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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馆 她在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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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下学期,林见微开始频繁地泡图书馆。不是自习室,是二楼最里面的数学区。那里人少,书架之间的过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经过,窗户朝北,光线永远是匀净的灰白色。她习惯在靠墙的那排书架前站着翻书,一翻就是一整个下午。
苏晚问她为什么不去自习室,她说自习室太吵。苏晚说自习室明明比图书馆还安静,她说不是声音的吵,是人在的吵。苏晚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又觉得哪里不对——什么叫“人在的吵”?她追问过,林见微说:“自习室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翻书的声音、转笔的声音、叹气的声音、偷吃零食的声音。这些声音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嗡嗡声。不是真的嗡嗡,是脑子里的嗡嗡。”苏晚说你这形容也太玄了,林见微说你去一趟数学区就知道了,那里只有书。
数学区在二楼走廊尽头,拐两个弯,穿过一排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架,再经过一间常年关着门的小阅览室。来这条路的人本来就少,来数学区的人更少。数学区的书架比别的区高,最上面那层要踮脚才能够到,最下面那层几乎贴着地面,要找书得蹲下来。书架和书架之间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经过,如果有人在对面的过道找书,你能听到他翻书页的声音,但看不到他的脸。林见微喜欢这种窄。她觉得被书包围的感觉很安全,四面都是书脊,每一本书都比你安静,但每一本书都能跟你说话。
她常在那排书架前站着翻书,一翻就是一整个下午。有时候是找参考文献,有时候是随便翻,翻到什么看什么。她发现数学区的借阅记录很有意思——那些卡片上的借阅日期稀稀拉拉,有些书三五年没人碰过,有些书某一两年特别密集,像是被同一个人反复借阅。她开始留意那些借阅记录。不是刻意,是一种本能——她对数字敏感,对模式更敏感。当同一个借书证号在一排书上反复出现时,她不可能注意不到。
那个借书证号是0327。
她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号码是在一本《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借阅卡上。那本书她已经借过两次,每次都注意到借阅记录上有一串连续的日期,间隔均匀,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人借走一次。她翻了翻其他几本金融数学方向的专业书,发现同样的号码出现在不同的卡片上,借阅日期从几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她开始刻意找这个号码。不是想干什么,只是好奇——一个人要研究什么,才会把整个数学区的金融类书籍全部翻一遍?
后来她把这种追踪变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借书都会先查一下借阅记录,看看有没有0327。如果有,就翻到扉页和页边,找那些铅笔字。她已经知道这个号码的主人是谁——陈修远,数学分析课的教授,那个板书整齐得惊人的中年男人。他的借书量很大,借阅频率稳定,从不逾期,从不丢书。她甚至能从借阅记录的波动推测他的研究节奏:某几个月特别密集,大概是手头有课题;某几个月几乎不借,大概是出国访学。她从来没有刻意去查他的行踪,只是自然而然地记住了这些规律。
她开始系统地翻找那些有陈修远借阅记录的书。每一本都不放过。她发现他的批注风格很统一——永远是铅笔,字迹细密,起笔收笔都很轻,像怕把书页弄疼了。批注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候是一个更好的解法,用一两句话点出更简洁的路径。有时候是一行“此假设已失效,参见某某文献”,附一个缩写,大概只有他自己能看懂。有时候干脆只有一个问号,画在某个结论旁边,没有多余说明,意思是你得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这里有疑问。他从来不署名,只在翻到某一页时发现多了一行细密的小字,然后用铅笔接一句,画一个方框,把书放回原架。
她开始在他有批注的书里贴便签。
第一张便签是两周前贴的。她在《企业融资结构优化的数学模型》的扉页上看到了那行铅笔字——“P48的公式有一个更好的解法”,翻到第四十八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证明。她在那一页贴了便签:我用数值方法也验证了。两周后她再次借出那本书,翻开第四十八页,她的便签还在,空白处多了一行铅笔字:这个更简洁。附了一个新的推导过程,用另一个变量替换省掉了三步。
她靠在那排书架上,把那个推导看了三遍。第一遍是验证逻辑正确。第二遍是拆解他的思路——他是怎么想到从那个角度切入的。第三遍她发现自己嘴角是翘着的。不是笑,是那种被人在专业上认可之后不由自主的反应。
