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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料本 这是原主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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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被推开了。
不是轻轻的推开,是一脚踹开的。门板撞在墙上,发出巨大的响声,整个房间都跟着颤了一下。门框上本来就松动的泥巴簌簌地往下掉,落在潮湿的地面上,溅起一小片泥尘。
苏南一站在床边,没有动。
她的左手撑着床头的木柱子,右手垂在身侧,肿胀的手指微微蜷着。她没有坐回去,也没有迎上去。她就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但没有倒下的树。
门口站着三个人。
打头的是张红旗。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黝黑的手臂。裤腿卷着,解放鞋上全是泥。他喝了酒,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夜里没睡好,又像是专门灌了酒才来的。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都是知青点的男知青。一个叫赵铁柱,东北来的,膀大腰圆,是张红旗的“跟班”;另一个瘦高个儿叫孙志文,上海人,平时话不多,但张红旗说什么他都点头。
三个人一进门,屋子里酒气扑面而来。
“哟,”张红旗站在门口,歪着头看苏南一,目光从她脸上扫到手上,又从手上扫回脸上,“没死啊?”
苏南一没有说话。她看着他,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被毒打过的十六岁女孩。
张红旗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皱了皱眉,往前走了两步。他的解放鞋踩在潮湿的泥地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每一步都很重,像在故意制造压迫感。
“我问你话呢,”他停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没死吧?”
“没死。”苏南一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
张红旗的眼睛眯了一下。
他大概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干脆地回答。按照他对苏南一的了解,这个女孩应该低着头、缩着肩膀、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才对。昨晚被打成那样,今天不该是这个反应。
“没死就好。”他的目光在她身上来回扫了几遍,最后落在她包着布条的右手上,“手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苏南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张红旗的表情变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很短,像刀锋上反射的一道冷光,一闪就没了。他回头看了赵铁柱一眼,赵铁柱立刻意会,走上前一步,粗声粗气地说——
“苏南一,你这是什么态度?红旗哥关心你,你还不领情?”
苏南一转过头,看着赵铁柱。赵铁柱比她高一个头,站在那里像一堵墙。她仰着脸看他,目光里没有畏惧,也没有挑衅,就是单纯的、冷静的打量——像记者在采访前观察采访对象那样。
赵铁柱被她看得有些发毛,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张红旗伸手拦住了赵铁柱,说:“行了,别吓着她。”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把那张脸罩得有些模糊。
“苏南一,”他吐出一口烟,“昨晚的事,是个误会。”
苏南一看着他,等他继续说。
“你的手表找到了,不是你偷的。”张红旗弹了弹烟灰,语气像在处理一件公事,“是有人搞错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他没有说“对不起”。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说对不起。
“手表找到了?”苏南一问。
“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
张红旗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他看着苏南一,似乎在判断她这个问题是单纯的好奇,还是别有目的。
“在仓库的角落里。”他说,语气有些不耐烦,“反正找到了就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苏南一没有说话。
她知道“在仓库角落里找到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红旗让人把手表放在那里,然后再“发现”,制造一个“误会”的假象,把昨晚的毒打包装成一个“搞错了”就可以翻篇的小事。
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对施暴者的任何处理。手表“找到”了,事情就结束了。至于她的伤、她的脸、她被踩碎的右手、她被泥水灌进肺里差点死掉的那个夜晚——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她是苏南一。一个□□的女儿,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女孩,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知青。
张红旗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说:“你好好养伤,过几天还要下地干活。公社的活儿不能耽误。”
他说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苏南一一眼。
“对了,”他说,“以后少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那个笔记本,我替你保管了。”
苏南一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动我东西了?”她问,声音还是稳的,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左手在微微发抖。
张红旗笑了笑,这回笑得比刚才时间长一些,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
“替你保管,不是动。你那个本子里写的东西,你自己看看,什么‘想不明白的事’、‘为什么没有人说真话’——这些话要是让别人看见,你以为你还待在这儿?”他的语气像是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这是为你好。”
苏南一沉默了。
她不是害怕,是在快速思考。笔记本被张红旗拿走了——那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里面有原主一年多的记录,有关于父亲的信,有母亲偷偷塞来的那张纸条。那些东西落在张红旗手里,确实是个隐患。但他刚才说“替你保管”,说明他还没有把笔记本交上去,至少目前没有。他留着那个本子,是作为对她的“把柄”,一种控制她的手段。
有把柄,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他真的想把事情做绝,就不会把“把柄”这两个字说出来。
他在试探她,看她会不会慌。
苏南一看了一眼张红旗,垂下眼睛,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颤抖——这一丝颤抖,是她刻意装出来的。
“张知青,”她说,“那个本子是我写日记的,没什么别的。你......你还给我吧。”
张红旗看着她低头的样子,满意地笑了。他大概觉得,这才是苏南一该有的反应。
“等你表现好了,自然还你。”他说,拍了拍门框,“好好养伤。”
三个人转身走了。赵铁柱走的时候,还回头瞪了苏南一一眼,像是警告她别耍花样。
脚步声远了。院子里有人说话,听不清说什么,但能听出是张红旗的声音,带着酒后的张扬和得意,在跟别人吹嘘什么。
