的那一面长满了青苔，树干歪得厉害，像是被谁推了一把就没站起来。姥爷每年都要砍掉它的一些枝条，怕它倒了砸着人。但它一直没倒。
　　“这树是你姥爷的爹种的。”姥爷说，“那年他得了一个儿子，高兴，就种了这棵树。”
　　这是我第一次听姥爷说起这件事。
　　“那树怎么歪了？”我问。
　　姥爷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收回去，落在树干上。
　　“有一年发大水，风把树吹歪了。你姥爷的爹想把它扶正，扶了几回都扶不起来。后来就不扶了。”他顿了顿，“歪就歪吧，反正根还在地里。”
　　风吹过来，柳树的枝条晃了几下，几片叶子落下来，落在姥爷的肩膀上。他没有掸掉。
　　“走吧，该回了。”姥爷说。
　　我们往回走。姥爷走前面，我跟后面。麦子还躺在地里，明天要来捆，要来运，要来打场。今天的活是干完了，明天的还没开始。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快黑了。
　　姥姥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那个老年机，贴在耳朵上，在跟谁说话。她的声音不大，风把她的话吹过来，断断续续的。
　　“嗯……嗯……麦子割完了……挺好的……你不用惦记……你忙你的……”
　　她看见我们，朝电话那头说了句“回来了，不说了”，就挂了。
　　“谁的电话？”姥爷问。
　　姥姥把手机揣进裤兜：“打错了。”
　　姥爷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他走到水龙头底下，拧开水，哗哗地洗手。水冲到手上，冲下来的泥水在地上淌了一摊。
　　姥姥进了灶房，端出晚饭。一盆玉米糊糊，几个馒头，一碟咸菜，还有中午剩的半碗豆角。
　　我们坐在院子里吃。没有灯，月光够亮，什么都看得见。姥爷吃馒头，掰成两半，夹上咸菜，两口一个。姥姥喝糊糊，端着碗转着圈喝，喝完了用舌头舔一下嘴唇。
　　“明天打场。”姥爷说。
　　“行。”姥姥说，“我把场院扫了。”
　　“你腰不好，别扫了，我扫。”
　　“你那腰还不如我呢。”
　　两个人不说话了，各自吃饭。
　　我坐在中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月光把他们脸上的皱纹照得清清楚楚，像干裂的土地。姥爷的眉毛白了，姥姥的头发白了，他们的手放在桌上，挨得很近，但没有碰在一起。
　　吃完了，姥姥收碗，姥爷又去躺椅上躺着。我帮着姥姥洗碗，她在灶房里烧水，我蹲在旁边，把碗一个一个递给她。
　　灶火的光映在姥姥脸上，红彤彤的。她的手在水里泡着，那些老茧泡软了，指甲缝里的泥土泡不掉。
　　“姥姥。”
　　“嗯。”
　　“那个电话，不是打错的吧？”
　　姥姥没说话，拿抹布擦碗，擦得很慢，一个碗擦了又擦。
　　“你妈。”她说。
　　我没接话。
　　“她问麦子收了没有。我说收了。她说想家了。”姥姥把碗摞好，放在碗架上，“我说想家了就回来。她说回不来，忙。”
　　灶膛里的火矮下去，柴烧成了炭，红亮亮的，慢慢暗下去。
　　姥姥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手，从裤兜里又掏出那个老年机。她按亮屏幕，上面显示着一条短信。她看了几秒，把手机递给我。
　　“念念。”
　　我接过来，短信是妈妈发来的，只有几个字：“妈，注意身体，别太累。”
　　我把这几个字念给姥姥听。
　　姥姥听完了，点了点头，把手机拿回去，揣进兜里。她走到灶房门口，朝院子里姥爷躺着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来，蹲下来，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火又亮了一点。
　　“她忙，我知道。”姥姥说，声音很低，“忙点好，忙了就不想家了。”
　　灶膛里的光一明一暗，映着她的脸，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她的眼睛里有火的光，也有别的东西。
　　我没有说话。
　　院子里，姥爷的蒲扇不摇了。大概睡着了。
　　我走出去，拿了一条薄毯，盖在他身上。他的呼吸很重，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呼噜呼噜的。
　　月亮已经到了屋顶上面。麦田在村外，黑沉沉的一大片，看不见麦子，只看得见空旷。
　　明天还要打场。
　　我搬了板凳，坐在姥爷旁边。姥姥从灶房里出来，也搬了板凳，坐在我旁边。
　　三个人，一院子月光。
　　没有人说话。
　　风吹过来，带着麦秸的气味，和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一个人的电话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