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晨曦》满满的夏天

3、原主的故事 通过日记碎

　　苏南一让李姐帮她去找一些跌打药。李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她肿起来的右手，还是出了门。

　　房间里只剩她一个人。

　　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打量着这间屋子。很破，比她想象中还要破。泥墙开裂，稻草屋顶有几个窟窿，能看到外面的天光。靠墙摆了四张木板床，被褥都是灰扑扑的，分不清原来的颜色。她的床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不，那不能叫窗，就是墙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就鼓起来。

　　地上还是湿的，昨晚的雨水从门缝里漫进来，还没完全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泥腥味和煤油味混合在一起的气息。

　　她把那个笔记本重新拿起来，一页一页地、仔仔细细地重新读了一遍。

　　这一次，她不是在寻找信息，而是在认识一个人——一个她已经永远来不及认识的、十六岁的女孩。

　　原主的日记从1975年6月开始，到1976年7月那个雨夜结束，跨度一年多。但前面大半年的记录都很零散，有时候一周写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写一次，字数也不多，大多是记流水账——“今天插了一天秧，累死了”“今天收到姑姑的信，姑父还是喝酒，表弟又逃学了”。

　　语气平缓，像一条没有波澜的小河。

　　但到了1976年春天，字迹和内容都开始变化。

　　“1976年3月20日。阴。”

　　“张红旗今天又找我了。他说公社有个去县里学习的机会，他可以推荐我去。我说‘谢谢张知青’。他说‘你拿什么谢我’。我说‘我……我给你纳双鞋垫吧’。他笑了，说‘鞋垫不值钱’。”

　　“我没接他的话。”

　　“他要走的时候，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他的手很重，拍了三下，每一下都在那儿停了一秒。”

　　“我感觉那不是拍肩膀。”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苏南一读到这一页的时候，手指在“拍肩膀”那三个字上停了很久。她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种试探，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带着占有欲的试探。张红旗在试探这个女孩的底线。

　　日记继续。

　　“1976年4月3日。晴。”

　　“今天公社开会，张红旗让我跟他一起去。我不想去的，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我只能跟着去。”

　　“开会的时候他让我坐在他旁边，给我倒水，给我剥花生。旁边的人看着我们笑，说‘张知青对小苏真照顾’。张红旗说‘应该的’。他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低着头，一口花生都没吃。”

　　“回来的路上，他骑自行车带我。他的手伸过来，放在我腰上。我躲了一下，他说‘别动，掉下去了’。我就没敢再动。”

　　“但我心里很不舒服。像有一只虫子在爬。”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苏南一看到这里，心里已经升起了一股火。不是愤怒，是一种更复杂的、混杂着心疼和悲哀的情绪。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不是不懂，是不敢懂，不敢承认自己正在被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一步步逼近角落。

　　“1976年4月18日。雨。”

　　“张红旗今天来我们宿舍。他喝了酒，脸红红的，说话舌头打结。他当着大家的面说‘苏南一，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说‘张知青你别开玩笑’。他说‘我没开玩笑’。”

　　“同屋的人都看着我，有人羡慕，有人不屑，有人等着看笑话。李姐低着头，什么都没说。”

　　“我说‘我还小，不想这些事’。张红旗的脸拉下来了，说‘你嫌我老？’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他哼了一声，摔门走了。”

　　“他走了以后，李姐跟我说‘你闯祸了’。”

　　“我知道。”

　　这一页的下方，还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像是写完之后想了想又补上去的：

　　“我想我爸了。要是他还在，我是不是就不用怕了？”

　　苏南一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在枕头旁边。

　　她需要喘口气。

　　不是读累了，是被那个女孩的字句压得喘不过气来。每一个字都是一块砖，压在她的胸口上。

　　她想起了一件事。

　　在现代的时候，她曾经采访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个女孩在职场被上司骚扰，举报之后反被开除。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深度报道，标题叫《她的名字不叫“想多了”》。文章发出来之后，收到了很多读者的留言。其中一条留言是——

　　“我就是那个被说‘想多了’的人。我知道那种感觉。不是想多了，是想少了。我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忍了三年，最后辞职走人。我现在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那双放在我腰上的手。”

　　她当时读完这条留言，沉默了很久。

　　现在，她才真正理解那种感觉——不是用记者的职业同理心去理解，是亲身去感受。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肿胀还没有消，淤青从手背蔓延到手腕。这是那个张红旗让人打的。不，不是“让人打的”，他本人就是施暴者之一。那双碾碎她右手的解放鞋，就是张红旗的脚。

　　她记住了。

　　她坐起身，试着活动了一下肩膀。全身都在疼，像被人用棍子从头到脚敲了一遍。肋骨那里尤其痛，深呼吸的时候像有针在扎。可能有骨裂，也可能是挫伤。在这个地方，这两种伤都得不到治疗。

　　她得自己想办法。

　　她环顾四周，看到床头放着一面小圆镜，巴掌大，塑料边框裂了一条缝。她拿起来照了照自己的脸。

　　瘦。太瘦了。颧骨突出，下巴尖尖的，脸色蜡黄，嘴唇干裂，额头上有几道结了痂的伤口。但眼睛——那双眼睛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苏南一眼神是灰的，像两口干涸的井。镜子里这双眼睛是亮的，有一种不属于十六岁少女的沉静和锐利。

