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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阿爸 罗布是在第 ...

  •   罗布是在第七天叫出那声“阿爸”的。那天下午没有天葬,桑杰去泉眼边磨那把用了二十一年的砍骨刀,徐云深在石屋门口整理这两个月的记录,把零散的纸页按时间顺序排好,用德吉卓玛给的棉线装订成册。罗布坐在他旁边,腿上摊着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到第三页。那页上写着他阿爸的名字——次仁。藏文和汉字各一行,中间空了一格。他已经盯着那页看了很久,久到旱獭在他脚边翻了个身,用尾巴拍了一下他的脚踝。他没有反应。

      然后他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夹在胳膊下面,朝村口走去。步伐不快,每一步落地的时间比平时长,但方向很明确。旱獭从地上爬起来,抖了抖毛,跟在他后面。它现在胖得走路都晃,四条短腿交替移动的速度几乎赶不上一个八岁孩子正常的步速,但它还是跟着,像一团忠诚的、毛茸茸的、喘着粗气的影子。

      次仁的石屋门口,那个男人正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他今天看起来比刚到那天好一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右手也不再一直按着右腰侧。看到罗布走过来,他下意识站起来,动作太快,扯到了什么,眉头皱了一下又迅速松开。他不想让罗布看到自己疼。

      罗布走到他面前,翻开笔记本。他把那一页竖起来给他看——次仁。阿爸。中间空着一格。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抬头看着那个男人,用一种很轻的、不太确定的、但努力说出口的声音,说了两个字。

      “阿爸。”

      不是喊。是叫。像第一次学说话,像刚认识这两个字的读音。但他说了。

      次仁站在那里,左手还按着右腰侧。这个在日喀则建筑工地上扛了六年水泥袋、被钢管砸断过两根肋骨、在医院走廊里握着妻子的手直到她的手变凉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男人,在高原这个晴朗的午后,听到自己等了六年的儿子叫了一声“阿爸”,全身开始发抖。不是哭——是抖。从头到脚都在抖。他伸手想去摸罗布的头,手伸到一半停在半空中,手指弯曲着,不敢落下去。

      “罗布。”

      “嗯。”

      “再叫一声。”

      “阿爸。”

      他把罗布拉进怀里。那只停在半空中的手终于落下去,按在罗布后脑勺上,和桑杰按罗布后脑勺的动作一模一样——轻,稳,但他在抖,所以那只手也在抖。罗布的脸被他按在胸口,听到胸腔里传来一种压抑的、沉闷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碎裂了又拼回来。旱獭在他们脚边蹲下来,仰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低下头,开始啃次仁松开的鞋带。

      桑杰从泉眼方向走回来,砍骨刀扛在肩上,刀刃还挂着水珠。他远远看到石屋门口这一幕,没有走近。他在距离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把砍骨刀从肩上卸下来,刀尖朝下插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不需要被看到也不需要被感谢的见证者。徐云深站在他旁边,手里还拿着那根棉线和一根弯针。他刚才装订到一半看到罗布往村口走,就放下针线跟了过来。

      “他叫了。”徐云深说。

      “嗯。”

      “第七天。”

      “够了。”

      那天傍晚,次仁做了一件所有藏族人都会做但他在外面六年没有做过的事——他借了次仁老者的经筒,坐在石屋门口,对着冈仁波齐的方向转了一个晚上。他转经筒的动作很生疏,时不时会卡住,转几圈就停下来重新调整手势。但他就那样坐着,一圈一圈转,直到天黑透了,直到星星一颗一颗从高原的夜空中浮出来。

      罗布坐在他旁边,拿出骨笛——不是旦增那支真正用来召鹰的骨笛,是桑杰用木头给他削的练习笛,短而细,只有三个孔。他吹了六个长音。不标准,第二个音偏低,第四个音漏气,第六个音还没吹到一半就断了。但调子是对的——那六个传给秃鹫的音,一个八岁的孩子正在用自己还不成调的气息学着吹。

      次仁听着。他没有问“这是什么曲子”,他听懂了。在外面漂泊了六年,在工地上扛钢管、在货场里卸水泥、在医院走廊里坐到天亮——他忘了雪山长什么样,忘了经筒转一圈是什么声音,忘了酥油茶里应该放几块酥油。但他儿子的笛声一响,他想起来了。不是用脑子想起的,是用骨头想起的。在日喀则医院那个最后的夜晚,妻子握着他的手说过一句话:“回家。回普布村。那里有人等。”他没问等的是谁。现在他知道了。不是等一个人,是等一个音。那个音在他儿子的笛子里,在这片高原上,在一代传一代的六个长音里。他跟着笛声在喉咙里哼出了第七个音。他不知道第七个音是天葬师吹给活人听的——在经文念完、秃鹫散去之后,单独吹给那个躺过天葬台的人的最亲近的人。他只是在最后一个音消失之后,不由自主地让声音继续往前走了。