她在便签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回应他的推导,是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这个变量替换用在美式期权的提前执行模型里会怎样。然后她把书放回书架,放在比原来高一层的位置上,因为高一层更容易被先看到。
从那以后,她开始通过这种方式和陈修远对话。不是见面,不是发邮件,不是课后去讲台前问问题。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她会在便签上写三遍才贴在书上——草稿、修改、定稿,因为她知道他在下一次借阅时才会看到,她不想浪费一次交流的机会。而他也会在书页边缘用铅笔回应,有时是一句“不对,重推”,有时是一行“这个方法没用过,继续”,有时只是一个画在便签右下角的小方框——表示知道了,表示可以了,表示继续往下走。那些书成了他们之间的私密通讯录。不需要约时间,不需要寒暄,不需要说“谢谢老师”或“继续努力”。只有书、铅笔、便签,一行一行的推导,像某种只有他们两个能读懂的密码。
她发现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不止数学,金融工程、资产定价、博弈论的书上都有他的批注。有些批注只有一两个字,比如“错了”,后面跟着一个页码,翻到那一页就能看到他纠正的地方。有些批注很长,从页眉延伸到页脚,挤在印刷文字的缝隙里。她跟着他的批注走,读完了他这些年借过的很多书,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到《企业融资结构优化的数学模型》,从《期权定价理论与实务》到一些她原本不会碰的书——《行为金融学导论》、《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设计》、《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有些书她觉得自己可能没读懂,但仍然把便签贴在上面,因为有时候不懂比懂更重要——不懂意味着有地方要补。
有一本《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设计》,她在扉页上发现他写的一行字:此假设在中国的语境下不完全成立。下面标了一个日期。她查了那天的日历,发现是元宵节。她在那行字下面贴了一张便签:也许不是语境的问题,是博弈结构不一样。下次她翻到那本书时,便签被取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直接写在书页边缘的一行铅笔字:说清楚,哪不一样。她看着那行字,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压力——不是被要求回答的压力,是被期待推进思考的压力。她知道如果自己在便签上写一段不够严谨的推理,他会在下一次还书时用四个字把她打回原形。但她同时也知道,如果他打了,那一定是因为他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因为他不耐烦。
有一天苏晚在宿舍问她:“你天天泡图书馆,一待一整天,到底在干嘛呢?谈恋爱?”
林见微正在往笔记本上誊抄一份从书里找到的批注,头也没抬:“跟人说话。”
“跟谁?在图书馆里跟谁说话?你每次去都是一个人啊。”
“一个不记得在哪见过的人。”
苏晚从床上探出头来,盯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缩回去:“林见微,你大概是全学校唯一一个能在图书馆里跟人说上话还不用真的说话的人。”林见微没回答。苏晚后来在日记里写:她说她不是自己去的——她每周末都在跟一个不记得在哪里见过的人说话。我不懂数学,但我觉得那比谈恋爱高级。
其实林见微知道那个人是谁。但她从来没有在课后去问他任何问题。不是不想问,是觉得不需要。他已经在书里回答了她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那些用铅笔写在页边空白处的批注,那些画在结论旁边的小问号,那些指向另一本书另一章节的简短索引。而她还没有想到的问题,他也在用那些空白引导她自己去找答案。她会站在书架前,盯着一个孤零零的问号想很久,然后带着这个问题去查别的书,把答案写在便签上,等待下一次回应。这种方式让她觉得安全——不需要面对面,不需要考虑措辞,不需要担心自己问的问题是不是太蠢。她可以在便签上写三遍,而他在下一次借阅时才会看到。他们之间隔着一整个图书馆的书架、漫长的借阅周期、以及足够让她想清楚每一个问题的时差。
那学期她做了一件事。她拿着陈修远那本《经济数学基础》的教材,把封面上他的名字描了一遍。不是用铅笔,是用手指。从“陈”字的耳刀旁开始,到“远”字的最后那一捺。描完之后她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名字隔着一行空白。然后她合上书,放在书架上那个她专门留出来的位置——比原来高一层,左边是0327最近一次借过的几本书,右边是她自己贴了便签还没收到回复的几本。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位置。但每次来数学区,她的脚步会自动拐向这里。她会抽出《企业融资结构优化的数学模型》,翻到扉页,看看有没有新的铅笔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她就把书放回去,去翻别的。有的时候她会靠着书架看很久,然后撕下一张新的便签。
便签纸已经用掉了大半本。她计算过每一本便签纸的张数,三块钱一本,一张不到一分钱,但写在上面的话无价。