　　那是前世的她——一个跑了十年新闻的老记者——的眼神。

　　她放下镜子，心想：这张脸和这双眼之间的反差，迟早会被人看出来。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她要面对的是更紧迫的问题——她在这个时空的处境。

　　她原名叫什么来着？不，应该说，她前世叫什么？她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发现那个名字已经开始模糊了。这让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她怕自己忘了前世的一切，忘了自己曾经是谁，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她闭上眼睛，用力回想。

　　苏……不对，那是这个身体的名字。她的名字是……

　　算了。

　　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记者。这个身份不会因为穿越而改变。记者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是写在身份证上的。

　　她重新拿起笔记本，从后面开始往前翻。她要搞清楚这个女孩的完整背景——父母、家庭、社会关系、所有的底牌。

　　日记的前半部分是琐碎的日常记录，但有一些信息很有价值：

　　父亲的经历：苏南一的父亲叫苏明远，原是苏省某县中学的语文教师。1966年被划为“□□”，1968年被关进“学习班”，1970年病死在“学习班”里。母亲叫周惠兰，原是县纺织厂的工人，父亲出事后改嫁到外县，再也没有联系过原主。

　　姑姑家：姑姑是父亲的妹妹，嫁给了本县一个工人。姑父叫赵德贵，在县农机厂上班，常年酗酒，喝醉了就打人。原主寄养在姑姑家九年，日子过得比在知青点好不了多少。

　　户口和成分：原主的家庭成分是“□□+工人”。这个成分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多说。

　　日记里还夹着一张纸，被折成了一个小方块，压在本子的封底夹层里。她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封信，没有信封，没有落款，但字迹和日记本上的不一样，更工整，更成熟。

　　“南一：

　　你姑姑托人带话，说你下乡了。我想了很久，还是给你写这封信。你姑父不让我写，我把信偷偷塞在给你捎的棉袄口袋里，你找找看。

　　你下乡了，我就不去送你了。你知道妈这个人，一辈子不敢出头。你爸的事，妈对不住你。但妈也是没办法，一个女人，带着你，你姑妈说‘不改嫁谁养你们’，妈就改了。你恨妈，妈不怪你。

　　你在乡下要照顾好自己。那个张红旗，妈托人打听了，不是个好东西，你离他远点。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回来，妈给你想办法。

　　棉袄口袋里还有十块钱，你收好，别让人看见。

　　你爸的事，妈一直想跟你说清楚，但妈说不出口。等你长大了，妈再跟你说。

　　你爸是个好人。他什么都没做错。

　　妈对不起你们。”

　　苏南一读完这封信，把它重新折好，放回笔记本的封底夹层。

　　她想，原主应该是收到了这封信的——信上提到的那件棉袄，就叠在她的枕头旁边。但她有没有看到这封信，就不知道了。也许看到了，也许没来得及。

　　十块钱。她伸手去摸那件旧棉袄的口袋，果然摸到了一张纸币。是1974年版的十元纸币，工农兵大团结的图案，已经皱巴巴的了。

　　她把钱收好。

　　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原主的形象在她脑海中逐渐清晰了起来——一个出身底层、父母离散、寄人篱下的女孩。十五岁下乡，十六岁被诬陷、被打死。没有人在意她的死活，甚至没有人会为她讨一个公道。

　　除了她自己——不，应该说，除了住进这具身体里的另一个苏南一。

　　她看了看窗外，天已经大亮了。公鸡叫了好几轮，远处有炊烟升起，狗在叫，有人在说话。双河公社知青点的一天开始了。

　　对她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天。

　　她深吸一口气，用那条还能动的左手撑着床沿，慢慢站起来。腿在发抖，头晕得厉害，但她咬咬牙，站稳了。

　　她没有时间躺着养伤。

　　张红旗很快就会回来。等她“好了”之后，张红旗会怎么对付她——日记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会继续“拍她的肩膀”，继续“骑自行车带她”，继续在众人面前说“苏南一你什么时候嫁给我”。然后，如果她再不答应，下一次就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了。

　　她有前世的记忆——她知道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

　　她看着自己肿胀的右手，心想：这只手现在还不能握笔，但它迟早会好的。等她能握笔了，她要写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关于张红旗的——对付张红旗，她不需要用笔，用脑子就够了。

　　她要写的，是更大的事。

　　那件更大的事，她昨晚在梦里——不，在弥留之际——已经模模糊糊地有了一个念头。

　　1977年。

　　她在现代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稿子，查过大量史料。她记得很清楚——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那是改变一代人命的大事件。

　　而现在，是1976年7月。

　　距离那场考试，还有一年半。

　　她望向窗外。塑料布的缝隙里，可以看到远处公社的屋顶，屋顶上有一面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

　　她攥紧了左手，指甲嵌进掌心。

　　一年半。

　　够了。

　　她要用这一年半的时间，做一件事——活着，并成为那个可以在考场上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不是李姐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好几个人的，杂沓沉重，从院子那头走过来。

　　有人在说话，声音很大，带着酒气——

　　“那个苏南一，装什么死？我张红旗今天倒要看看，她到底死没死。”

　　苏南一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那是一种她在前世已经用过无数次的眼神——记者盯上一个选题时，猎物还没有察觉，猎人已经扣动了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