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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台上的星光(上) 夏无思这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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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无思这辈子做过最出格的事情,大概就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可那时候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从小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里长大。父母是这座二线城市里最寻常不过的工薪阶层,住着九十平米的老房子,开着一辆开了七八年的代步车。她的幼儿园是小区门口那个,小学是片区分配的,初中高中按部就班地念完了,成绩不好不坏,人生轨迹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大学的时候,她跟着社团去山区支教了半个月,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看见什么叫“贫困”——不是电视里的画面,不是书本上的数据,而是一个六岁的孩子穿着露脚趾的鞋,走了两个小时山路来上课,怀里还揣着一个舍不得吃的煮鸡蛋,说“老师,给你。”那个鸡蛋她没有吃。她把孩子搂进怀里,哭得像个傻子。
从那天起,夏无思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大概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不想赚很多钱,不想住很大的房子,她就是想做一些小小的事情,让那些孩子的路好走一点点。于是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所有看起来“体面”的工作机会,一头扎进了一家并不起眼的公益机构。工资刚好够付房租和吃饭,同事们笑她“穷得只剩理想”,她也跟着笑,觉得日子过得踏实。
她遇见尚屿珩,是在一次公益项目的考察中。那天她带着十几个山区的孩子在一所新建的乡村小学里做活动,孩子们围着她又唱又跳,她被闹得头发都散了,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抬起头的时候,阳光正好从教学楼的方向打过来,逆光里站着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年轻男人,正低头看着什么文件,身边跟着两个工作人员。他很高。这是夏无思对他的第一印象。
后来她才知道,他是资助方派来的代表。整个项目的资金、规划、建设,背后都有尚氏集团的影子。但那天他表现得就像一个普通的爱心人士,甚至没有主动介绍自己的身份。他只是站在一旁看了很久,然后走过来,蹲下身,和那个送她鸡蛋的男孩平视着聊了几句。他问男孩喜欢什么,男孩说喜欢踢球,他就认认真真地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你是这里的老师?”他站起来,看着她,眼神很干净。“我是机构的项目专员。”夏无思擦了擦脸上的灰,伸出手,“夏无思。”“尚屿珩。”他握住她的手,力道不轻不重,掌心干燥温热,“辛苦了。”
那次之后,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开始频繁地打照面。公益项目的落地涉及太多环节——选址、建设、验收、后续运营,三十二岁的尚屿珩作为资助方的项目对接人,几乎每个月都要往山区跑。而二十八岁的夏无思是机构派驻一线的执行人员,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她都烂熟于心。两个人常常在同一条山路上遇见,在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对着表格和预算讨论到天黑,然后再一起坐着颠簸的面包车回到镇上。
尚屿珩来得很勤。勤到夏无思一度觉得奇怪——一个资助方的项目经理,用得着每次都亲自跑现场吗?那些山路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了,好几次他们坐的那辆破面包车在半路上抛锚,几个人下来推车,满手满脸都是泥。尚屿珩从来不抱怨,他甚至会在推完车之后笑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很重很重的东西。她不知道的是,尚屿珩确实不需要亲自来。他完全可以坐在城市最高那栋写字楼的顶层办公室里,看着下属提交的报告和照片,签几个字,拨一笔款,然后这件事就算完成了。以尚氏集团的体量,这些公益项目甚至连他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夹都占不满。可他偏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