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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离开的预演 那年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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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我真的没去彭伯利。
我在剑桥待到圣诞。每天上课、看书、在图书馆里坐很久。窗外是无穷无尽的雨。我的左手在阴雨天会疼,是骨头深处的那种隐痛,不剧烈但持久,像有人在骨髓里弹一根生锈的琴弦。
我给达西写信,比从前更简短。不提彭伯利,不提冬天,不提身体。
只写剑桥的课程和偶尔读到的好书。他回信也简短了。他大概在麦里屯,大概还在为宾利和班纳特的事心烦,大概还在反复思考“解药”的含义。
但他不写这些。他写的还是湖面的冰、乔治安娜的钢琴课、佃户的纠纷。
我们都在往后退。不是疏远,是试图给自己和对方留出空间。但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怎么保持“适度的距离”。
我们的距离只有两种,他在崖底找到我之前的陌生,和之后绑在一起的共生。
没有中间值。
有一夜我在宿舍里发烧。不是大病,只是受了风寒。但人在发烧的时候总容易想一些不该想的事。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被壁炉映出的光影,忽然想到,如果达西真的娶了伊丽莎白,我的位置在哪里?
不是嫉妒。
那和伊丽莎白无关。是关于我自己的身份。
我是达西的什么?
不是兄弟。不是情人。不是一个能被任何社交标签定义的存在。
我是他的过去,他的伤痕,他的不能言说的隐痛。
他是一个背负着我的人。而一个背负着过去的人,怎么能轻松地走向未来?
我在那一刻终于理解了他在伦敦那晚的沉默。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伊丽莎白。他是不知道带着我该怎么喜欢别人。
他的愧疚不是情感,是他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不再愧疚了,他还是达西吗?
而我呢……?
如果我不再被他愧疚着,我还是爱德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