苏南一慢慢坐回床上。
她的心在狂跳,但脑子无比清醒。
日记本被拿走了,这是坏事。但好消息是,张红旗没有翻到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如果她判断没错的话,应该还在这间屋子里的某个地方。
她昨晚醒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原主的枕头下面,除了那件棉袄,还有一样东西——一本旧书。不是笔记本,是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文观止》,蓝色封面,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曲,被翻阅过无数次的样子。
她当时没有多想,以为只是原主平时读的书。但今天早上,她在翻日记本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日记本里夹着的那张母亲的信,信纸的质地和那本《古文观止》的扉页一模一样。
不是巧合。
她把枕头翻起来,把那本《古文观止》拿在手里。书的封面很旧,但被保护得很好,还用牛皮纸包了书皮。她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字,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清瘦有力——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落款是“苏明远”,原主父亲的名字。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她仔细翻找。书页之间没有夹东西,但她用手指沿着书脊内侧摸了一遍,在封底的内衬处,摸到一处异样的凸起。
她小心地撕开封底内衬的牛皮纸——那层纸是后来贴上去的,和原书的装订不是一体。纸张脱落之后,露出了一个夹层。
夹层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一叠纸。她把信封倒在床上,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落在被子上——有十几页发黄的稿纸,还有几份油印的文件,以及几张手写的单据。
她先拿起那几张单据。
是一份物资出入库的清单。时间从1975年3月到1976年6月,记录了双河公社知青点接收的各种物资——粮食、煤油、棉被、农具等等。每一笔都有签字,签字栏里是一个叫“张德厚”的名字。
张德厚。
她在原主的日记里见过这个名字——张红旗的舅舅,双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清单上用铅笔做了很多标记,有打圈的,有划线的,还有一些数字旁边的问号。有些页面上有批注,字迹和扉页上的毛笔字是同一个人的——苏明远。
她仔细看那些批注。
“1975年3月,上级拨付知青点口粮1200斤,实际入库800斤,差额400斤。”
“1975年6月,棉被50床,实际入库30床,差额20床。”
“1975年9月,煤油200斤,实际入库120斤,差额80斤。”
每一笔差额,都有对应的去向说明——有些写的是“转卖至XX供销社”,有些写的是“变卖后现金流向不明”。甚至有几处还注明了参与人的名字,张德厚之外,还有一个“张某某”——笔迹在这里犹豫了一下,像是在考虑要不要写下去,最终还是写上了“张红旗”三个字。
这不是一般的记录。
这是一本账。
一本记录了公社干部克扣知青口粮、倒卖物资的黑账。
苏南一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手里拿着的这些纸,就是原主被杀死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为手表。不是因为她拒绝了张红旗的“追求”。那些都是表面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原主手里有这些东西。也许是苏明远留下的,也许是她自己整理出来的。不管怎样,张红旗发现了她手里有这些要命的东西,所以他要让她“消失”。
一个死在雨夜里的十六岁女孩,没有人会追究。死无对证之后,这些纸张就算被人发现,也不过是一个死人的遗物,不会有人当真。
苏南一把这些纸一张一张地铺在面前,像铺开一局棋。
张德厚,公社副主任,手握实权。张红旗,知青点长,他的外甥。两个人联手克扣知青物资,把上级拨下来的粮食、棉被、煤油转手倒卖,中饱私囊。原主的父亲苏明远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这些证据——也许是他被打成□□之前就掌握的材料,也许是他被打倒之后有心人交给他的。他把这些证据藏在这本《古文观止》里,留给了女儿。
而女儿带着这些证据来到了双河公社,来到了张红旗的地盘。
她不是来调查的。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纸有多大的分量。她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带着父亲留下的遗物,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她让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了这些纸。
然后,她就死了。
苏南一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再睁开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任何犹豫和恐惧了。
前世,她是记者。她跑过十年的深度调查,写过上百篇舆论监督报道。她见过无数种黑暗,也见过无数种光明。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力量是打不倒的——真相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些纸不是烫手山芋。它们是武器。
窗外的天完全亮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了半个脸,光线从塑料布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那些发黄的稿纸上,纸上的字迹被照得格外清晰。
苏南一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纸张收拢起来,按照原样放回信封,再把信封塞回书脊的夹层里。她用那本《古文观止》把信封压好,放在枕头下面。
她的右手还在疼。肿没有消,骨裂的地方隐隐作痛,像有根针在骨头缝里扎。但她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心里说:你好好养着,过几天还有大事要干。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这次是轻的,急的,小碎步。
李姐端着一碗热粥推门进来,看到苏南一坐在床边,脸色还好,松了口气。她把粥放在桌上,说“趁热喝,我加了点红糖,补血的”。
苏南一接过碗,喝了一口。粥很稀,米粒少得可怜,红糖的味道甜丝丝的,在舌尖上化开。
“李姐,”她说,声音很轻,“我问你一个事。”
“你说。”
“张红旗是不是有个舅舅,在公社当副主任?”
李姐的脸色变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你别打听这些事,”李姐的眉头皱得很紧,“他舅舅姓张,叫张德厚,公社的二把手。得罪了他们家的人,在这个地方就别想待了。你——你可别乱来。”
苏南一低头喝粥,没有接话。
李姐以为她是听进去了,叹了口气,说“你好好养伤,别想那么多。日子嘛,熬一熬就过去了。”
苏南一“嗯”了一声。
她没有反驳李姐。她理解李姐为什么说“熬一熬就过去了”——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日子确实只能靠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力量,除了熬,还能怎样?
但她不是大多数人。
她有一支笔。
还有一张网。
她把空碗放在桌上,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慢慢活动着。疼,但能忍。每天动一动,筋就不会僵死。过几天消肿了,她就能握笔了。
到那时候,她会让这些人知道——一个十六岁的女知青,手里没有刀,没有枪,但可以有一支比刀枪更厉害的笔。
窗外,塑料布的缝隙里,太阳又升高了一些。
苏北平原的七月,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