      罗布听到了。他把木笛从嘴边放下来,抬头看着父亲,眼睛很亮。

      “阿爸,你会吹。”

      “不会。”

      “你刚才吹了。”

      “那是哼。”

      “哼也是吹。阿爸,你再吹一个。”

      次仁张了张嘴,没有声音出来。他已经不会了。在工地上的六年里没有经筒,没有骨笛,没有任何可以让他记住自己是谁的声音。但他儿子的眼睛看着他,于是他试了一下。喉咙深处挤出一个模糊的、微弱的声音——不是旋律,只是一个音。很短,很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太久终于找到了一条缝。那个音和那六个召鹰的长音没有任何旋律上的关联,但它确实存在。罗布认真听完,点了点头。

      “阿爸,你这个音不在骨笛上。骨笛只有六个音。你的是第七个。”

      “第七个叫什么。”

      罗布想了很久。他把木笛翻过来看那三个孔,又翻回去看吹口,然后抬头看着父亲。

      “叫阿爸。”

      那晚石屋里只有桑杰和徐云深两个人。桑杰在画画——不是秃鹫,是那只旱獭。罗布央求了不知多少次,说“秃鹫太多了旱獭一只有点孤单”,他才同意在墙上最角落里给旱獭腾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他的画风不太适合画哺乳动物——旱獭被他画得圆滚滚的,两只前爪缩在胸前,更像一只没有翅膀的秃鹫。但他画得很认真,每一笔都慢慢填。

      徐云深在火堆对面坐着,看着他画。片刻后,问了一个他想了很久的问题。

      “桑杰。你八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叫你师父阿爸。”

      桑杰的手没有停,画笔在粗布上慢慢拖过,留下一道暗褐色的弧线。

      “没有。”

      “为什么。”

      “他有名字。叫丹巴。天葬师丹巴。村里人都这么叫他。”

      “你叫他什么。”

      “师父。”

      桑杰把画笔放在石台上,转过身来看着徐云深。火光在他琥珀色的眼睛里安静地燃烧,像普布错冬天最深处的湖水——不结冰,但深不见底。

      “他问我。要不要叫阿爸。我说,你是师父,不是阿爸。他笑了一下,说——对,是师父。他没有不高兴。他就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教我磨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问过。”

      “你后悔吗。”

      “不后悔。他是师父。我记住他是师父就够了。他不是我阿爸,但他是我记住的人。洛桑奶奶也不是我阿妈,但她的名字我念进经文里。叫不叫不重要。记不记得才重要。”

      他说完转回去继续画旱獭。那只不像旱獭的旱獭渐渐有了眼睛,有了爪子,有了那条胖得卷不起来的尾巴。他把尾巴画成了卷的,然后自己看了片刻,又用笔尖把卷尾涂掉,改成了直的。

      “画错了。旱獭的尾巴不卷。”

      徐云深忽然笑了一下。不是觉得桑杰画得不好,是想起来刚来普布村时桑杰说过的话——“我不怕死,我怕没活够。”那时候他以为这句话是天葬师对死亡的某种抽象态度。现在他知道不是。桑杰活够的方式,就是记住。记住洛桑奶奶的经筒该怎么转,记住旦增的第四个音还在飘,记住旱獭的尾巴是直的不能卷,记住罗布的父亲叫次仁——和次仁老者同名,都叫长寿。

      那夜徐云深写完记录准备入睡时,发现桑杰没有念经。他就坐在门口,背靠着石门,手里握着洛桑奶奶的经筒,一圈一圈转着。经筒转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清脆而规律,和远处旦增吹骨笛的六个长音交替起伏。他也在哼第七个音——不是罗布父亲的第七个音,不是罗布在村口对着星星吹的那六个不标准的长音后面跟着的那个“阿爸”。是另一种第七个音。是天葬师在经文念完、秃鹫散去之后,独自坐在天葬台边缘,对着冈仁波齐吹的那个没有名字的调子。那个调子只在有必要的时候响起——今晚有必要。今晚罗布有了阿爸。今晚次仁知道自己会被记住。今晚旱獭的尾巴被纠正为直的。今晚所有的名字都在经文里有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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